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篇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德斯鸠也说：“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这说明古今中外都是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建设的好坏，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读宋教仁日记，发现在留日期间，特别是1906年一段时间里，宋教仁对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有关道德修养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身体力行。从而，这也就为我们研究宋教仁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视角。本文试就宋教仁有关道德修养观的产生、内容、方法及局限等方面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中国自古有着优良的道德修养传统，孕育了一批批道德精英。自孔孟名儒辈出，中经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中兴，传承至今，都把道德修养作为为学做人的根本。
宋教仁怎样开始对王阳明心学及修身养性学说发生浓厚兴趣？先看下面宋教仁的两则日记：1906年1月31日：“至刘林生（即刘揆一）寓，谈最久。林生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云。余因力举王阳明良知之说之善，林生亦然之。”2月4日，“至徐润奎（即徐佛苏）寓，谈最久。润奎亦有求学讲道之方针，余与之言今日所见之理想，彼深然之。”两个“谈最久”，一个“力举”，反映了宋教仁当时对王阳明心学及修身养性学说探求的强烈欲望。再看宋教仁以后这方面的行动：在1月22日至6月23日这段时间里，宋教仁几乎天天研读王阳明的著作，大量摘录，并将心得写进自己的日记里，真是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与此同时，宋教仁还看了不少其他有关道德修养方面的书刊，都是为了研究“心”的学问，研究修身养性的学问。宋教仁当时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认真地修身养性，而且还多次与人通信、交谈，极力推崇修养道德的宗旨。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宋教仁为什么这样重视和极力倡导道德修养呢？
首先，从家族祖风渊源看。宋教仁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家族里有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看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且不说《宋氏族谱》里有关祖风、家规、家训、家戒对宋氏族人的规范和影响。从《宋氏族谱•书香统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教仁远、近祖先中多有“潜心经学”，“不与尘世俯仰”，“胸次自分泾渭”的“志洁行芳”者。尤其是被宋教仁极力推崇的七世显祖云友公宋起龙，更是一位“以学行著述，显名于时”，已达到“德行文章不一”境界的人物。宋教仁自幼熟读自己家族的族谱，常常置身于庄重的祭祖大典，领受“发祖宗潜德”，“丕光先业”的熏陶。以致后来宋教仁亡命日本，给家里写的信中，就有“将来学成归国，断无有不能慰母亲及不能见亲族乡党之处”的话语。于此也可见宋教仁对自己人格、事业和德行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其次，从湖湘文化传统看。湖湘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蕴藏丰富。屈子沉吟，贾谊伤怀，宋以来之周（敦颐）、程（颢颐）、朱（熹）、王（船山），这些曾经影响和活跃在湖湘大地的风流人物，其性格精神之升华，文化精髓之传承，陶冶了一代代湖湘志士的情操心性修养。宋教仁同样深受湖湘地方文化以及湖南传统士风的影响，以至他自己曾说：“吾则沅湘间产也。”到了近代，湖湘文化更把经世与修身并重这一特点加以发展，曾、左、彭、胡，无不经历过艰苦的修身养性，才成就一番事业。其中特别是曾国藩，他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更体现了对人格的完善的追求，从而也就使他成了人格魅力和事业成就很好结合的典型代表。对此，宋教仁在日记中有言：“曾国藩所谓‘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齐庄不懈，故身强’云云者，以后当服膺之也。”
