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康熙以来，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以之作为科举考试内容而选拔士子。晚清重臣曾国藩自幼便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他在京城时期集中精力研习理学，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正统的儒家士大夫，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他和很多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在熟读儒家经典时，未曾忘怀道家典籍。他在京城创作的诗文中，就流露出很多迥异于儒家的道家思想。33岁时，曾国藩便将书房命名为“求阙斋”，所立课程列《庄子》为熟读书，并说这是平生于儒家经典外最爱读的四本书之一。49岁那年正月，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列举了三十三名前代圣哲，庄周和十分推崇道家思想的司马迁都名列其中，他盛赞其才屡予征引。这一年的十一月初四日，他在四更早醒后的日记中写道：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虚无、清静、无为、自化，正是道家所反复强调而区别于儒家思想的，曾国藩这段内心独白表现出他当时的思想是“道内儒外”、“道体儒用”。为什么圣人平时不说虚无、清静、无为、自化这些道家思想呢？因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章》）道家思想应该潜藏于内心，可行而不可言，不足与外人道，儒家思想则可行可言，易于理解和实施，这种对儒道思想的认识已经迥异于理学家的主张，颇值玩味。58岁时，他反思一生时说：“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这里，曾国藩在饱经世事后，又将老庄道家抬升至体的高度，回应了49岁时的体用观，说明他对道家思想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目前仅见这二次有关“以道为体”的反省深思，难以说明他心目中道家的地位已经高于儒家，但足以证明他在晚年回顾时已充分意识到道家对人生的重要影响。或者说，他所推崇的圣人，完全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最高标准，和《论语》中的孔子一样，具有无为而治和出世隐逸的道家色彩。曾国藩高度赞扬孔子，信奉儒家思想；同时，道家思想在他的言行中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正具有以道补儒的鲜明特色。
曾国藩身边常备有道家书籍，在繁重的官场案牍之余，时时从道家著作中寻求心灵的自由和解脱。无论在处于欢乐通达的顺境，还是处于失意愁闷的逆境时，他都会从道家经典或蕴含道家思想的典籍中寻求思想资源。如他曾写信给李鸿章代买此类书籍：“王刻《十子》、灵岩山馆丛书内刻《墨子》，山尊刻韩、晏二子、秦刻《扬子法言》、世德堂刻《六子》，此数种者，如觅得一二，祈代买先为寄来，为荷。”这里的《十子》是指《十子全书》，共有十六册，分别是：老子1册、庄子2册、管子3册、荀子2册、列子1册、韩非子2册、淮南子3册、文中子1册、扬子法言与鹖冠子合1册；世德堂刻《六子》是指明代嘉靖年间世德堂所刊印的《六子全书》，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将其列入明代私家版刻之精品，六种著作分别是：汉代河上公注《道德经》二卷，晋代郭象注《南华真经》十卷，张湛注《冲虚至德真经》八卷，唐代杨倞注《荀子》二十卷，唐代李轨、宋代苏轼等注《扬子法言》十卷，宋代阮逸注《中说》十卷。从这些藏书目录看，可见曾国藩已经将道家基本典籍搜集完整，所以他在书信中常常引用道家原文或化用道家典故。
其弟子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其余《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数种，尤笃好不厌，治之三反。”幕僚李元度回忆曾国藩生平事迹时说：“尤好《庄子》、《史记》、《汉书》、《通鉴》、《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治之三反。”身边弟子和幕僚回顾他治学情形时都将《庄子》置于史书之前，可见曾国藩对《庄子》的喜好程度。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廿八日，曾国藩至琉璃厂买了三本书，其中一本即《庄子》；33岁所定求阙斋课程中，《庄子》便是要求熟读的八种书之一，并以此指导家中二位弟弟的学习。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告诉曾纪泽：“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不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原来他早有为《庄子》作注释的心愿。他编著了《经史百家杂钞》，在第一卷“论著之属”中即选录了九篇《庄子》文章，比所选《孟子》文章多一篇；在论著类文选中和韩愈的文章数量并列第一。咸丰九年六月邵位西所赠书籍中有世德堂本《庄子》，曾国藩在首页题识以记。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读完好友吴子序所作《释爱篇》，他觉得大有《庄子》风格，于是欣然对吴子序说：“庄生之诙诡恣睢，自以为羊枣我所独嗜，不意老兄又窃尝禁脔，兹可妒耳。”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告诉儿子如何选择书目：“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
