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广西、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多次召开了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对中法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对于中法镇海之役的前线指挥官——浙江全省统辖水陆诸军提督欧阳利见在这一战役中的评价，始终说法不一，甚至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给史学界造成极大的混乱，在群众中产生不好影响。笔者以大量史料和文物做依据，证明欧阳利见绝不是一个投降派人物，相反，他应是一位具有高度军事才能、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抗法将领。
在研究中法战争史中，持欧阳利见为投降派观点的文章见不鲜，集中起来，有以下几种论点：
1、战前就打算为“款敌”作准备；
2、临战又“眶怯无谋，仓皇失措”，“力主拆台退守”；
3、战后又“冒功讨封”，“迫害功臣”，“又为自己树碑立传”1。
邓小平同志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评价历史人物，都要提倡全面和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评价历史和人物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为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分四个部分沦述，进行探讨。
一、中法战争中一些将领和宁波等地人民对欧阳利见的评价
中法镇海之役最高行政长官、浙江巡抚刘秉璋的评价：1885年3月镇海之役告捷以后，他向朝廷奏曰：“提臣欧阳利见久历戎行，老成宿将，久邀洞鉴。此次办理海防已及年余(实际将近三年)，自闽江开战后，亲驻前敌，劳瘁不辞，实心任事，虚怀接物，与统领杨岐珍、钱玉兴和衷共济，联湘、淮、楚为一气，用能众志成城，克摧大敌，厥功甚伟。”2寄“附片”时，还特地给欧阳利见写了—函：“镇海办防以来，全赖执事心擘画，布置整严。正月之役，亲临前敌，指挥将士，幸奏捷音。”刘秉璋还在自己另一份禀抚院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欧阳利见：“提督军门亦然于军事，从容应敌，佐以同知杜冠英、都司吴杰亦讲求有素，临时辑陆遂能挫凶锋，守御完固”3。善厚斋了解镇海布防以后，在信中曰：“欧阳利见经营海防各节，井井有条，如武侯八阵图，翻空出奇，风云变化，令人不测；又如文家谋篇蓄势，前呼后应，正反相间，非胸罗甲兵，何足臻此？足见元老壮猷匠心独运。”4
镇海之役第三号人物、“综理营务、尽护诸军”的宁绍台道薛福成对欧阳利见也作了高度评价：“欧阳利见老于军事，阅历甚深，凡炮台皆换石为土，取以柔克刚之妙，换明为暗，另使虚实相间，敌不知吾炮吾兵所在也……”；“欧阳公练戎机，有雅量。”故能“文武一心，上下辑睦，奋其知能，各事其事”，“欧阳军门绸缪防务，不遗余力，沿海两岸修长墙，达二三十里，冲要之口伏地雷，每于山冈显露之处设立疑营，壁垒森罗，旗旌高竖……”5