再次，从王学思想因素看。前面提到，在1906年一段时间里，宋教仁对于王学兴趣浓浓。宋教仁为什么对王学兴趣浓？其中一个原因应与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中含有较浓厚的革命英雄主义有关。而这种相信英雄造时势的思想，与王阳明的以天下“救世主”自命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万物源于心”，而宋教仁信奉的唯我主义哲学思想，也与之一脉相通。唯我主义也就是一种“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要使自己成为“超人”，就必须加强人格方面的修养。而王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学说，正是一套“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修养的手段和方法。对于这一学说，宋教仁更是十分推崇。除了他在与刘揆一的交谈中，曾“力举王阳明良知之说之善”外，2月6日，他赠给宫崎滔天一幅横轴，书写的也是“致良知”三个字。可见王学就是宋教仁重视和极力倡导道德修养的思想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社会历史背景看。1906年，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斗争的结果，陈天华悲壮地蹈海赴死，都给宋教仁思想以极大震动，促使他更深刻地去思考一些问题。
其一，宋教仁几次与人交谈、通信，“多慨人心世道之语”，慨叹当今社会“学绝道丧，人心日坏，争名夺利，无所不至”。“言及内地风习之坏，人心之劣，令人泫然”。因此，宋教仁想通过大力倡导修养道德来进行社会改良。
其二，8月14日，宋教仁在观看《维新党升官发财》小说后，心中顿生无限感慨，认为“当今全中国凡能在社会上活动者”，即“今日之社会当此辈所组成之而撑持之者”，“欲求其改良振顿，真困难矣！亦可悲也”。意思就是说，国家的“改良振顿”，有赖于“活动者”，“撑持之者”的道德品性如何；如果没有一批道德品性高尚的人来执政掌权，那么国家就没有办法治理好。8月16日，一个朋友夫向宋教仁介绍参观日本横滨监狱情况，引用了一个狱吏的话：“监狱之良，不在制度、规模，只在办事人之正心诚意而已”。宋教仁听了，“不觉肃然”，非常感慨地说：“盖天下事何者又不当事如是耶？”这进一步使宋教仁坚信，修身养性，良吏治国，天下太平的道理。
其三，3月13日，宋教仁与杨毓麟一起“纵谈当今志士派中人之优劣，……痛诋好名之人”。这表明，宋教仁认为在革命党人里面，也是极需要进行道德修养的。
其四，5月21日，宋教仁在一封长达千字的给友人的信中，专门就爱国与道德修养的关系问题作了透辟的分析。他说：“近日人皆言爱国，然国皆由个人而成，人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即须有不愧为构成国家之分子之资格。换言之，即个人须具有能为国民之实质。再换言之，即个人须完乎为人之道而后可也。”意思是说，爱国的人，一定要是道德修养良好、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是没有资格，也不会爱国的。
综上所述，宋教仁之所以重视和倡导道德修养，除了家族祖风熏陶，湖湘文化影响，以及王学因素外，就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如何，一个社会道德建设如何，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安身立命，而且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是万万不能等闲视之的。
（二）
道德的发展具有其内在规律，是在继承和弘扬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宋教仁有关道德修养的观点，既继承传统，又吸纳西方。2月14日，他在致刘复基的信中就特别指出：“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之学说，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2月21日，宋教仁观《泰西名言》，大赞这本书为“皆录泰西古昔伟人、学者之格言，亦大有裨益之书也。”1906年的一段时间里，宋教仁大量研读王阳明的心学以及关于修身养性的书刊，计有：《王阳明集》、《王阳明全书》、《王阳明学提要》、《传习录》、《王阳明年谱》、《王学杂志》等六种。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所购所读其他有关哲学、伦理学方面的图书达33册，如《宋学神髓》、《明儒学案》、《呻吟语》、《陆象山》、《颜习斋学记》、《恕谷后记》、《伦理学》、《青年伦理学》、《处世哲学》、《道德》、《道德进化论》以及《泰西格言》、《纯粹精言》等，写了大量心得笔记，并摘录了有关道德修养的箴言80余条。这些箴言都是宋教仁读书时“心所好而不忍舍”，并“间杂以余意”的；认为“示人入道之方针，即在是也”，“持己处人之道，当如是也”。因此，他所录的这些箴言及“间杂以余意”的话，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宋教仁在伦理观念和道德修养方面所持有的观点和见解。
