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曾国藩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帝即位之后，他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高的声望。1872年3月12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2岁。他一生严于治军，修身、治家、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生于湘乡县乐善里儒阶庄（今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儒家庄）人。诸生。清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战事而崭露头角的许多湘籍人士之一。入曾国藩幕府后，任秘书军机、谋划军政大计事。1860年入骆秉章幕府后，屡立奇功，被朝廷破格重用，任四川布政使，后又任陕西巡抚。因兵败陕西西安灞桥，被革职。回乡后，著述不缀。刊有《养晦堂诗文集》等（今岳麓书社编辑成《刘蓉集》2册传世），1873年逝于“遂初园”。
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情性相投，都在学习方面已有相当的基础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似；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都富有才华。在一段时间内，刘蓉的才华可能不为世人知晓，但是曾国藩知道，所以他曾戏称刘蓉为“卧龙”。他们在一起时，经常彻夜长谈，即便是各奔东西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害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习之盛衰，都列入讨论范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作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就是这种函札。刘蓉对考科举、入仕途没有兴趣，当曾国藩在京城入翰林之后，刘蓉还是布衣，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疏远。
不求功名，但求学问经世致用
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愁衣食，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一生淡泊名利，讲求义理、考据、词章。科举不第，即讲求经世致用。科举致仕，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正统知识分子赖以建立功名的一条道路。刘蓉之父刘振宗是一位“恢奇有才识”的饱学之士，蛰居乡间却有胸怀天下之志，比较尊重刘蓉的选择，不是强制其读死书，重视的是真才实学。当时的刘蓉其实际学识已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曾国藩在《养晦堂记》中对他的评价是：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突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宝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湘乡县令朱孙诒认为刘蓉是个了不起的、能担大任的人。刘蓉之父刘振宗则认为曾国藩、郭嵩焘、刘蓉皆中兴之资。刘蓉35岁时，“邑令朱孙诒阴使先生父督就试，遂补弟子员。”“他的性格方正刚严，对自己出处行藏，一丝不苟；对别人直道而行，邪曲难容，甚至疾恶如仇”。
曾国藩、郭嵩焘都是刘蓉的知交。刘和曾在道光十三年（1833）已相识，十七年（1837）二、三月问再见于长沙。此时郭嵩焘来会。其时曾27岁，刘22岁，郭只20岁。相见之后，三人甚感意气相投、志趣相同，遂结拜为兄弟。此次相聚分手后五年后，刘蓉写诗给曾、郭，诉说自己的思念，回忆当时的印象，深情地铭记着这一郑重的盟誓：
“人生谁百年，忍此长途别。一别五载余，尚能几良觌？万里一相思，长风起天来。孤灯亘长夜，梦想见颜色。萤火抱微明，荧荧终不灭。君候金闺彦，磊落千夫杰；矫然天麒麟，腾踔不可世。郭子词坛雄，清言蜚玉屑；吸古得精华，寻甘且饕餐。二君命世英，而我独顽劣。控怀出肺肝，相视成莫逆。重以松行盟，合作金兰契。手足自相依，宁论胶与漆。天道有亏盈，人事多蹉跌。浮萍遇扬花，聚散不可必。”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非常思念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基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此时的刘蓉，才学之高，在曾国藩眼中，就非同一般。
