曾国藩作为晚清久受传统文学影响的士大夫，饱受传统经典之学的影响，却有与一般传统士大夫不一般的见识，即在其晚年时重视西学文献的作用。根据现有文献，虽已无法了解其阅读西学文献的数量与具体书目，却可以发现在他的影响与支持下，一大批的西学文献得以在中国刊刻、流传，或许其本意是在乎于西学文献中的“技艺”与“机巧”，但在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里，却泛起了大大的波澜，让近代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投身于近代科学事业中去，并由此而产生了诸多重大影响，这恐怕是极力主张翻译西书、阅读西书的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在无形之中，曾国藩成为中国近代西学文献的一个倡导者与推动者——尽管骨子里，他不一定情愿。
一、中国近代西学文献阅读的推动者与倡导者
（一）翻译馆和印书处的设立
曾国藩从1861年攻克安庆后，在安庆创办军械所；1865年，建成江南制造总局。面对当时无制利器之根本——书籍这一问题，曾国藩认识到了西学文献的重要性，他接受科学家徐寿的建议，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他认为“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基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可以看出，曾氏认为西学文献，对其制造机械的重要性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后，曾国藩先后礼聘李善兰、徐寿、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以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为该馆的主要翻译人员，这些人员都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最为重要的人士，从其所聘任的人员名单中，亦可见其对当时西学人士的认识与重视。
翻译馆译著宗旨明确，译述方法亦详有考究。据英国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载：“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之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文中所提“华士”应为翻译馆中中方人员，西人翻译，华士笔述，相互间的数次修改润色，既说明了翻译馆译述方法非常讲究，亦可见其态度之严谨。通过曾国藩日记中，发现他时常光顾翻译馆，亦有机会成为所译文献的第一读者。
曾国藩在其奏折中提及1868年所译之书：《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出于奏折的严肃性，我们亦有理由相信他对这四种书进行过详细的阅读之后方敢写于奏折之中。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在其日记中记载所读之西学文献，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他阅读西学文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修身之需，而是出于其现实所迫；二是他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对西学文献并不是完全认同，而且他也清楚其日记所能起到的影响效应；三是作为当时肱骨之臣的他，亦有出于其他包括政治方面的需要等原因。
（二）曾国藩之于西学书籍的刊印
曾国藩晚年重视西学之书的刊印，推动了西学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在翻译馆的经营过程中，他除了给予经费支持外，甚至对于某一文献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对文献刊刻亦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来说，馆中要翻译某一书籍时，馆中人员都会向他请示，以决定是否要翻译、刊刻。在现有的文献中，有两个事例表现表现明显：在对《几何原本》和《中西合璧字汇》的翻译。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对于《几何原本》的刊刻过程中，所起作用甚大。在他听到李善兰说“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之后，即委托李善兰重校已毁版的《几何原本》后九卷，并出资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合刻，因其忙于北上剿捻，故并命其子纪泽代为作序，但曾氏对其子所序非常满意，“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以至于他在给其子纪泽时就说道“《几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现在看来，曾国藩所谓的“难显之情”可能是曾氏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算学的一种表达，他自认“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但是他却能为此而敢于承认，而且印发数量达百部，这对于当时并不发达的印刷业来说，亦非小数。曾国藩或认可或呼吁后人去阅读新学之书，对其后人所起影响很大，其长子纪泽对于数学颇有研究，同治七年，曾国藩所资助李善兰出版的《则古昔斋算学丛书》，其中的《垛积比类》四卷即由曾纪泽校算出版的，更出奇的是，曾国藩同意其次子曾纪鸿从李善兰游，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数学家，亦在不意中成就了纪鸿四代一脉相承的数学世家。后来，曾国藩甚至同意其长子学习英语，以掌握西方科技的基础。亦可见其对于此类书籍的重视。