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对欧刚利见也作了这样评价：“俾敌舰受创而去，悉小港炮台精炮早经移置乌龙冈，敌人被诱攻虚徒劳无功，均征见公之高明，运用神妙，事前定谋，临时鼓勇，曷胜纫佩。”6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也对欧阳利见作了评价：“调度有方，指挥自如，挫凶锋于海上，振锐气于浙东，使丑虏不能呈志。谷陟重洋，伟绩丰功，超群轶众。”7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对欧阳利见也作了高度的评价：“……先事之层层布置，临事之节节镇定，无一不深合机宜，竭尽心力。而捐廉制办旱电线，勇丁业经可用。并此次怀甲督阵，炮弹掠顶挨衣而过者，不知凡几，非视国事如家事，而且不爱钱、不惜命者岂易及此！至于一切预备均在马尾、鸡笼执仗以前，则曲突徙薪之先见，尤非老于军事者不能望其项背。”8
光绪皇帝也口谕欧阳利见“督率有方”四个字。
驻英、法公使、兵部右侍郎曾袭侯(曾纪泽)于1885年8月22日给欧阳利见信中说：“泰西各国新报，亦详载镇海血战之情形，足使法夷震慑。我兄威名远播五大洲，出古人伏波、横海之上矣！”9
以上刘秉璋、薛福成、刘铭传、左宗棠、善厚斋、曾国荃、曾纪泽等淮军和湘军将领，对欧阳利见功绩作了高度的肯定。清廷也在史馆立传，对欧阳利见的功绩做了结论。所以在历史上并未有人认为欧阳利见是投降派人物，怪就怪在有关欧阳利见是投降派的论调正出在现代人之笔下。
再来叙述一下当时人民群众就这次战役中对欧阳利见的评价。1982年笔者在考察镇海口南岸中法镇海之役遗址时，几经曲折，在金鸡山麓发现3方石碑，其中除《欧阳公防夷碑》史书有记载外，另外两方石碑在史书上均无记载，其一为《督师御敌处》碑10，其二为《保护军门遗迹碑》。这3方石碑历史价值都很高，为研究中法战争防御体系和欧阳利见的功绩提供了重要佐证材料。
《保护军门遗迹碑》立于中法镇海之役后的第6年，即1891年1月7日。那年驻守金鸡山麓的中下级将领为保护这—带中法战争遗迹而立此碑。碑文大意为：“欧阳利见当年亲驻金鸡山巅，亲自指挥作战，筑营修垒以居，闲时叫勇卒种树造林，非仅点缀山林，亦为了掩护和弁兵在树下休息。一旦功成告退，即此甘棠足式。外有的各处长围，原因海防修立，不准搬去一砖，不准拆毁一尺，如敢有意抗违，则是自甘刑辱……”11。这碑充分说明欧阳利见在金鸡山一带筑了很多防御工事，并亲自在山巅指挥作战。有力否定了所谓镇海之役时，欧阳利见躲在阿育王寺的错误说法。山巅的《督师御敌处》碑，是欧阳利见功成身退以后为纪念战役的胜利而立的。该碑被发现时，已被敲件成4块，被埋在山顶的泥土中，据当地群众反映，是在民国时期人为所造成。故此两碑都没有记录在《镇海县民国县志》和其它史料中。
《欧阳公防夷碑》立于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10月)，郭传璞撰文，宁波合郡市民立。其主要内容是歌颂欧阳利见的。 上段说：“公筑长堤，阙隧道，完废卡，葺危碉，复就金鸡山麓建暗台二；沐雨栉风，克期集事。大府(宁波府知府宗源瀚)致书，诫公不宜轻身前敌，有捐国体。公奋不顾身，听宵督率，慰劳如家人(把自己津贴给兵弁用)，故士皆为乐用。”下段大意是：“六月款议成，公凯歌回辕(现宁波卫生学校)，都士人焚香跪迓，欢声雷同。”皆曰：“公活我，公活我……”。人民群众的热情歌颂是最好的见证人。
笔者在10年前去欧阳利见故居考察(湖南祁阳城外芳名亭乡白鹭甸村)，访问了张光友、张光节等6位70岁以上老人，他们说：打仗快要开始时，欧阳翁给家里亲人每人发1块金，如果打败了，全家吞金自杀。那时正好过年，全家哭作—团。有个奶妈看见可怜，就偷偷把欧阳军门两岁孙子阳开来(此人解放后去世)偷偷抱了出去，免得阳军门绝后。打仗胜利回来，老百姓远接60里，一路上摆起香案，铺起红毯子，烧起檀香，“喷花子娘”(湖南土语，很香很香的意思)。欧阳利见“病重开缺”回家乡时，用家里仅有的一点银子，为家乡修一条山路(现仍在)。当我们问及欧阳利见坟墓时，都说在“公社化”时被拆掉了，棺材里没有一块金子，只有串念珠。欧刚翁是清白的。并说欧阳利见30岁时，还在街上挑大粪，进城做豆腐，卖蔬菜。1854年于衡阳参加曾国藩、彭玉麟水师，亦是陷阵之勇，劳苦之兵。为将之后，延师就学，练字读书，既爱刘子敬，陆敬与、欧阳永叔、司马君实、苏子瞻之文章，亦崇近人曾文正、左文襄之政书，攻读百家军书。招宝山上《永清四海》、金鸡山《督师御敌处》等石刻碑都是他的手迹。
