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国藩在为人、为学、为官诸方面均有超人的成就，近世罕有匹敌者。仅从为官来说，他深刻体会了宦海沉浮的酸甜苦辣，从京官到地方官、从并无实权的文官到统率千军万马文武兼备的封疆大吏，从初人官场时的四处碰壁到不再被排斥且不断被擢升进而位极人臣。曾国藩在仕途上的不断进步既是他本人不断修炼的结果，也是他与官场规则格格不入到顺从规则的成长过程。

　　一、不守官场规则，屡栽跟头

　　1、做京官期间在皇帝面前公开批评官场陋习，被同僚耻笑

　　1850年正月，年仅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了老迈的军机大臣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朝野上下，为之一振。不过，在绝大多数官员看来，皇帝只是为了博得虚名，没有必要太认真。唯独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曾国藩还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年轻的咸丰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年轻的咸丰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尤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且附带画了一张解释理学原理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图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附图的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立马成了京城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在其他官员看来，就这个水平，还讲什么理学，还充什么圣人门徒！这一方面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那些同僚见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事实上当时京城官场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看到他在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新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直抒自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大受打击。

　　2、直陈皇帝过失，差点因言获罪

　　在中国，下级要让上级承认他确实存在下级所指出的错误并不容易，更何况这个上级还是皇帝。虽然有过前车之鉴，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吸取教训。咸丰即位后不久，曾国藩出于对当时形势的极度忧虑，不顾个人的前途，直陈皇帝的不是。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一个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引起皇帝的重视，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盲的风潮。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巯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皇帝看完他的奏章后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晓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几道奏折使皇帝洗心革面换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这一次曾国藩差点因言获罪，还是令他感到寒心。

　　3、打破官官相护的陈例

　　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中国官场司空见惯。但是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却两次违背这个规则。第一次是有关朝中官员庇护琦善，曾国藩据理力争终于使琦善得到应有的处罚。琦善出身满洲贵族，身名早达，二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然因鸦片战争的错误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还是获得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做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虽然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大清律例，但是奇怪的是满朝文武竟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次则是曾国藩主张要严惩赛尚阿。1852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道光年间曾国藩在京官中总体上讲人缘还不错，人缘好也是成就其十年七迁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自然为朝廷所不容。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咸丰二年曾国藩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曾国藩在其京宦生涯中，确实贯彻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信条，却也因此成了官场愣头青。故而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原因不在别的，只是因为他违背了官官相护的游戏规则。

　　4、初到地方为官，四面树敌

　　咸丰二年（1852年）底，正在湖南湘乡荷叶塘老家的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盗匪横行。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湖南乡下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兴办“民兵”，以保卫乡里。

　　接到圣旨后，曾国藩马上投入工作。曾国藩在长沙所住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审案局”。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也很干脆：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外号。

　　曾国藩的恐怖政策效果自不待言。湖南境内各地土匪不再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不过，曾国藩没有料到的是，他的所做所为，不仅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达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

　　曾国藩初到湖南以京籍官员的身份在湖南履政却不受欢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曾国藩的做法触动了湖南地方官员的利益。众所周知，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旁人触碰。湖南的地方官员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这是因为，所有当官的都明白：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统统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在湖南地方官员看来，你曾国藩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多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事实上，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又并非曾国藩一人。别人都在应付皇上，或者趁机与地方官员同流合污、中饱私囊。只有你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曾国藩只是觉得，官场风气败坏已极，只有重起炉灶，另树新风，才能办成些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不过还是没有料到，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在后面其训练的湘勇与湖南地方军队的较量中，曾国藩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而在江西初期，则又遭遇“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总之，曾国藩初到地方为官，湖南、江西政军两界事事刁难他，让他充分领略了官场的艰辛和险恶。

　　二、认识到个人力量弱小，积极适应官场规则

　　1、深刻反省，从自身方面寻找难容于官场的原因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天京事变”，心胸狭隘的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军气数已尽，准许本意只是赌气的曾国藩在家为其父守孝，实际上是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此令一出，曾国藩的昔日宿敌，即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后一个个深感惬意。曾国藩原本只是胁迫皇帝给他更大的权力，结果看来是弄巧成拙。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业的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到老家。而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而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却冷冷清清呆在湖南老家，受人讥笑。在极端痛苦中，曾国藩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经过潜心研习老庄的著作，曾国藩幡然认识到，自己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原因有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看：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从主观方面来看：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不仅同僚无法亲近，就是自己的亲兄弟也觉得难以接受。

　　经过在湖南老家一年多时间的反省，曾国藩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曾国藩悟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现实表明：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这一年多称为“大悔大悟”之年，在这之后，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这可以说是曾国藩从思想上认识到官场规则存在的价值及主动适应的必要性。

　　2、对同僚和气、谦虚、礼节周到

　　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事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咸丰八年（1858）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同僚“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也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令曾国藩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曾国藩用人备饷比之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封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3、对皇帝，不再直言不讳，学会打太极

　　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不得不带领一班大臣到热河避难，同时要求曾国藩的军队到北方勤王。曾国藩经过与他人仔细分析后则认为，不宜立即拒绝，但也不宜在关键时刻分兵北上，而是先上了一份奏章，等皇上回复，而等皇上收到奏折时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勤王也就没有必要了。这种缓兵之计，既不违抗上命，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充分显示了曾国藩的成熟与练达。

　　4、注意笼络人心

　　曾国藩再次统兵后，不再吝啬于慷国家之慨，只要对自已对部下有好处，多花国家点银子无所谓。曾国藩也学会了滥举部属。一直以来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视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要曾国藩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老朋友周俊弄上一顶九品乌纱帽。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与官场格格不入的愤青，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做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事实上，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了。

　　5、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故意装糊涂。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三、貌似随大流，依然有风骨

　　虽然曾国藩在再次出山后为官风格较之以前判若两人，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曾国藩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经过反复思考，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非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自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就做官而言，曾国藩总体上是很成功的，但他也认识到做官是最难的，为此，他教育他的后代不要步其后尘，改习他业。如曾纪泽习外交，曾纪鸿习数学，可以看作是其内心厌恶官场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