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博物馆现藏一块同治十二年《江宁府学记》石碑，刻工精美，保存完好。碑文为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所撰、其弟曾国荃书。由于年代久远，该碑一直湮没于博物馆所在地朝天宫的僻静院落中，直至近年才被人偶尔发现，并加以妥善保护。该碑长2.60米，宽1.02米，碑文为楷体，共20行，989字。正文前书“江宁府学记”，全文如下：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庑，规制粗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贻继督两江，赓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祠、尊经阁及学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敕既周，初终无懈。

　　冶城山颠，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日朝天宫。盖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秦时诸畴，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之坛，帝皆亲往郊见。由是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于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幕禁咒，征召百神，捕使鬼物诸并术，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宫，名曰“朝天”，亦犹称“上清”、“紫极”之类也。

　　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甿庶。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绪馀，燔烧诸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原夫方士称天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粤贼称天以恫群神而毒四海，则又道士辈所不及料也。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殛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亦以时戡定，乃得就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贤先儒。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遭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位，緌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客；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礼之说至矣。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背本，斫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肄乡饮大射礼于冢旁，至数百年不鲍。又乌有窈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

　　吾观江宁士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屑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祷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无礼无学，贼民斯兴。’令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廪廪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

　　同治九年二月曾国藩记，曾国荃书，陈鑑镌。

　　此记《曾文正公全集》亦有全文收录。据考府学为古代官办教育机构，相当于省级学校。宋时，南京府学初建于钟山南麓，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迁移至府治旁。元改称为集庆路学。明朝建都南京后为国子学，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鸡笼山下建国子监，原国子学改为应天府学。入清后顺治七年（1650年），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寻颁卧碑文，刊石立直省学宫。”同时重修圣殿，旁设两庑，前立棂星门、戟门，设明伦堂，堂旁设四斋。自康熙五年（1666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江宁府学历经7次重修、增建，其主要附属建筑有泮池、“天下文枢”坊、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乡贤祠、名宦祠、土地祠等，规制齐全，堪为东南翘楚。除江宁府学外，南京地区还有上元县学、江宁县学（二者于顺治九年合并）、句容县学、溧水县学、高淳县学、江浦县学、六合县学，构成了一套完善的官学体系。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江宁府学所在地改为太平天国的“宰夫衙”。由于连年战乱频仍，江宁府学的主体建筑均毁于战火。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从安庆急赴南京，“设工程局，委员监督工役，次第修复学宫及群祀祠宇”，着手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善后事宜，力图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安抚民心。清廷并饬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酌度劝捐，称“江宁、常州两府所属各州县学官大半被毁，现在地方新复，亟宜兴建学宫。请饬设局劝捐，援照海塘捐输比例请奖，……并提用厘金先为兴建，将捐项归款。江苏旧有紫阳、正谊两书院，……请饬一并清理，冀复旧规”。由于太平天国时期鸡笼山附近江宁府学一带被改为宰夫衙，“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深受儒学浸染的传统卫道者看来，“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无疑是对传统文化及孔夫子的大不敬，故而动议迁江宁府学至冶城山。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于代理两江总督任上开始改建江宁府学，至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继续督员改建，工程于同治八年（1869年）竣工。此碑记中所载即指此事。

　　“冶城山颠，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日朝天宫。盖道士祀老子之所也”。如碑记所述，朝天宫原为老子道观。太平天国时期，朝天宫改为太平军制造和储存火药的“红粉衙”所在。同治四年，李鸿章命江宁知府涂宗瀛改建江宁府学，将原道观之处改为孔子庙。五年（1866年）九月“成大成殿及棂星门、戟门、两庑、库房、官厅等工，以棂星门前运渎为泮池，凡用帑八万一千余金”。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饬道员桂嵩庆续造江宁府学，改凿泮池，增建崇圣殿、尊经阁、明伦堂、宫墙、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等祠、教官衙署、牌坊、敬一亭等建筑。其中宫墙东、西两面入口各有砖坊一座，砖刻横额上有曾国藩手书，东为“德配天地”，西为“道贯古今”。江宁府学改建工程用料考究，精工细作，新府学和文庙的木料采自海外，琉璃瓦则在景德镇烧制。至同治八年七月竣工，共计耗银十一万七千五百余两。改建后的江宁府学毗邻孔庙，依山而立，形成西庙东学的建筑格局，“规模宏阔，甲于东南”，并留有《江宁府儒学图》传世。朝天宫江宁府学历尽百余年沧桑，现为江苏省昆剧院所在地。直至今日，包括江宁府学在内的朝天宫古建筑群仍堪称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文庙建筑群。