对欧阳利见的评价，清皇朝有结论，众多爱国将领也有结论，人民群众也有结论。是无可非议的。若前线指挥官欧阳利见是投降派，又能在这次战役中取得全胜，那是不可思议的。
二、欧阳利见是积极筹防，还是在战前为“款敌”作准备？
大量史料和文物足以证明，欧刚利见在战前是积极筹防，不遗余力的，更不可能为“款敌”作准备。
早在1882年9月2日欧阳利见任浙江提督不久，就亲临浙江沿海港口要塞，搞海防筹办。及至1885年3月与法军开战前的近3年时间里，在浙江沿海做了大量战备工作，清政府结论说他“量形势，设防御，搜军实，清间谍，杜响导，申纪律，励客将，布利器……”12。此可证明他确是积极筹防的。在镇海口两岸遗留下来的众多碑刻、城垒、炮台、长墙、战壕、月城等等都是历史的见吐(详见拙文《中法镇海之役军事防御体系及战略战术》一文)。
光绪八年(1882年)他巡视招宝山时，尖锐地指出：“威远城太高，炮台太露，有急恐难久持。”于是就建“月城”一座。“月城”在中法镇海之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既然要“款敌”又为何要筑“月城”呢?指责他“款敌”是说不过去的。
有些学者还认为欧阳利见“款敌”还表现在“力主拆台退守，如果镇海之役执行他的措置，那确实会出现像马江战役那样全军覆没的悲剧结局”13。之所以持这种观点者，在于对欧阳利见战略战术思想缺乏全面的了解。
招宝山威远炮台是镇海口最大的—座炮台，台大而且炮也大。但是法炮射程10华里，弹重500镑，而我炮射程7—8里，弹重只有200镑，况且又是一座明炮台，若法舰遥见我台，我台只能挨打，却没有回手之力。欧阳利见所谓“拆炮徙台”目的在于避其强，另换一个地方，不使法舰发现，绝没有“拆台退守”之意。欧阳利见也不是一位没有头脑的人，他是这次战役前线指挥官，他深深懂得自己责任重大。反过来说，他既然要拆台退守，又为何要建月城，又为何要在炎炎烈日之下去亲自督造“天然、自然”炮台，又为何要在布阵岭至钳口门一带建造数千米长的围卡和长墙?既然要“款敌”，为何不去住舒适的宁波提督府，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寒风凛冽的金鸡山顶指挥作战呢?由于刘秉璋严电阻止，致使招宝山威远炮台大炮没有徙拆，对欧阳利见来说，他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但这种明炮台、大炮射程又短的不利之势，他是不放心的。欧阳利见最后又想方设法对威远炮台进行全方位的镶护：“堆土袋一丈二尺，堆土蒲厚达二丈，台之外又用湿毛竹合棕荐密密排匀，层层交搭”14。这难道是“款敌”、“退守”之措置吗?
欧阳利见对上述镶护的举措，还作了精辟的沦述：“我则使纫梭以为毯和泥与蜃涂之，鳞比以蓑，其台厚数重，炸弹至，则毯受之，毯濡而柔韧，弹下如雨，未尝一开。”15 戚远炮台和其它一些炮台都作了镶护，还命吴杰进行实弹试验，效果甚佳，实战中威远炮台中弹后，也未开花。这是欧阳利见积极御敌的具体表现。若威远等炮台不进行镶护，按照吴杰只用颜料涂涂或者按照刘秉璋办法盐包堆堆，那镇海之役真正的后果是不堪设想了。
马江战役失败原因之一，就是马江两岸鳞次栉比的石炮台都没有改筑，而镇海炮台以石换土则是欧阳利见创建的。今100多年过去了，“糯米炮台”仍在，这就是历史的证明。当然镇海口炮台弹来不入的功劳，并不是欧阳利见一人所为，还有众多将领如杜冠英等和下级将士的功绩。
以上仅仅是战前欧阳利见在防御工事方面的部分功绩，实不胜枚举，所谓战前“款敌”、“退守”根据是不足的。
三、欧阳利见临战时，是严阵以待，亲自督战，还是恇怯无谋，仓皇失措?
