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云南光复后，蔡锷对全国政局之演变忧心忡忡：“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武昌居全国中心，交通总汇，联合枢纽，似以此地为宜。至国体政体如何规划，自宜由各省军团选派代表，集合武昌，共同筹议，以至短之时期，立不拔之基础。”谋求统一之革命政府，并寻求国际列强承认确是当务之急，蔡锷之见可谓一举中的。然革命政府内部各派在联邦制与单一制、总统制与议会制等建国问题上意见纷纭，但由于同盟会在独立各省中占据优势，故而在国家结构模式上取联邦制、政权组织形式上实施总统制的呼声略占上风。对此蔡锷是不赞同的，他致黎元洪函电说：“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为确保其主张被采纳，蔡随后又通电云：“其中央政府组织纲要，鄙意有三端：一，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府撤消，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首次明确表达其建国主张，随即又郑重提出二十三条建国大纲，核心思想是建立一个“有力之中央政府，总持兵政、外交、财政各权，由君政时代迭进为民主共和时代”的单一制民主共和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即以美国政体模式为蓝本组建政府，这使蔡锷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联邦制国家结构模式必然导致地方分权，势必会导致混乱，有碍国家政令之推行，阻塞国家进步。蔡锷乃致函孙中山陈述其政见：“今中央政府成立，缔造经营当以从破除省界入手……革命、立宪，君主、民主各党竞出。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今政体确定，歧论自消，全国思想皆将冶为一炉。即平日政见稍殊者，果系杰出人才，皆可引为我用……若期望过高，变更太骤，恐事实与理想不相应……而急切难生效力。”对蔡主张，不少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并得出“民初蔡锷的政治思想及实践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和中国实际的，是合理的”的结论。就笔者看来，这种评价似乎过高。平心而论，其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的确无可厚非，但究其实蔡之主张乃为空想。蔡主张用人不存党见，似乎很可取。然则就理论而言，“歧论”怎么能“自消”呢？国人思想又怎能等同划一？就实践而言，此时立宪派联合旧官僚极力争夺革命政府的领导权，同盟会岂可拱手相让！蔡锷以良好的愿望来看待残酷的现实斗争，并想以自己幼稚的主张救国，岂不是空想！诚如曾业英所说，蔡锷“由于长期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不能从根本上跳出改良派的轨道”，此论颇为中肯。南京临时政府在用人方面的强势表现，也与蔡主张大相径庭，各部事权几为同盟会所把持，在蔡锷看来颇具才能的立宪派人物程德全、张謇等人，在“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下也被排出实际决策层外，这使蔡锷备感失望。对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蔡锷并未发专电祝贺，只是在因川事糜烂请求临时政府处置方略电文中加上这么一句“接各省代表蒸电，知公裒然举首，可为民国前途贺”，即使对中华民国成立的祝贺也缺乏应有的热情，仅“仅率全〈体〉国民恭贺新禧”一语；而对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蔡锷可谓激情满怀：“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此后经纬万端，责任尤巨。公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接南京电，欣审已宣誓就大总统之职，钦幸莫名，谨肃电贺。”前后对照，显然蔡锷政治主张与南京临时政府治国理念有很大差异，而南京临时政府对川事反应迟钝，在蔡锷看来恰是没有强有力中央政权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蔡锷原有思想认识，更促使他致力于加强国权推行政见的思想。因此，转而组建政党，抵制乃至瓦解同盟会以推行自己的建国方略，已是蔡锷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二