道德是指导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因此分析宋教仁提出的有关道德修养规范和准则的观点，也就可以知道宋教仁准备塑造自己和要求别人成为怎样的理想人物，以及这样的人能够完成什么样的社会任务。下面就是宋教仁在自己日记里反映出来的有关道德修养规范和准则的观点。
立志。立志是传统道德修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它是个人修养的起点，成就事业的基础。宋教仁非常重视立志，他曾抄录王阳明有关这方面的语录指出：“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又录《泰西名言》，说明有志与无志是大不一样的：“心志一定，则可以投身烈火，可以冲飞丸，可以死，可以生，凡地球上莫有不可为之事。”而那些“为富贵所淫，为贫贱所移，为威武所屈者，”就是因为“无一定心志耳。”从而说明一个人立志是多么重要。怎样立志呢？宋教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先是感叹：“甚矣，立志之难矣！”接着指出：“然由此益见爱精神、主敬、主静，真此身修德之必要矣。”意思是说，立志本身既是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又依赖于自身道德修养之具备如何。明确这些，然后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宋教仁还极力称赞王阳明：“三十四岁时，始讲学授徒，使人主必为圣人之志，甚足见先生壮时之志也。”特记在日记里，以激励自己立志。
存诚。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西方更视诚信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石。宋教仁曾录《泰西名言》：“君子以正直行义，以诚实发言语。”把“诚”作为是否君子的标志之一。同时又指出：“欲显其外貌者，必务致衷心之诚”。并强调：“诚不能动人，应责诸己；己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从而说明存诚的重要。怎样做到存诚？宋教仁首先提出，“诚”的要求应是“心事如青天白日”。接着又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说明。他指出：“名心盛者，必作伪。”因此存诚就要力戒追逐名利，去掉利欲薰心。他在赠送友人手书中则有“存诚自不妄语始”的名言，指出这是存诚的先决条件和起步要求。宋教仁在日记里还特别录王阳明“言不可伪为”、“文不可以伪为”两句，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写日记的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对“己之行为动作”，“对人之言语、交际、应酬，皆须直书无隐”。由此可见宋教仁对存诚的重视和认真。
慎行。孔子曰：“三思而后行。”后人更有言：“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汉•王符）可见它的重要。宋教仁一生行事谨慎，这与他十分重视这方面的修养分不开。他在日记中曾录《泰西名言》“慎之于行事”，以及吕叔简“言动如履薄临深”句，来警惕自己。同时有感于辛亥革命前一些起义失败，多由于仓促发动，宋教仁曾力劝一些革命党人“慎行”。9月1日，他在致刘复基的信中就一再“劝以谨慎作事”，并特别嘱刘“不可依赖人太重，希望事太急，须以谨慎谋天下事”。8月12日在与四川会党领袖佘英交谈中，他也曾“就四川之时势、地势言其利害得失，劝其勿鲁莽从事”。9月25日，宋教仁在与黄兴交谈有关革命活动后，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段话：“余觉其（指黄兴）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欲稍劝之而不果”。于此更见宋教仁对“慎行”所抱有的态度。以后革命发展的事实证明，宋教仁“以谨慎谋天下事”，有见地，但有时是否又失之过慎？
治怒。“愤怒以愚蠢开始，以后悔而告终。”（古希腊•必达）而“忍”则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定力，需要耐心修养。宋教仁曾经说自己是个易动感情的人，加上年少气盛，也就容易生怒。因此他把“治怒”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内容。1月4日，宋教仁曾录吕叔简《修身类》“平其心受天下事”语，以勉励自己。1月5日，再录《修身类》所列内勍敌五，其中第一条即“恶怒”，说明这是不良性格中的第一大敌。又录“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句，进而说明恶怒的危害，力戒自己恶怒。1月11日，又特别从明薛瑄《读书录》中抄录了“二十年来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以是知克己为最难”一段话，说明“恶怒”乃一不易治愈的“顽症”。以后他在赠送友人的手书中更有“定性惟治怒字难”的名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都是惕励自己要时时治怒，长期治怒。生活实践中，宋教仁在处理和同乡同学李和生的关系时，总是特别注意治自己的“怒”。7月3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大悔余之气太不和，度太不宏，以后总须思得一善处人之方而后可也。”言辞态度，极其恳切。但多年后，仍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他与马君武互殴事。真是“定性惟治怒字难”！