大量史实证明，欧阳利见在临战时的表现是积极、负责、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是一位卓越的爱国将领。拙作在第一部分叙述中，众多将领对他的评价是有力佐证，这里不再重复。
1885年3月中法镇海之战即将爆发，欧阳利见亲自在金鸡山巅驻守。他的上司和同事多次“诫公不宜轻往前敌，有损国体”；大帅也劝公“不宜驻守金鸡山巅”16。欧阳利见以身作则，不去住提督府，也不去舒适的镇海城里，而坚持去生活最困难、最危险的金鸡山巅，与将士同甘共苦，“凿凹筑营，亲驻其巅，至此时更加严密，眠食全废”17。他在《致城樟臣函》中写道：“刻下潮泛涨，彼族诡计多端，贵防当格外加劲，吾辈秣马厉兵，以逸待劳，敌若冒死来犯，不难灭此而后朝食耳。”18消灭敌人再吃早饭，这就是他临战时态度。春节那天还严饬各营戒备，无须往来庆贺。
1885年2月28日，法舰已迫近镇海口，在这战斗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欧阳利见为防止敌人悉知清军布防情况，果断地进行紧急军事调动，对前路、后路、中路、炮台都做了充分部署，并谕令炮船、炮兵“必计弹可及敌船时，即行轰击，否则不准开一空炮，盖即尊谕，徒耗弹子无益也”。3月4日，欧阳利见在金鸡山瞭台(此台仍在)发现法军一艘白色炮舰潜泊游山，倚山为障，没行动静，他进行周密思考和分析，认为这是法舰的刚谋诡汁，就果断地督派费金组带勇百名，执枪伏馒头山脚，暗防偷控。当天夜上，果有法小艇数只潜移而至，图袭小港口炮台，被顶先埋伏的清兵击沉两艘，余众惊遁19。足见欧阳利见谋略过人。
作为一个提督(相当军区司令职务)，亲自上山指挥作战，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日夜在山巅观察敌情，对法舰行动了如指撑；他在“镇远”炮台，设“空台计”使敌耗损许多弹药，并且使法军吓破了胆，不敢冒然进军。
有人说，欧阳利见“恇怯无谋，仓皇失措”。此来源于刘秉璋《奏参将吴杰前办海防有功才具疏》20奏折中之前句。刘秉璋对欧阳利见评价拙作在第一部分已有述评，但在奏折中为何出现此“话”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有些学者也把此话作为欧阳利见是投降派的论据之一，这是不对的。为搞清这些活的来龙去脉，详加叙述如下：
刘秉璋讲欧阳利见“恇怯无谋，仓皇失措”，这不是对欧阳利见评语，是背后诬人之句。1889年?月6日镇海之役后的第4年，吴杰革职之后，刘秉璋为举保吴杰，在该奏折中讲了许多前言不对后语的骂人坏话：什么“倡为徙炮拆台退守之议”、“专阃提督”、“吹毛求疵”、“贪庸提督”等等。顺便提一句，薛福成在保举吴杰时，在奏折《妥筹保护浙江新筑炮台疏》中，也讲了欧阳利见一些坏话(不详实)，但薛福成比刘秉璋聪明，他比较隐晦，刘秉璋比较露骨。但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在筹防中，战役中，乃至战役结束时，都给了欧阳利见很高的评价，而在吴杰革职之后，欧阳利见病休之时，却背着欧阳利见在皇帝面前讲他坏话，这是不公正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从刘和薛的保举吴杰奏折(实际上是为吴杰摆好评功)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认为吴杰的革职，是欧阳利见迫害之故。所以，要谩骂欧阳利见。在这里要说明两个问题；吴杰要不要革职？欧阳利见是否“迫害功臣”?