又给刘蓉寄诗作一首：
清晨采黄鞠，薄莫不盈撷。
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
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
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
君卧湘水湄，辟人苦扃桔。
又作《怀刘蓉》诗曰：
我恩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从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把刘蓉比作诸葛亮（卧龙），可见刘蓉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或许正是有曾国藩这一比，湖南便有“三亮”之说。三亮者，今亮左宗棠（湖南湘阴人），老亮罗泽南（今双峰石牛乡人），小亮刘蓉也。
1844年秋天，当曾国藩得知其弟曾国荃跟刘蓉在一起作伴读书的消息后，在给几位弟弟的书信中首先表示“此意甚佳”。认为刘蓉“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如果他的“言语容止、规范气象”都好的话，“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进而，又提醒诸弟不要急急于科名一途，关键在于有人品有才学，“如霞假今日之身分，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分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在这里，曾国藩不是以功名有无、高低来看待刘蓉，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夏，编修蔡寿祺上奏朝廷（因为蔡寿祺在四川自刻关防，擅自征调乡勇，聚众横行，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刘蓉明确宣布驱逐蔡寿祺出四川，因此蔡寿祺挟私报复，指控刘蓉“夤缘贿进”——即攀附权贵，以求升官），指控刘蓉以钱财攀附权贵而获得提拔晋升，据此，朝廷将刘蓉革职留用。同时，清廷即派罗悖衍，瑞常两位尚书前往查办。刘蓉淡泊名利，无意做官，自然对蔡寿祺的不实之词表示愤慨不已。曾国藩对朝廷降刘蓉的职不可解，认为刘蓉针对蔡寿祺的诬陷弹劾所写的辩解奏疏，将身置于很高的境界，文章旨意很深厚，真是名作。如此著名的奏议反而受到谴责，颇为不可理解。罗、瑞两位尚书经过实地调查，对刘蓉给予了公正的评价，朝廷下谕旨恢复刘蓉陕西巡抚之职。刘蓉本人对此尽管稍感欣慰，但无意官场之心日趋强烈，在奏请开缺不成之后只得勉强任事。对于刘蓉被撤职又官复原职之事，曾国藩的心情则不一样，因为刘蓉无故被人纠参和朝廷“惊波迭起，洞心骇耳”。就是连曾国藩本人也在“剿捻”无功受到清议的饥评。但他们始终对学问情有独钟，或是书信往返，探讨学术问题，或是互赠喜爱的书籍，为对方提供治学的条件。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新任陕西巡抚乔松年虽于1866年11月正式到达西安，但刘蓉与他未取得密切配合，两人在许多问题上事业意见分歧，相互纠缠，弄得朝野皆知。这就为西捻军的长驱入陕提供了条件。刘蓉先是率军死守华阳，受挫之后于12月间为阻止西捻军进逼西安，率军设防西安门户灞桥。他向曾国藩十万火急请求派霆军赴援，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没想到曾国藩自身难保，赵春霆又不愿赴援。西捻军见灞桥有湘军重兵防守，遂折走蓝田，迫使刘蓉仓皇东进。接着，西捻军又转而西上进扑西安。刘蓉求战心切，在未作悉心筹划的情况下，率湘军30营孤军回击。1867年1月下旬，在灞桥十里坡地方遭到西捻军队的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刘蓉兵败。
同治六年正月初七日（公元1867年2月1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当天，他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兵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缺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藉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不幸。他为老友回家感到欣慰并带有几分羡慕。不要利禄，但要德义情谊。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从湖北进发江西，设水师老营于南康。那时正是湘军处于低谷时期，也是急需用人之际，曾国藩怀着求人急切之心写信给至交好友刘蓉与郭嵩焘，请他们立即出山相助。