1868年，在《中西合璧字汇》的编译过程中，曾国藩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说：
“洋人自通上国，所至语言文字，无不容心。而中邦人士能晓西文者，寥寥罕觏，往来文牍，翻译间有歧误，亦属考证无资。尊议欲纂《中西合璧字汇》一书，洵为当今至要之关键，诚能开馆纂辑，使翻译诸生分类编修，教习之师随时裁定，则业既专精，功亦易就，书成之后，实为治国闻者所必资，亦奇观也”。
这段论述，可见曾国藩对于西学读物认识还是很深刻的。第一，他充分认识西文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因没有很多知晓西文的人，导致了“往来文牍，翻译间有歧误”；第二，他认识到了《中西合璧字汇》这种工具性的文献在西文阅读中的考证作用；第三，他也简要说明了翻译过程，“使翻译诸生分类编修，教习之师随时裁定”，这样所翻译出来的《中西合璧字汇》，能做到“业既专精”。需要说明的是，1868年，曾国藩即将调任直隶而不官两江，但他仍说道“上海制造翻译，关系全局，鄙人虽不官两江，尚不肯置之不问。”足以看出曾国藩对于翻译馆的重视。
西学文献翻译刊刻后，曾国藩大部分都进行了传发，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同治十年，曾氏在《复吴大廷》时说“西人轮船水师阵法、炮位诸书，次第购到，译刊传发，从此，操练有所矜式，闻之嘉慰”。
（三）曾国藩翻译西学之书的根本目的与现实效应
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大量的西学之书得以传入中国。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所以曾国藩所引进的是西方的以坚船利炮为特征的科学技术而已，却开启了中国近代西学文献阅读的高潮的到来——因为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大量西学译著得以出版，诸多的西学文献进入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亦应如此，奠定的中国近代许多学科的基础。如华蘅芳所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介绍了代数、微积分、概率论，为中国近代数学的阅读视野得到大大的拓宽；《格致启蒙》、《炮法求新》、《光学》、《电学》则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泰西采煤图说》、《金石识别》等书奠定了矿物学的基础；徐寿译的《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书奠定了近代化学之基础；《谈天》首次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等等。这些译著的出现，拓宽了人们的阅读视野，特别是对于浸润于传统文化的中国来说，启迪和培养了诸多中国近代科学人才，对于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自成立之后的近四十年中，共翻译了151种图书，内容包括军事、船政、数理化、工艺制造等西学之书，虽说，这些书不一定都与曾国藩都有关系，但他成立翻译馆，大量西学之书的编辑出版是在其“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而且推动了由“中体西用”到“全面学习西方”的转变，对近代中国科技知识的启蒙和传播，影响深远。
二、曾国藩重视西学文献阅读的原因
从上文所述中，可见曾国藩对于西学文献的重视与作用，虽说在现有文献中无法证实其所阅读的西学文献的数量与书目，但通过其他方面的材料足可见其对于西学文献的重要性的认识。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亦可见其过人之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一是曾氏自身的人生际遇所需；二是其所主张的“经世致用”阅读思想所决定的；三是曾氏周围的人员推动。
（一）曾国藩人生际遇的原因
曾国藩所处之时代，正处封建社会末期，而此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是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社会思想等都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正日益猖狂的侵略着“正在沉睡着”的东方雄狮——中国，包括军事上的占领与思想领域的传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曾国藩有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感，由认为是清政府“和戎政策”转变为比“五胡乱华”更为难堪。其次，他作为湘军之最高统帅，既领略了西洋大炮之厉害，也购买过类似的大炮来对付太平军，如此切夫之感，更加加深了曾国藩的危机感，其基本特征是“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基于这种危机感与现实战争的需要，曾国藩比一般的守旧士大夫有不一般的思维，“技术”非常重要，1854年曾国藩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搞到了一批洋炮，直接接触西方的“技艺”、“机巧”，并在湘潭、岳洲与太平军作战中“赖洋炮之力”，通过曾国藩日记可以发现，随着战争的继续，曾国藩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文化。1861年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华衡芳及徐寿、徐建寅吸收进所。1863年元月份，安庆内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命名“黄鹄号”；12月份，委托容闳携款68000两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秋，金陵机器制造局迁上海虹口，和李鸿章的炮局及购买美国人办的铁厂合并，并加容闳从美购回的全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任命徐寿总理局务。