曾国藩通过吸收和践履道家思想，拓展了程朱理学的内涵，极力倡导儒学而不拘于儒学，凸显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和以道补儒的经世致用之心。他对道家思想的兴趣，延续了清初以来批判理学的学术风气，与今文经学家的救世用心产生共鸣，得力于正统理学家对道家的批判和吸收，反映出诸子学兴起以补救儒学空疏不足的学术思潮，这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自然选择，其中也包含着个人的自觉。中国文学史上以道补儒的大家比比皆是，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他们既是正统的儒家，又都留下了具有鲜明道家色彩的艺术作品或理论，这也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个普遍现象。纵览曾国藩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其中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本文拟从道家风格的角度对曾国藩的诗文进行分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因为人之与万物，均从“道”化生而出，同源同构，物我合一，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吕氏春秋•有始览》云：“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道的特征，就是整体性，人与自然，无不笼罩于道的观照下，道无所不在，道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自然”，即自己而然，非神力或人力所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万物都是自生自成和自在自为的，效法于道就是效法于自然。“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自然”既是“道”的内在特征，也是外在表现。每个人要做的，就是“辅万物之自然”的“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
面对世间荣辱得失，有道之人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治国平天下时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将旁礴万物以为一”，“物莫之伤”，“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圣人体道无所待，无为而无不为，何况治天下这种绪余之事呢？（《庄子•逍遥游》）
水是道家十分推崇的事物，《庄子•田子方》中老聃曰：“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郭庆藩解释为：“汋者，水自然涌出，非若泉之有源，而溪涧之交汇以流行也。”成玄英疏曰：“至人玄德，其义亦然，端拱岩廊而物不能离，泽被群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修为？自然而已矣。”水的特征在于随物赋形，自然无为，正体现了大道。人心应如水一般顺道而行，出乎自然，人情应返朴归真，归于自然，发之为文，或喷薄而出，或自然流淌，必须流露真情，杜绝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庄子•渔父》）
道家典籍《文子》一书中“自然”一词出现了27处。如《道原》篇中说：“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救也，秉其要而归之。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神，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在道家思想体系中，“道”与“自然”具有同一性，自然即道，自然是“道”的最高境界；道即自然，“道”就是自然而然。由天道回到人道，人生应该崇尚自然之道，超脱于外物，任其性命之情而已，追求自然自适的人生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中体验“道”的真谛。
陈炎说：“当道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或创作主体身上居于主导地位时，文学艺术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尊重个体价值、渴望或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在形式上便呈现出一种强调自由、蔑视法则的清新而淡泊的美。”道家思想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很大，使文学追求自然，崇尚真实，具体说来，这种影响在形式上，力主质朴自然，不尚雕饰，表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境界；于内容言，则是表现出一种恬静的心态，远离尘嚣的淡泊与宁静。唐人柳宗元的《江雪》与宋人苏轼的《定风波》表现的都是不拘于物的超然与豁达，充满了道家思想的情调，洋溢着道家思想的生活启示。道家提供了一片不同于儒家的心灵家园，特别是失意的文人更醉心于道家构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中国文人天生就有几分道家的底色，正缘于此，中国的文人或多或少都在追求一种淡泊和飘逸，即使是春风得意、身居庙堂的显贵，也保留着读书以来的理想家园，通常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户外青松翠竹、室内洁菊幽兰的自然化空间，希望亲近自然，保留自然气息，这就是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对生活的普遍追求，究其由，无不是“道法自然”理念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融洽与结合。
曾国藩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胡林翼既是曾国藩在军事和政治上合作的伙伴，也是曾国藩倾心佩服的楷模，曾国藩常称许他“进德之猛，自愧不如”，就是这样一位倾心效法的榜样，还是被曾国藩批评为“少山林之气”，不如《聪训斋语》的作者张英兼有台阁和山林之气，即缺少亲近自然的情怀。事实上，曾国藩一生爱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读后感觉“虽南面王之乐不易也”，对陶渊明、谢朓、苏轼等自然真切、襟怀恬淡的诗作手不释卷，越到晚年越喜欢，他在同治元年的家书中告诉儿子曾纪泽：
和张邑侯诗，音节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脁，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
