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字墨深，湖南邵阳人，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实践者之一。年仅25岁便高中进士的魏源学识渊博、思想高远，他以“经世致用”为初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清末洋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作为“睁眼看世口吴北萍界”和“师夷长技”的思想者和践行者，魏源对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一、魏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贡献
　　　
翔实、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的巨著《海国图志》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是“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开山之作，更是魏源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极具历史影响力的著作贡献。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础，引证了14部历代史志和70余部古今中外名家著述。除此之外，魏源在编撰过程中还参考了很多他自己经过实地调查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数十件奏折。魏源曾说，编撰《海国图志》有两项原则：一是立足现代与西方，辅以古代与中国；二是用西洋人的视角向中国讲述西洋之事。在这两项编撰原则的指引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加入了大量西洋人的史料著述，例如由葡萄牙的玛吉斯编著的《地理备考》、由英国的马礼逊编著的《外国史略》等等。有了丰富的资料做支撑，《海国图志》在具体内容上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宗教、法律、教育、风俗、历法、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

《海国图志》不仅对世界各国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肯定了跳出夜郎自大的“中央大国”，转而研究世界各国的理论。作为一个中国人，魏源站在“睁眼看世界”的历史高度，第一次在长期沉浸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中国人面前展现了外部世界的崭新面貌，为闭关锁国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世界近代文明的全新概念。事实上，早在魏源之前，就有外国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向中国传输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人在明末清初时期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国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不少有用的新知识，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至下几乎未有人对此给予重视。以至于鸦片战争开战在即，大清皇帝和众多达官显贵还不清楚大英帝国地处何方、何以能挑战“天朝上国”的国威。直到《海国图志》问世，中国人孤陋寡闻的怪状才开始被打破。它让国人第一次见识了西洋人建造坚船利炮的先进科学技术、发达的海上交通运输、聚敛财富的海上商业贸易、以资本主义文明文化为内涵的西洋教育等真实情况。

可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一部《海国图志》作为一座中西交流的桥梁，将几乎所有与西方有关的知识带入进了中国人的视野，让中国人开始理性思考世界和反思自身，是魏源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著作贡献。

二、魏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贡献
　　　
魏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经世致用”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实际就是用博大胸怀关心民疾国事，以有用之躯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治学作风和人生态度。魏源曾说，要用实功从实事、用实事呈实功，也就是说，要联系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办事治学都用到救国救民的事业上来。因此，魏源极力反对传统汉学中那些琐碎无味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说教内容，并痛斥空谈理想的宋明理学。早在跟随刘逢禄学习之时，魏源就树立了经世匡时、富国强兵的远大理想。他后来的《海国图志》以及《圣武记》都是以“经世致用”为创作指导思想的。

“经世致用”并非魏源首创的治学态度，顾炎武、阎若璩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针对中华文化的日益衰败而开创了“经世致用”、“好古敏求”的汉学新思路，希望在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基础上发扬中华文化的精髓，重新打造新的中华文化体系。但在顾炎武、阎若璩之后，他们所提出来的新思想文化观念凶受社会环境所限而未能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时至魏源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发生了逆向改变。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突破了盲目排外、闭关锁国的清王朝防线。接踵而至的是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深陷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同时又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前面临深重的文化危机。此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华文化全面噤声，完全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话语权。深谙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魏源重拾这一文化法宝，力求通过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华来为我所用，并结合儒家传统文化注重人道的特征，以务实的态度开启中西文化对话的大门。

尽管将“经世致用”思想运用于中西文化交流带有强烈的文化功利主义色彩，但当时的中国国情决定了学习西方文化、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魏源之后，分别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主义革命派代表的曾国藩、康有为和鲁迅都以“经世致用”的态度主动参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为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复兴、在对话中进步作出了一次又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

第二，以“师夷长技”开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上文的“经世致用”是魏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贡献中偏重治学态度的部分，而“师夷长技”则涉及魏源思想贡献中的治学方法问题，也是魏源中西文化交流思想中最具价值的一个部分。魏源认为，要抵御西方列强的侵害，首先必须对西方列强有足够的了解；如果不向西方学习，那么在西方列强面前将永远处于被压制、被侵害的地位。

“师夷长技”从表面上看似乎只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实则不然。魏源曾明确提出，“师夷长技”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改革中国的内政和国民的精神状态，反对一切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改变一切不符合中国富国强兵目标的政法。在文化上，就是要通过“自我”文化与经过选择的“他者”文化相互整合来振兴和繁荣中华文化。魏源进一步指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相互整合，一方面要调整中华文化自身，为西方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创造合适的本土环境，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不能一味追求和接纳，而是应该在选择、加工、改造之后，再将其纳入到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由此看来，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强调的是中西文化的互动式整合，对任何一方的扬弃是不可取的。

三、魏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践贡献
　　　
魏源以自己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为指导，在对外了解西方、对内改革弊政、为未来培养人才等多个方面发展中西文化交流实践。首先从对外了解西方来看，前文已述的《海国图志》不仅是魏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贡献，同时他在这部著作问世前后所进行的一切与之有关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文章编撰与校对、著作出版与推广等各种活动都是他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实践。其次从对内改革弊政来看，魏源深知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必须改革中国国内那些不适宜文化交流正常开展的弊政或社会弊病。鸦片战争打响之前，魏源就多次向朝廷表陈过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后果严重的弊病，并再三提出改革漕运、盐政、水利等时政方案，可惜均未受到朝廷重视。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魏源再也不愿被动坐等朝廷对他之前所提主张的反馈，而是主动联合一些开明之士积极奔走呼告，倡导改革、痛斥瘫痪腐朽。愚昧昏聩、妥协投降、贪生怕死、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僚机构。这才引起了清朝上下一定程度的重视，为后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打通了道路。最后，魏源积极培养未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人才。魏源认为，无论是“经世致用”还是“师夷长技”，其首要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即需要大量可以救国救民的人才。而早已极为落后的科举制度在魏源看来已经造成了中国无人可用的恶果。于是，魏源从中国“师夷长技”的实际需求出发，以“经世致用”的原则在多地倡议创设了驿馆，既培养了大量翻译西学的人才，又让这些人才有用武之地，以实际行动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