闽浙总督卞宝第，根据欧阳利见函，奏请光绪皇帝革吴杰之职，在奏折中称吴杰有两条错误：一侵用公料。当炮台(当时正在新建安远炮台，清政府财力已相当困难)工程紧要时，各营勇丁并日赶做，该参将却在城内建造住宅，还将炮兵调赴城内，供其起层之用，并有侵用炮台木料、石灰情事。二不遵调度。镇海口南北两岸计有10余座炮台，欧阳利见咨商前抚臣卫荣光，以南北两岸中隔大江往来不便，遇事紧要势难兼顾。经卫荣光同意，添派副将陈胜文管带南岸炮台(北岸仍由吴杰管带)，转饬吴杰，将炮位、军装，军火及原设炮兵移交给陈胜文接管。吴杰接到命令后，多日抗延不交，肆口谩詈，不遵提督调令21。同日(1889年3月18日)光绪皇帝谕旨：“以险诈为，革浙江候补参将吴杰职。”22薛福成得悉吴杰革职之后，于1889年6月13日，两次上奏光绪帝，报告了镇海军事设施情况，同时提到吴杰为不可多得的将才，欧阳利见轻听标营将士之言，排挤吴杰。但他最后圆滑地说：是否虚实，待刘秉璋等奏折到日立见端倪(这说明薛福成、刘秉璋为吴杰保举是互为计划中的事)。最后还加了一句：“决不以臣言为忤也”23，非常聪明。
光绪皇帝阅了薛福成奏折以后，非常重视吴杰的问题，即谕旨“查具奏”24。接着刘秉璋于同年2月6日，也两次上奏为吴杰评功摆好。光绪帝阅了刘、薛4道奏折，对吴杰革职一事重新考虑，于8月5日谕旨；“已革浙江候补参将吴杰著崧骏(浙江巡抚)饬令来京交兵部领引。”25同年11月15日吴杰到京质对，兵部经审核后，吴杰没有恢复原职，参将已被革去，降了一级任游击，并调动工作，发往江苏补用。这说明吴杰错误是有的，若没有刘秉璋、薛福成为其讲了那么多的好话，游击也没法当了。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消楚地地知道，谓吴杰已昭雪，欧阳利见迫害吴杰之说，是不存在的。刘秉璋为吴杰保的两道奏折，使之成为欧阳利见是投降派的论据，是不成立的。
吴杰不遵调度，也屡有表现。镇海之役将开始，欧阳利见为使各台大炮安全无误，时时可打，时时可轰，令吴杰到招宝山台试演大炮，而吴杰却拒绝试演，非常骄傲。于是年近7旬的提督，只好自己过甬江到扪宝山试炮，“岂连开三炮，三炮无声”26。从客观分析，欧阳利见与吴杰之间是有一定矛盾，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矛盾刘秉璋有关。例如说：“欧阳利见从战略考虑把招宝山后膛大炮徒到比较阴蔽的地方去，吴杰不同意，而刘秉璋却支持吴杰错误观点，这就使吴杰有了靠山和骄气。当时薛福成讲了一句公道话，劝勉吴杰说：‘切勿恃功呈忿，至失事上之礼，于提台体制无亏，以其力顾大局”27。吴杰革职任游击，调到江苏没有落实单位，刘秉璋任四川总督，即想方设法把吴杰调往四川，管带泰安左营。中日甲午战争衅起，吴杰升任总兵、提督等职。这是与刘秉璋关怀分不开的。吴杰也感恩。浙江绅土议在省城为刘秉璋建祠，吴杰得悉后，表示愿自募资金在镇海为刘秉璋建祠。可见吴杰与刘的关系已不是一般的了。
刘秉璋与欧阳利见在派系中也是有矛盾的。刘要控制欧阳利见权力，不给他更大影响，而欧阳利见千方百计要发挥自己才能，时时对刘秉璋做法不满。这在许多史料中都可以看到。刘秉璋儿子刘体仁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他在整理他的父亲史料时，得出结论说：“父素轻其人，弗予增兵，亦费重用劲”28。连他自己的儿子也知道刘秉璋的所作所为。
从上述的材料分析中可以看出，吴杰是有一定的错误，但吴杰功大于过，不能否认。然而所谓欧阳利见“迫害功臣”，是一个投降派，也没有依据。
四、战后欧阳利见是冒功讨封，还是退让为谦？
有学者认为，镇海之役初战告捷以后，欧阳利见写了长长3份材料29，这就是他冒功讨封的具体表现和证据。欧阳利见为什么要写这3份材料呢？这是与刘秉璋无视欧阳利见的功绩有关。