陶潜和谢朓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贴近自然，贴近生活，感情朴素真挚，风格平淡自然。陶渊明厌恶官场而归隐林下，诗歌多写田园风光与恬适心态，诗歌充满了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的热爱，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谢朓则是仕途不顺而最后惨死狱中的不幸文人，他崇尚自然，爱好山水清音，其诗清新流丽，颇得自然冲和之美。曾国藩推崇陶谢，要求曾纪泽领会陶诗之识度，“试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园田居》五首、《咏贫士》七篇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之室。”陶渊明归隐田园，是我国第一位隐逸田园诗人，追求自然无为的人生理想和美学风格，曾国藩认为他已登堂入室，深得道家人生理想和美学思想的精髓，要求儿子用力寻味其用意深处，须解说陶诗寄来审阅，正体现出道家美学思想在曾国藩头脑中的深深痕迹，由此主张作诗文必须饱含真情，言之有物，32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在这则日记中，曾国藩论述作诗文必须有真情，而真情必须来源于生活，“平日读书积理”就是生活的积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与时间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经历世上纷繁复杂的生活，但读书却可弥补这种不足，是间接的生活经验。而且，作文写诗，不必刻意追求华丽词藻，“巧言取悦”会使文章“荡然失其本旨”，应该我手写我心，抒发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为诗文。章太炎先生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整体上对曾国藩评价很低，但在《校文士》一文中盛赞曾国藩的文章“善叙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伦”，其中就肯定了曾国藩文章有自然真切的优点。桐城古文在方苞和姚鼐的时代，多识格物，博辨训诂，效法秦汉及唐宋散文，言之有物，情感至真；而发展到晚清时代，已经脱离生活实际，千人一面，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乃至文运衰微；曾国藩勃起于晚清，振兴了桐城散文，后人誉为文坛中兴盟主，诚不虚也。
曾国藩于古文多重真切，于诗歌则多逞自然。他的家书，传递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持家修身的普遍性价值，至今流传不衰，深受国人喜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饱含真情，或慈爱、或孝顺、或严厉、或温情，无不真切动人。家书言辞不事修饰，语言平淡至真，娓娓道来，谆谆私语，不厌其烦，推心置腹，宛如春风化雨，情真意深，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曾国藩家族在他身后一直长盛不衰，人才辈出，成为晚清以来罕见的没有走向衰败的世家大族，其中曾国藩家书所起的教化之功，当功不可没。例如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家中曾国潢的家信，谈及持家之道：
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而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待一时之官爵，而侍长远之家规；不待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信中语言平淡，真切自然，毫无长兄的威严专横，而是平心静气地讲出心里话，如同面对面地拉家常，入情入理，读之无不令人感动。不但诗文书信这类个性化著述是如此，就是公务文书也做到了自然真切。曾国藩的奏折被誉为“晚清第一奏折”，他的创作经验就是：
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
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
白居易的乐府诗通俗易懂，却寓意深刻，饱含真情，曾国藩主张一味向平实处用功，所以他的奏折也追求“典、显、浅”三字，能让高层记忆犹新，能让士民口耳相传。他在创作除奏折以外的公务文书中，也都言之有物，自然真切，像《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和《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诸篇，均是其中的佼佼者。如《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的一节：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治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文中以事喻理，论说风气随人事而变迁的道理，语重心长，不作高深之言，章法句法深得昌黎遗响。
曾国藩的诗歌，古体居多，所以风格多清新自然。如《岁暮杂感十首》就具有这样的风格，这时他才25岁，第一次会试不利，留京不回准备第二年再考，年末时感慨万端，以诗抒怀，试看组诗第一首：
芒鞋镇日踏春还，残腊将更却等闲。三百六旬同逝水，四千馀里说家山。缁尘已自沾京雒，羌笛何须怨玉关。为报南来新雁到，故乡消息在云间。
诗人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旧岁将除，思念家乡山水，挂念家中亲人，心中虽有浓浓乡愁，还有会试失利的阴影，来年再试的压力，但全诗明快清新，言辞恳切，情意深挚，不见多少愁云，反倒充满自信，憧憬美好前程。36岁时，仕途正顺，踌躇满志，作《小池》一首言志抒情：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庄子•山木》篇说：“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认为人生不要在乎别人的讥讽或赞誉，应该在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的前提下，以无为之心顺应自然，全性葆真。这首小诗蕴含浓厚的道家处世思想和儒家用世思想，有感而发，脱口而出，明白易懂，体现出自然真切的风格。曾国藩于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的家信中和儿子讲了道家艺术理论：
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何为“天籁”？自然之谓也，是道家最高审美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能依赖人力求之，只能在兴会意到时偶然遇之，颇有几分道家玄想风味了。读读曾国藩早年京官时期的诗作，尽管仕途较为平坦，曾国藩却不耐官场繁辛，年年赋诗流连自然，常常梦回林泉，在大量的送别诗、题画诗和闲适诗中频现山水自然意象，到了晚年功成名就之后，更是时常吟诵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等人的闲适诗。曾国藩读的诗很多，他的《十八家诗钞》选诗6365首，这十八位诗人无一不深受道家人生观和美学思想的影响。曾国藩一生喜爱陶渊明、李白、白居易、韩愈、黄庭坚、苏轼、陆游等人的诗文和道家典籍，追求自然真切的艺术风格，无疑也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