早在云南光复之初，蔡锷就致电省咨议局：“惟破坏之责，锷等已尽，而建设之任，专在诸公。”用人之切溢于言表。就革命成功后稳定政局、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显然是理智的选择。不过，蔡锷对原立宪派、前期旧官僚以及地方才俊、开明士绅等非直接革命的参与者倾注热情，尤其对旧官僚更关怀备至。对龙汝霖，蔡锷曾致电：“龙君肯出，不胜欢迎……至保护一节，本军政府力担责任，请勿过虑。”甚至对声誉不佳且抵制革命的原云贵总督李经曦，光复不久，“蔡公旋即亲赴法领府谒李经曦请其出维大局”，并晓谕各府州厅县：“本月九日，省垣宣告独立……仍请李帅主持大局”，虽有稳定政局维持秩序的策略考虑，但蔡锷力求李经曦的诚意不容置疑。在蔡锷看来，推翻旧政权，要靠革命志士，但建设新政府更多要靠上述旧式人才。他们大都历经宦海风霜，政治经验丰富，与以革命暴动起家、缺乏治世经验的青年志士相较，他们行事稳重而不激进，经验老道而不盲目行事。因此，重用他们更能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政局平稳过渡发展。故蔡锷将之大量引进革命政府，并委以要职。如举人出身的陈价为财政司长、孙光庭为民政副司长，进士出身的李润畴为民政长署秘书、张锴为内务部佥事、陈均为内务司长、李增为参议处参议长、席聘臣为财政副司长，廪生出身的张世勋任开化知府，前清官吏吴良桐任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甚至连前清烜赫一时的王人文、朱家宝等都作为政事顾问。所以，云南的政局在革命后变动不大，除迤西、迤南等处不靖外，与独立各省政局动荡天差地别。即使仇视中国革命的英外交人员也承认：“我知道，此地的许多绅士和学生，以及许多士兵和临安、开化、广南等东南三府，都是强烈反对他的……他迄今终于设法坚持下来。我毫不怀疑，只要他继续掌权，云南府将是平静的。”对此蔡锷较为自豪和自信，他给孙中山电函也表达了这种用人打破党见、变更不求过骤的成功：“〈锷〉才识无似，惟坚守以上三主义，与滇中士大夫循轨进行，不无小效。”不过，更多引进旧人、排斥新人，取变革不宜过骤、权力集中省府之策，必然导致内部革命派的不满，而引起内部纷争与冲突。此冲突又使蔡锷更多依赖旧人，甚至对身边的外省籍人士也大加任用，如军政部参事郑溱、民政司长杨福璋皆浙江人，外交司长周沆和参议院参事刘显治同为贵州人，甄录处长刘锐恒为四川人，副处长袁玉锡及造币处副处长李佛育都是湖北人，云南银行副经理刘辉祖为江西人，在军队及地方府州的还有刘云峰、李凤楼（冀）、曲同丰（鲁）、韩凤楼（豫）、雷飚（湘）刘存厚（川）等不一而足；而湘籍人士更引为股肱，如肖立诚为盐运使、袁家普为财政副司长（很快升司长）、沈汪度为军务部次长（很快晋升部长）。英人额必廉在向其上司报告中说：“云南为云南人所有的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因此在领导者中间发生了意见分歧。云南政府的首领是一位湖南人，因为库存中缺少现银，他正在失去权力。”不久，额必廉再次强化了这种冲突：“革命军政府的成员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在行政工作中绝对团结一致，但是……事实是相反的。有一次，由于激烈争吵的结果，湖南籍的都督坚持把主管职责交给云南籍的二号人物李根源。李根源尽力主持工作只有三天的时间，后来便请求蔡锷卸去他的重任。”毫无疑问，其记载充满严重偏见和敌意，但军政府内部存在纷争也不容否认。据李鸿祥后来回忆，军政府内部高层还是明显有着较大矛盾：“军都督府成立伊始，需要人才甚亟，复以我与谢幼臣（指谢汝冀）急须出发援川，蔡锷乃委殷（指殷承瓛）充任参谋部长，罗（指罗佩金）充任军政部长。二人尚能尽职，使援川军无后顾之忧。援川回师后，二人虽免职，但甫阅数月，蔡即保举罗任民政长……李根源于光复后因罗下蒙自而代罗任军政部长一星期有余。以李办理不善，调罗回任，派李率兵一营赴迤西，仍以办理不善被免职，嗣后蔡锷始终未再用李根源。”李回忆显然不合史实，但对李根源、罗、殷等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领导核心的李根源在治滇策略上与蔡锷本有更多纠集，但在政治思想主张上也存不小差异，尤其在用人标准和取舍上差异可能会更大。在革命胜利之初，李根源在革命政府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对此谢本书先生曾有中肯评价：“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名义上的二把手李根源却又变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李根源在致滇西都督张文光电文中也公开承认：“缘省中之事，蔡都督虽主军政，一切之事均由源主持。”而谋求深远的蔡锷显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故而排斥李根源，使之出巡就是最明显注脚。但要想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将云南各界人士乃至全国各界力量引入其政治轨道，进而在全国推行国权主义，以实现其治国宏愿，仅赶走一个李根源是无济于事的，最理想的办法莫过于组团建党。可见，组织政党已是蔡锷实施政治抱负的首选之策。