　　《江宁府学记》为曾国藩于同治九年二月间写作而成。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均与南京有着极深的渊源。清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把两江总督署从安庆搬回南京。从同治三年七月抵南京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他三任两江总督，在南京筹划实施了一系列“善后事宜”。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和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涤荡后隐欲崩溃的传统礼制体系，曾国藩感受到恢复儒学道统的亟切需要。“江南北现经荡平，亟宜振兴文教。”因此，他亲自督促重建为江宁府学这一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并为之作记且刻碑传之后世。据曾国藩日记记载，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将作《江宁府学记》，而久不下笔”。此后数日日记中均有“作《府学记》”之语，至二十五日完稿，“约千余字”。此写作过程中曾国藩多次慨叹：“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属衰惫之象，亦由昔年本无实学，故枯竭至此，深可叹愧！”即便是如此呕心之作，在曾国藩本人看来却是“芜陋极矣”。究其原因，固然与曾国藩严以律己、谦逊谨慎的个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太平天国战后对于追求国家中兴精神层面的深刻思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太平天国战争破坏了曾国藩一生追求的道德和知识模式，现在他被迫重新思考他的价值观念。曾国藩相信，清朝中期危机的背后隐含着精神的崩溃。他追求中兴的途径就是重建学校和严格的儒家课程”。“国家设立学校，原以端士习而正民风。”重修江宁府学等教育机构，力图恢复儒家道统在士子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也正是曾国藩迫切实施的“善后事宜”之一。

　　在《江宁府学记》碑文中，曾国藩花了大量篇幅谈论“隆礼”的重要性，其“克己复礼”的思想在这篇碑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礼记•经解》有云：“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曾国藩历来重视义理之学，其礼学观念在晚清思想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在曾国藩的礼学观念中，尤其注重“学礼”、“隆礼”。他认为：“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在曾国藩看来：“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其中涉及“礼”者有四，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可见礼的重要性。曾国藩认为，“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天国军兴以来，由于太平军信奉拜上帝教，废除传统偶像崇拜，“窃泰西诸国绪余，燔烧诸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可谓所到之处“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救”，无疑是对传统纲常人伦的彻底否定，从而导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故而曾国藩从咸丰年间在湖南办团起事之始，就高举保卫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广大士人为维护名教而奋力，声称乃“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及至金陵克复，“所有江宁省城一切善后事宜，即着曾国藩驰往江宁，斟酌机宜，妥筹办理”。曾国藩急忙坐小火轮从安庆沿江而下至南京，在这期间与朋僚的书信中，他屡屡慨叹，“百绪繁兴，几于无可措手”。尤其在维护纲常礼教方面，曾国藩深切感受到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兴与洗礼，传统儒学已很难维持一统天下的体系。“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他给出的方法是：惟有通过“隆礼”而行教化之道。因为“礼”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始终，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在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隆礼”就是要遵循这些传统礼制。

　　接下来，曾国藩又对“礼”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此乃阐明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被纳入礼制的范畴。然后他又从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对“礼”进行深入解析：“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位，緌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礼不仅伴随人的成长过程始终，还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礼仪教化在社会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礼”的教育作用给予了很高期望。

　　最后曾国藩得出结论：“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如果社会能“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建立了完善的儒家礼制体系，后世自然能因循而守制。况且“江宁士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屑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祷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即使“有窈冥诞妄之说”，也不可能“淆乱民听”。显然，经历太平天国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后，曾国藩寄希望于“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通过重建儒学体系以达到维护封建道统的终极目标。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完成《江宁府学记》后并未立即刊刻，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其去世次年，才由其弟曾国荃书写。居孝中的曾纪泽在本年三月的日记中记有“筹算《江宁府学记》字数良久，将画格请九叔父书之也”，其九叔父即指曾国荃而言。镌刻者陈鑑，号小峰，安徽歙县人，善刻石。同治六年曾国藩为善后所作《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亦系其所刻。

　　纵观曾国藩在三任两江总督任上，领导制定并颁布的各项建置规划“如填塞地洞，补筑城垣，开浚河道，修葺贡院，新造满营，抚恤难民”等，涉及文化、军事、民生、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除改建江宁府学外，重修江南贡院，恢复科举考试，复兴书院，广开书局，兴建昭忠祠等，均为曾国藩力图恢复儒家道统、维护传统礼制的探索与实践。同治三年九月修葺贡院，恢复科考，“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又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重修各大书院，“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等等，这些重建措施在当时对于重建儒学道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时人甚或认为“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然而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洗礼，封建儒学体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已受到了强大的冲击，社会思潮业已发生了巨大转变。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学的引入，新学逐步发展兴盛，传统学校教育体制已越来越无法适应变革中的社会。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延续千年的儒学体系宣告分崩离析，曾国藩等一批晚清重臣对于文化中兴的追求也终告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