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在客观上“催发”了中国近代军阀的萌生，“造出”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谈及曾、左、李军事思想中的相同点，从湘军到楚军，再到淮军，后两者对前者均有师承关系，因此在建军思想方面能看到后两者对前者的效仿。然而，三人的军事思想在选兵编营、选将任将、军队装备等领域也存在差异。此前研究侧重于对三人建军思想的独立研究，笔者则通过对曾、左、李在建军方面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发掘三人军事思想中的精髓。

　　一、选兵、编营比较

　　作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始祖，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军队建设思想是楚军、淮军借鉴的模板。就建军而言，在成军规则方面，三军均一改清末绿营兵旧制，仿效明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采用“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用，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的建军方法，但三军的建军思想在选兵与编营方面却有差异。曾国藩湘军的“营官由统领挑选，哨牟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谋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同时，下级直接隶属上级，将领设置由统帅安排，兵部不得过问将领的调遣，从而达到由根生干，生枝，生叶，一切贯通的建军目的。在具体选兵与编营方面，曾国藩将世兵制改为募兵制，对于选兵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因此主要招募乡野老实之人。曾国藩认为，“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乡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这便于控制军队，实行愚军政策。湘军招募兵勇还采取“责取邻友保结”的办法，取保具结，将府县、家人、邻居等的姓名编辑成册，以便清查。这实际是保甲法在军队中的应用，以此把兵勇束缚在军队之中，加强控制。此外，湘军兵勇招募遵循原籍（湘乡籍）招募，“以乡亲邻里关系组建成军，利用乡土感情和地域观念固有的以排外心力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也促成曾国藩的建军根基稳固。

　　左宗棠的楚军虽是湘军的一个支系，但在建军之初便以楚军命名，以示区别。在楚军的建军过程中，他也形成独特的建军思想。“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是左宗棠建军的思想核心。因而，在募兵问题上，他强调士兵的关键作用在于精，即士兵必须精壮结实，对于市井无赖一律不收。同时，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只招募湘乡籍兵勇，强调军队募兵要“挑选精壮，无论南北籍贯”，并且坚持“兵不可多，饷不可少”的原则。譬如，淮军在湖南的募兵兵源来自长沙、湘乡、州、沅州、湘阴等府县，这就避免像曾部湘军“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弊端。同时，他建议朝廷裁撤冗兵，将饷银用到实处，这样才能“一军有一军之饷，一营得一营之力，而后战事可恃”。此外，左宗棠建军思想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注重军队兵种的建设，因地制宜地组建部队。如太平天国时期，他在进军陕甘捻军和回军时，根据两军骑兵多于步兵的特点，指出：“西征大局，非练马队，讲求车营，别无胜算。”因此，编练马队，组建车营，在实际作战中作用很大。这也反映出左宗棠建军思想的灵活性。

　　再看淮军的招募。李鸿章在选兵方面注重乡土本色的观念也比较明显，淮军募兵“最初大抵合于湘军规制，后来虽然渐有权宜的变革，但整体视之，乡土的本色，仍为淮军长期所保持”。与曾、左不同的是，李鸿章在袭用淮军营制的同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招兵策略，即不论士兵背景，只论士兵实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薪粮之制，一仿湘军，章制无所改变，而惯例却有极大的克扣”。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在招募兵勇方面，李鸿章一反湘军不招散兵游勇的选兵原则，对于太平军降众进行收编；在“同治元年五月浦东太平军投降后，李鸿章从中挑选若干，多为皖北人，组成建字、玉字、有字六营，分别由原太平军将领吴建嬴、刘玉林、方有才统帅”。可见，李鸿章的扩军欲望也较之曾、左二人要强烈得多，除对太平降众进行收编外，他还募兵安徽、改编上海城防军、吸收地方团练、与洋人华尔合作成立常胜军洋枪队等。这就造成淮军士兵的成分比较复杂，与湘军朴实的“山农”相比，军纪要混乱得多，从中也能了解李鸿章军事思想在选兵方面的实用性，及在军事上所表现的“拼命扩军”与其在政治上“拼命做官”的对应性。

　　从曾、左、李三人建军思想中在选兵与兵营组建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士兵选拔都有乡土观念，但左宗棠更能突破湘乡本土籍的束缚，不尽用湘乡勇丁，突出选兵“精”的特点。此外，李鸿章招兵策略灵活与营制组建多样化的军事思想是其建军不拘一格的“思变”表现，但对士兵背景和军纪的忽略，造成淮军在太平天国期间破坏军民关系。

　　二、选将、任将比较

　　曾国藩对军事人才极其重视，认为“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为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厚薄也”。因此，建军以来，面对清廷“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这位清朝股肱重臣更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才身上，称“粤、捻内扰，英、饿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时局也”，他得出“吾辈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的结论是其选将、任将的衡量标注。在将领的选拔中，十分注重“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要求将领：“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勤恕廉明，三是简默朴实，四是坚忍耐劳，把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要耐冷、耐闲、耐劳、耐苦，提倡“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取人以“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手到眼到”。禁用油腔滑调之人，如曾国藩所述，“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严谨的选将方式与注重乡族、师生等父权家长制的因素，让湘军具有集权的封建军事团结性和凶悍性，使湘军的建军基础非常深厚。