刘蓉是个实心实意、顾全大局的人，他和郭嵩焘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跟随曾国藩左右，为曾国藩排忧解难，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饷等大政方针（《清史稿》对刘蓉的评论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这一评价应当是中肯的。从有关文献中看到他在给曾国藩当幕僚、随骆秉章入四川时的出谋划策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就是在他去职归乡之前，还向左宗棠提出经营陕甘的“六条建议”便证明刘蓉的才华、谋略）。但刘蓉、郭嵩焘与曾国藩约定：“服务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深知刘蓉与郭嵩焘的脾性，只好答应，但吩咐管理银钱所的主计说：“郭、刘二君，吾兄弟交，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然而刘、郭两人随曾国藩数年谨守初衷，从未支取过一文钱。对此，曾国藩深感不安，在以后的信中非常感慨地提到此事。
刘蓉重情义不但为曾国藩办湘军事务“奔走致力皆所不辞”而“未尝支用一钱”，力劝曾国藩不要随意和敌拼命。咸丰七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之夫人难产去世，出于对老友曾国藩的情谊，刘蓉主动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纪泽作继室，于1858年8月正式完婚。一个名门闺女给人家做继室，这在重名声、讲礼节的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由此也足见刘蓉重友情非比寻常。
1872年，刘蓉得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的消息后，感到无比的悲伤，先后作祭文、挽诗来悼念这位好朋友，尽情倾吐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深情厚谊。其在《哭曾涤生太傅十二首》第十首和第十二首分别是这样写的：
天涯帐望只心惊，国事如家最怆情。
市上楼台迷蜃气，秋来风雨断蝉声。
杨尘东海嗟何俟，落日西山憾未平。
地下相逢定一恸，凭谁揽辔策澄清。
十栽湖山隔笑谈，一棺长逝更何堪。
鹃啼尽日穷千唤，雁序何年复两骖。
故垒秋风悲渭北，短床春雨梦江南。
精魂应是骑箕尾，夜夜怆怀望斗龛。
他又作《挽歌百首》，回顾了两人同甘共苦、彼此理解支持的往事，其中突出地向世人再现了两人道义之交、学术之交的闪光之点，如第三首是这样写的：
海内论义我最先，从容文洒记当年。
可怜鹤发支离叟，老向人间哭逝川。
第十一首写道：
坡诗殊妙得天然，行里殷勤寄一联。
今日吞声成死别，从谁掘地乃黄泉。
第十五首和第八十首则进一步说明了他们的特殊交情：
幕府三年共短檠，一床风雨孤独情。
惊心夜半船头角，吹作苍凉出塞声。
万里神交迹转疏，百年磨我费三书。
而令录断南来雁，留得精魂入梦无。
第一百首更是悲伤不已：
暮笑朝歌泪作团，衰些晨曲写心酸。
沅湘他日先贤传，莫作诗家隽语看。
也许因为好友、至交、儿女亲家的曾国藩的去世过度悲伤，刘蓉从此一病不起，一年以后（1873年）也溘然长逝于“遂初园”。
刘蓉不论在四川任布政使还是在陕西巡抚上，在敌情紧急、军务倥偬之际，仍然时刻关怀民生，注意抚恤穷黎，赈济医药，讲节水利，兴办屯垦。有关的办法、章程，他都要亲自写定，颁布施行，体现了他拯机救溺、康济斯民的抱负和心肠。据《国史馆本传》记载：“二十三年六月，四川总督吴棠奏言：咸丰十一年骆秉章率师援蜀，邀刘蓉佐理军事，时滇匪李永和踞青神，蓝潮鼎巨股踞绵州……刘蓉亲诣军前，激励将士，密授机宜……由骆秉章调度有方，知人善用，而军中机宜，多由刘蓉亲自指划，绩殊伟矣。刘蓉自任四川藩司，升补陕抚，前后未逾二载，整饬吏治，讲求军实，倡办捐厘，革除时弊，搜访真才，汲汲如不及。当两浙糜烂时，左宗棠移书告急，刘蓉立筹饷数万两，派在籍知县杨昌浚募勇驰授。厥后全浙肃清，甚赖此军之力。基规画宏远，不沾沾于一省，而蜀都人士，感戴尤深。”
又有陕西巡抚邵享豫上奏，要求为刘蓉免降革职处分：“旋奉命督办全陕军务，其治后筹饷，察吏安民、举利除弊、竭力尽心，日夜忧勤，积劳成疾，迄今军民爱戴不忘。‘所有前得革除处分，着加恩开复’，‘仰恳天恩宣付史馆，并入祀名宦祠暨附礼骆秉章成都专祠。同治皇帝均从之，诏令刘蓉开复原官，又在陕西、四川得已人祀名宦祠’”。这些虽都是死后之事，也算是还他以历史的公正了。
曾国藩之所以能统率数十万大军，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最终将势力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身边聚集了诸如刘蓉等一大批军政人才。这些人淡泊名利，讲究道义信守，注重人品学识的修养与弘扬。他们出面带兵，是所谓儒生治军，因此不但注意将略，而且也重视品行、重视学术。刘蓉也属于这一类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