恕人。传统道德讲求“恕道”，即宽以待人，将心比心。恕人是一种难得的美德。宋教仁曾录吕叔简《修身类》“大其心容天下之物”一语勉励自己。他在致刘复基、胡范菴信中，对这一道德规范表述得尤其具体，即“学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法，”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2月27日，他闻知一位朋友起程回国，急往其寓所送行，却友已去。在这位朋友不别而去的情况下，宋教仁“始亦拟听之，既而思待人，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于是宋教仁不仅又急急赶往车站，“话别数语”，而且还“交金10元，以助其盘川”。8月3日，宋教仁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和生告余以吴绍先事，语多咎绍先。余言绍先因有过处，但人之来责我，我不必问彼之如何，直审己果有是否可耳，盖止谤惟有自修而已。”这已不仅仅是“宽以待人”，而且是“严于律己”了。
节爱。“患生于多欲”（汉•刘安），“寡欲心自清”（宋•程颢）。节欲也是传统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日记看，宋教仁所言“节爱”应有三层意思。一是有节省的意思。3月4日日记：“余思近来懈怠及不节之事犹多，乃从简要之处，思得以后当节爱者有三：一脑力，二时间，三金钱。三者均不滥费，方可以立身也。”二是有控制欲望的意思。10月10日日记：“前日见一书中有一语，‘凡人欲望不可太大，大则心多用而乱’。……余一身所欲为之事，所欲求之学，不知凡几。今而后，当删去其不主要者方可也。”三是有留有余地的意思。2月24日日记：“凡事能存有余之地，留不尽之情，则日日皆不致兴致索然，而精神常快；若一泄而尽，不留余步，则事后毫无趣味，心理上添许多尘障矣。”
宋教仁关于道德修养规范和准则的观点当然不止这些。2月14日，他在致刘复基的信中说：“王阳明之致知，刘蕺山之慎独，程明道之主敬，以及华盛顿之克己自治，拿破仑之刻苦精励，玛志尼之至诚，西乡隆盛之不欺，皆吾人之所当服膺者也。”
（三）
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个人的自我品德培养，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品德，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道德修养方法。宋教仁极力倡导道德修养，努力探索道德修养的途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一，博学慎思。即提倡广泛学习，认真思考，学思结合，以提高道德认知能力。宋教仁有关道德修养的规范和准则，内容广收古今中外哲人名言名旬、伟人美德懿行。除前面所列王学及有关伦理学方面的书刊外，宋教仁还十分崇拜读“伟人”书，如《孔夫子传》、《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意大利建国三杰》、《世界十伟人》、《世界十女杰》、《中国伟人传》等。内涵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有涉及，可谓“博学”。至于“慎思”，3月17日，宋教仁在观《王阳明年谱》录其论乡愿语后，不由慨叹：“回首自思一身之云为动作，不觉愧然也。”类似此类的读后感语还有：““余读之不觉悚然”，“余玩味”，“其言痛切，深中时人之病”，“噫！为学不当如是耶！”，“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等等。4月13日，宋教仁夜观《王阳明年谱》，对王阳明论学的四语：“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致知，为善为恶是格物”，经过慎思后，他“以为犹不总括真切”，遂改之为：“无善无恶是物，有善有恶是知，审善辨恶是格，为善去恶是致”，又“复思索良久，觉甚切当，并拟后日当阐发其理，以伸阳明之旨焉”。在“慎思”中，宋教仁就是这样学思并重的。