　　选将是左宗棠建军的关键，他认为“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视其将领而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壮”。在营官的选用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主张“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即以文员、儒生领军，而左宗棠则强调“营官多用武人”且“选将之方，朴谨为要”，“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在他看来，“军营兵勇得力领得人，全在将领得人，非勇锐不足以振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将才难得，求备固难，然必其质地实，实堪造就，而后可用其长而去其短”。这也与曾国藩重视军气的思想类似，如“凡军气之盛衰，全视主将之强弱”，同样是对将领在作战中核心作用的重视。但由于“楚军武官较多，相较于曾国藩的湘军那样，其部署如李续宜等人能以文员而升为巡抚，因此在政治势力上左宗棠一系就显的非常薄弱”。此外，左宗棠也有自己独到的用将方法。他认为，用才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正所谓“用才贵于善任”，将领的胜任对于军队的作战结果是息息相关的。他还强调扬长避短，发挥将之所长，指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事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这也就是左宗棠建军用人的精髓所在。

　　曾、左在用将方面都体现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能力思想，在知人善任的用人原则上也如出一辙。但李鸿章在将领的出身方面却有自己的理解。淮军是湘军的孪生兄弟，两军却存在很多差异，如湘军将领多是士人出身的知识分子，而李鸿章的淮军对高级将领的选拔更看重实力和能力。据王尔敏《淮军志》中所述，“淮系核心分子除李鸿章外各大枝的统领共二十五人，其中有功名者除前述潘鼎新、张树声、刘秉璋、吴长庆外，李昭庆为捐职，刘盛藻为生员，共六人，占24％。其余十九人的出身：李长乐为行伍，聂士成、曹德庆为武科；王永胜、刘士奇、杨鼎勋为防军；程学启、唐仁廉为降降；平民（地主或农民）则除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外，还有刘盛休、唐殿魁。唐定奎、卫汝贵、张树珊、张树屏、叶志超、郭松林，占76％”。可见，李鸿章对将领的挑选不问出身，更看重他们的作战实力和办事得力。同时，在用人思想上他秉承的实用主义也与曾国藩、左宗棠的儒家义利观相左。正如李鸿章所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反映出李鸿章通过“利于人”，即“厚待”将领作为加强自身凝聚力的一种手段。

　　从曾、左、李三人建军思想中在选将与任将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都注重将领的真才实干，不同之处在于，曾国藩突出将领的军事核心作用，要具备忠义与血性，重视本籍与嫡系将领的培养，并且曾的文武将领分配较为平衡。而左宗棠则把勤、忠、朴实等作为选将标准，并且做到知人善任。此外，军营管理多用武人，文官武将的任用不平衡，这也是左宗棠较之曾、李在政治势力上薄弱的原因。而李鸿章效法曾国藩，选将多用士人，最大不同在于他最看重能力和实力，忽略出身，真正做到了英雄不问出处，但对将领的过度信任也是造成淮军军纪恶劣的重要因素。

　　三、军队装备之比较

　　湘军、楚军、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在传统冷兵器与现代热兵器的选择上也有差异。在曾国藩的观念里，“始不相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因此湘军装备大多数刀矛、小枪、山炮等武器。这些冷兵器在实际战斗中，对付处于封建统治下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军及捻军还可占据优势，但同英法美等国的洋枪队比起来则逊色许多。而李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之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与之持截然相反态度。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看到，“苏贼无劈山炮，专视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就已意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因此，李鸿章在淮军中广泛推广、使用新式武器，大量购置洋枪。同时，李鸿章对淮军进行重新编组，将原来的小枪队扩编为洋枪队。如湘军主力程学启的三营中即有洋枪队一营，并且每一哨都添置两队劈山炮。到同治上半年，刘铭传、程学启，张遇春的营中已首先配备了数门洋炮，聘请洋人对军队进行训练和指导。此时的李鸿章也一再劝告观念比较保守的曾氏兄弟多购这类西式武器，但他们不以为然。正是对军备的引进和运用使李鸿章对朝局有操控的实力。这不但帮助他镇压了天平天国起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的军事侵略，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一种努力。

　　左宗棠作为淮军首脑对武器装备也很重视。“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左宗棠武器思想的核心。经过鸦片战争，他看到西方列强所以如此强大，全在于水陆器具精利。他认为，“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藏事”。尽管当时他也提出了一些对付敌人火炮的办法，但都不是“制其长”的有效措施。他哀叹中国没有及时向西方学习，认为西方的火炮及开花炮子输入中国三百多年，“当时如果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以傲我”。因此，“他在西北用兵时，为了军事历改善部队的装备，先后在西安，兰州设立了机器制造局，聘请外国技师，仿造普鲁士的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均卓有成效。当时俄国军官索思洛夫斯基到兰州参观后，亦不得不满口称赞”。尽管左宗棠十分注意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但他并不迷信武器，反而认为“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因此，左宗棠的军事装备思想又不同于李鸿章的唯武器论，将人力因素也看的非常重要。

　　曾、李、左三人建军思想在军备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守旧与趋新的划分。曾国藩所创淮军的军备选用较之李、左，思想比较守旧，认为制胜的关键还是在人。因此，湘军军备多为冷兵器时代的武器，虽有少量西式武器，但终究不占优势。而李鸿章和左宗棠则比较趋新，重视新式武器，如洋枪洋炮的引入。但是二者又有区别，李鸿章对武器坚持唯武器论，把武器看作决定战争成败的最关键因素；而左宗棠则在坚信新式武器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人力的因素，其思想更加全面。

　　建军思想是治军思想的前提，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三人在建军思想方面的异同反映出相同社会时期下，不同的军事首领建立的军队的特色性。正因为湘军作为楚军与淮军的模板，导致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趋于保守。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事思想在建军上应时代发展潮流，但各自的建军目的又有不同。比较三人在建军思想方面的不同，其现实意义在于吸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军事思想的优质特长，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