三
蔡锷在云南光复后不久就开始筹划组团设党——建国团，并且很快付诸实施。由于同盟会在云南势力颇大，建国团旋即失败。但“蔡（松坡）先生个性甚强，心思遽密，而有毅力，谋定后动，绝不游移”，蔡锷遂把视线投向省外，谋求建设一个全国性大党。1912年2月，蔡致电章等人，征询可否合作建党：“民国成立，百度维新，缔造经营，责任尤巨，非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国之政党……始闻诸公近有民国联合会、民社等之组织……且闻宗旨大致相同，如能并为一大团体，势力雄厚，尤易扩张。”章大喜，复电表示赞同，待肖、袁（指袁家普——引者）抵达上海后，即“筹合并进行之法”。然而由于章与张謇等在合并上未能达成一致，遂告夭折。蔡锷此时又开始留意粗具规模的“统一共和党”，由肖、袁负责协商筹划。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三派联合组成，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力求“绝对统一制”，谋求中央集权式共和国，几与蔡主张一致。为此蔡愿提供筹党经费十万元，共同组建政党。不久该党成立，蔡被推为五位总干事之首。令人侧目的是，蔡居然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正式成立，就筹建云南支部，与此同时，还致电邀约唐继尧、李烈钧等各地都督组建贵州、江西等省支部。数月之间，统一共和党支部即“遍十余省，党员达数万人，参议院议员亦占有三分之一之席次”。然则此时的统一共和党还难与同盟会抗衡，与指导国民建设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因此分裂瓦解同盟会是蔡锷组党的又一目的。同盟会组织涣散，早在民国成立前，就有人提出改组同盟会。1911年12月10日，同盟会庶务干事代行总理事的刘揆一公开发文，提出凡从前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加之章太炎“国民军起革命党消”的影响，同盟会内部纷争颇大，出而组建新党者日多，诚如肖立诚致梁启超函所云，我们组党目的是“以暗移旧日有力之一部以同趋一途”。事实也正如此，如景耀月、胡瑛、张耀曾、谷钟秀等先后脱离同盟会，加入统一共和党。不过蔡锷的注意力主要还在云南，目的是将云南省内同盟会之稳健派引入立宪派轨道，颇成功，一批原同盟会会员涌入统一共和党，而原同盟会云南支部核心人物、军政部次长李曰垓居然是云南支部的发起人；而同为同盟会核心人物、参谋部长殷承瓛也成为该党的中坚成员。加之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蜂拥而入，统一共和党在云南拥有极大势力，而走立宪之路在云南俨然已成为主流。
四
有人认为，统一共和党实为“中国同盟会之支店”。此论虽有部分道理，但显然有失公允。诚如时贤张朋园先生所论：“与其说蔡氏倾向革命，毋宁说他赞成立宪。”主张国家至上中央集权的统一共和党非但与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内阁制、联邦制的同盟会（国民党）之主张有较大区别，反而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思想主张有着纵深的契合。故以蔡锷为首的云南省政府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一直是神合意会，蔡在二次革命中倒向袁世凯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平心而论，蔡锷的国权主义思想在当时不失为强国富民一大良策，但其思想主张上的空想性，致使他不得不把其强国梦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而袁帝制自为的举措很快击碎了他的强国梦，为重造共和他又不得不再次举起革命旗帜，自此他才发现自己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原出发点。试想在民初的中国，舍革命之外，又有什么办法更能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