1885年3月l日，由于欧阳利见指挥以及全体官兵共同奋战，取得初战告捷。刘秉璋在向光绪帝奏报战绩时，根本没有提及欧阳利见筹防3年和亲自指挥作战之事。3月5日光绪帝看了刘秉璋奏折以后甚为恼火，谕旨质问：“欧阳利见现驻何处？所部各营是否赴镇海？并着即行电闻”30。欧阳利见得悉谕旨后，感到后果不堪设想，谕旨后的第3天，即3月7日，他撇开刘秉璋，发出一份《致各督抚书》，让全国各地将领了解镇海口筹防及战斗实情。9日又发出《咨报镇海口与法人接仗情由》，向全国各界报道。12日又发《禀复曾九帅》，请曾国荃将镇海之役情况向朝廷汇报。这是福出来的。在此函中曰：“到任已及三年，筹防未间片刻，自顾辁材，谬膺巨任。每谓有一分力，即做一分事，区区苦衷，初不欲求于众人亦不敢显自于君父之前。”欧阳利见在这向上反映的3份材料中，简单介绍镇海初战经过情况，没有具体写上某个将领功绩，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客观的，因为初战阶段，不可能了解得很具体，更何况战役还未结束。但在“函”中，他没有把初战的胜利归功于自己，更没有什么“冒功”、“讨封”，却归功于“兵轮、炮台暨水陆合力轰击”、“水陆各军皆戳力同心，争先从事”。这是公正合理的。曾国荃阅了“函”以后，在即向朝廷呈送的《镇海口三船随同三船接仗奏稿》中，把欧阳利见督师镇海之役事也带进去了，并把奏稿副本抄寄刘秉璋，这多么光明正大。刘秉璋阅后并未提出异议。曾国荃向朝廷奏报，这是曾大人的事，合情合理的，怎么能说是欧阳利见“冒功讨封”呢?曾国荃为对此次战役负责，也没有轻听欧阳利见一人之言，在“函”中最后说：“浙江防军接仗情形，应有刘秉璋具奏”。这不是很公道吗？
镇海之役胜利结束以后，刘秉璋要为欧阳利见庆功，欧阳利见再三谢绝：“窃维镇海办防两年之久，战守尚无遗误，实仰赖阁下，激励士卒与在事各位御敌所由也。恩施奏奖，莫不盛颂同声，弟乏长足，录良用恧然，乃蒙询及，益增汗颜，祗求奖同胞，不啻身受，弟万不敢仰邀奖叙，全并附呈。”欧阳利见崇高品德，感动了刘秉璋，他赞扬说：“退让为谦，莫明钦佩！”31所谓欧阳利见“讨封”彻底被刘秉璋否定了。
有文章认为“欧阳利见无功而居首功”。这一结论根据也是不足的。镇海战役告捷后，有功功臣受了赏，升了官（此次战役立功和升级人员约40—50余人），谁的功居首位呢？刘秉璋从巡抚升任四川总督；薛福成从宁绍台道升任湖南布政使；欧阳利见获得头品顶戴，是个“荣誉奖”未升官；吴杰从守备升任候补参将，连升三级（后来犯错误降了一级），是所有立功者的佼佼者，这才是真正的首功。怎么能说欧阳利见无功而居首功呢?
总上所述，说欧阳利见是投降派，不能苟同，他是抗法爱国将领。本人学识和文化水平浅薄，错误在所难免，谨请专家、学者指教。
1姚辉：《欧阳利见是抗法民族英雄吗?》，《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金普森：
《沙孟海先生之史德和史识》，浙江《联谊报》1994年7月20日。
2《金鸡谈荟》，卷13，页25《刘中丞来函附片》。
3刘秉璋：《镇海炮台防堵事宜》，《禀浙江抚院筹议镇海善后筑台添炮事宜》
4《金鸡谈荟》，《善厚斋将军来信》。
5《浙东筹防录》卷2，页46上等。
6《金鸡谈荟》卷12，页6下。
7《金鸡谈荟》卷9，页26。
8《光绪朝东华录》总页1905。
9《金鸡谈荟》，卷14，页13下《曾袭侯复书副函》。
10《督师御敌处》碑高4米，笔者于1982年在金鸡山顶“瞭台”发现。
11《保护军门遗迹碑》，笔者于1981年发现，也在金鸡山顶“瞭台”北侧。
12《清吏稿》，《列传•欧阳利见》页245。
13《欧阳利见是抗法民族英雄吗?》，见前引。
14《浙东筹防录》卷3，页25—26
15《镇海防夷图记》石刻现藏天—阁。
16《中法战争》第3册，页238。
17《中法战争》第3册，页287。
18《金鸡谈荟》卷3，页1。
19《中法战争》第3册，页276。
20《刘文庄公奏议》卷6，页3。
21《清光绪朝东华录》卷3，总页2589。
22《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卷266，页157
23薛福成：《庸庵全集》卷上，页1。
24《清实录》卷207，页12。
25《军机处录副》“上谕档”。
26《申报》1885年10月25日。
27《中法战争》第3册，页183。
28刘体仁：《异辞录》。
29《金鸡谈荟》：《致各督抚书》、《咨报镇海口与法人接仗情由》、《禀复曾九帅》。
30金鸡淡荟》卷3，页3。
31《金鸡谈荟》卷13，页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