二，反省自律。反省自律强调道德的自我责任，自我检讨，约束自己。这也就是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省察克治”功夫。3月19日日记里，宋教仁先有言：“凡动一念，作一事，当克治于其发动之始，又当省察其善恶、是非、利害于克治之前。”接着，宋教仁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如何处理与西村千代子暧昧感情的心路历程：由原先“心神皆乱，似愧非愧，似悔非悔，似怨非怨”，以后经过反复省察克治，“始益猛然省”，再至“更觉清醒”而“深表痛悔”，最后大发感慨曰：“一念之差，遂生出种种风波，……今而后誓当绝迹此念也。”宋教仁反省自律，有时是切身入微的。2月19日日记中有一段话可以佐证：“因昨夜未睡足，精神不振，终日欲睡，心志之间亦不清明。甚矣，卫身之不可不讲也！余拟以后动静起居必须立有规则，遵守无懈……盖古人虽处如何纷杂之地，而精神不散，心志不乱者，彼其精神已完足，心志已坚定，故不畏也。吾人方始萌芽，不可不切戒此弊，至将来德成后无往不宜也。”
三，躬行践履。传统道德修养中的自我修养，并非只是一种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而是也崇尚力行，强调在躬身实践中完善人格。这也就是说道德修养要落实到行动中。这一点我们试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审视宋教仁的作为：他对待自己，超高要求，严于律己；对朋友，大度宽容；对老母，拳拳至孝；对糟糠之妻，不离不弃。在革命征途，他对共和宪政理想的追求，至死不渝；在反袁斗争中，他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拒袁世凯的饵官（许宋出任内阁总理）、啖金（赠50万巨款）和美色诱惑。甚至在他患病住院期间，他仍心系：一是生身母亲。在接到老母的思念信后，宋教仁不由感叹抒发衷情；“安得振翼一飞，以归省吾老母耶！又安得一获多金寄家，以慰吾母之怀，以供吾母之甘旨耶！”一是祖国母亲。在“思及吾罹病于异国之不幸”后，宋教仁不由多次感叹倾诉心声；“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何如？”“若因此病而妖，则更不能尽力于祖国，平生所立之志皆成梦想。……想及此，涕泗横流，心如刀割。”由此可见，宋教仁在道德修养的躬行践履中的表现是毫无愧色的。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给后人以启迪、鼓舞和鞭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我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中强调个人自我修养的“内省”，没有跳出自我圈子，勿视了社会因素对个人修养的作用。这方面，宋教仁也受到了影响，他接受王阳明的“致良知”的一套说教。2月20日，宋教仁在致李和生的信中说：“不可不于起居动静之间致吾良知，以讲摄生之道。”这套“摄生之道”，归纳起来就是：主敬、静心、端坐（宋教仁在自修功课表内专门安排有时间）、省察、克治。弄不好就成了一种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的办法，因而也是行不通的办法。宋教仁按照这个办法天天“内省”，结果弄得“心中烦闷不堪，思及一切世事，皆令人烦恼之具，甚苦也”；甚至还引起了“若烦恼，若忧愁，又若失意”的精神衰弱症（这是其中一个因素）。这种功夫，当然不足取。
同时，传统道德修养强调主体自觉性，却勿视主体的自愿原则，从而也容易造成修身行为与修身结果的矛盾。以“存诚”言，对革命者，对人民，当然应该以“诚”相待。但是对敌人呢？有例可证：在改名领官费一事上，2月29日，宋教仁先是责备自己：“乃知凡事稍存欺伪，不独于心理有妨，即于事实亦有害矣”。后来，5月11日，他又辩解：“细思此事以狡诈行之，如此虽对于敌者，亦似无妨，然究恐有不是处。然思索久之，又究难于不出此方法。处事之真难也。”真的使自己不得不陷入一种尴尬的矛盾中了。另外，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依附于人的政治实践，服务于政治目的；而在阶级社会里，道德的阶级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以“恕人”言，同样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正人君子宋教仁，奉行“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窃国大盗袁世凯，奉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相碰撞，终至演变出民初震惊中外的“宋案”悲剧，这是发人深思的。
今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正在迅速崛起，道德建设尤其显得重要。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道德秩序失范状况严重，令人忧心。因此，加强在全社会、全民中的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迫在眉睫。也因此，宋教仁关于倡导道德修养的宗旨，道德修养的规范和准则，以及行之有用方法，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并值得很好去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