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局下设江南造船所试制船舰。设翻译馆翻译西方科技图书。曾国藩嘱李善兰将其译成的明徐光启未译完的《几何原理》后九卷刊印出版，命曾纪泽代为作《序》。1868年5月，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听徐寿、容阂汇报情况；9月份，江南造船所制成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国藩登船航行至采石矶。欣然命笔，取名“恬吉”。1870年10月份，和李鸿章领衔奏请选派聪颖幼童赴美留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图自强”。1871年11月，至上海吴淞口检查江南制造局所属各厂。去世前一个月还致函总理衙门“轮船局工程不宜停止。”
（二）曾国藩自身思想的原因
曾国藩对于西学文献的阅读与重视，既符合自己强调的“经世致用”阅读观，更是基于一个政治家的需要，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衰。”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也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当然，对于一个立志一心为封建统治阶级尽忠的读书治学的儒者来说，曾国藩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仍旧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思想的那一套，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正在遭受着西方文化冲击，最起码在武器上已有所突破。这种阅读观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从曾国藩读书的范围来看，他坚持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立德、立功、立言”是其阅读的终极目标之所在，传统的传统文献仍是其阅读内容之重；但传统的典籍阅读已不能满足其现实所需，应突破“夷夏”之界限，放眼世界，阅读西学文献，吸收外国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为己所用，进而提出挽救中华的对策。在同治五年后，他将《瀛环志略》列为阅读对象，且都在曾国藩致力于从书籍中寻找“中兴之路”时，接连两个月认真阅读了两次，虽曾氏在其日记中记道阅读此书是因为“久未读此书，给其阅读通商房公牍时，于外洋国名茫不能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阅读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从他“书面题写”，他将“南海群岛较长将蓝色填画”等等来看，他是有较为强烈了解西方国家的欲望，通过书籍对于外国情况的描写，来寻找当时中国的“中兴之梦”，而“器械制造”则是其阅读的重要目的之一，甚至于曾国藩还取经于日本，“还开始阅读日本人写的《新论》以及西方火轮铰炮方面的著作”。
（三）身边幕僚等人的推动
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据容闳回忆，“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专门家无不毕集”，著名的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吴嘉善、徐建寅、陈兰彬等人。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出色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他认为，要师夷长技，除了用其武器之外，更主要是阅读洋人之书，而阅读洋人之书，就要有懂洋文之人，并将其译成汉字，延手揽人才成为其重要的工作。对于曾国藩而言，有此诸多贤人在身边，自然便于自己浏览各种文献，接受不同的思想；对于这些人才来说，团结在曾国藩身边，亦可以施展才能，于是才有后来的新式船炮台的制造工作。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不到两年时间就试制出火轮蒸汽机，标志着他们收集西人文献，摄取夷智的初步成功，对此，他非常满意，他认为“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
此外，曾国藩有数位热心洋务运动的挚友之间相互影响。如郭嵩焘，对魏源《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深以为是，认为这是一种治国方略，积极主张办洋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如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是洋务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江南制总局的主要建设者。同治八年，曾国藩曾写信给李鸿章说：“中国讲求炮械，创造机器，阁下实为开山祖师，仆欲恢振其绪，造船绘图，翻译文字，次第兴办，量移此路，不能兼顾，仍望阁下宏此远谟。方子可绘造地图实有精思，请收之左右，将地球刊刻一分，并另著《地球图说》以饷同志。”
从中可看出，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对西学问题相互进行了探讨，都有推动之功，而且曾氏认为李氏的作用更重要。此外，曾氏对于翻译文字、绘图工作非常重视，翻译文字与绘图的结果都可以产生新的文献，便于后来者进行阅读，如此则更利于西学的传播。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洋务派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而这三个人又是其中重要的人物，其相互之间的影响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