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四月，时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应诏陈言，以“圣德三端”要“预防流弊”为题上疏，直言君过、词锋逼人，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并作大段批文辩解。虽然让封建帝王不悦，但从公文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份奏折无论是在文章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结构：凤头  猪肚  豹尾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全文共2196字，开头90字，正文2025字，结尾81字。开头结尾片言居要、言简意赅，正文部分内容丰富、毫无冗余，实可谓“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开头：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曾国藩开门见山，指出美德常有近似的弊病与之相混淆，并以孔圣人教育弟子的“六言”“六弊”来佐证。有了这一铺垫就直入主题，指出皇上天生的美德有三个，但各有容易导致的弊病，要防微杜渐。这句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引人深入。

　　正文：主要阐述皇上三种美德易导致的弊病。一是“敬慎”之德，其流弊为“琐碎”。皇上平时每个环节都考虑很周到，虽然很“细”，但容易导致在小事上谨慎而在大事上疏忽，而且会谨慎于不该过于谨慎的地方，无暇深入研究国家大计。皇上如果不责细末，大臣必不敢以小事上的谨慎自恃，而将心思放在国家大计和长远利益上。二是“好古”之德，其流弊为“徒尚文饰”。皇上平时好读古书，娱乐活动也效法前贤，这种形式虽然可取，但更要注重实质。当朝文人风气浮华，考试不看重文章内容，专求小楷端正、律诗机巧，不利于人才振兴。三是“广大”之德，其流弊为“长骄矜之气”。一旦产生“自矜”的念头，就容易憎恶直言而亲近谄媚奸邪的人。

　　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敬慎”“好古”“广大”三种美德只是一笔带过，把大量笔墨都放在对流弊的分析上，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琐碎”“文饰”“骄矜”三种流弊，从日常小事、兴趣爱好写到个人性格，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对各种流弊的分析篇幅相当、首尾呼应。此外，曾国藩也提出了不少选人用人的观点，如“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等等，都堪称至理之言。

　　结尾：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若此，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曾国藩用短短数笔，表达了不可或缺的三点意思：一是提醒皇上要早日明辨弊端，以免积重难返，与奏折开头提到要“预防其渐”做了呼应。二是颂赞皇上圣明，上奏是履行职责、报答皇恩，给了皇上台阶，也保护了自己。三是表明尽管内容不妥，但决不敢图犯颜直谏的虚名，也不敢阿谀奉承以取悦皇上，为本属激烈的言辞进行了辩护。据说咸丰帝果然想要治罪，但为了体现“君圣臣直”，不得不原谅了曾国藩。

　　论述：善用例证  详略得当

　　文章多举例子，用丰富的事例加以论证，比单纯讲道理更有说服力。这篇奏折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或先讲观点再摆事实，或先举例子再得结论，所举事例恰当、充分。

　　第一，每个观点都有事例佐证。奏折对三种美德易导致的各种流弊都有举例说明。对“琐碎”之弊，以将行礼“仪注”改为行礼“礼节”（咸丰帝名“奕詝”，音yìzhǔ，避讳）等为例说明哪些是小事，以广西太平军起义为例说明哪些是国家大计。对“徒尚文饰”之弊，以皇上发布求言诏却认为谏言“无庸议”为例，说明仅效法前贤的形式不能收获实效。对“骄矜”之弊，则以皇上自认为是天视天听，独自把持官员升降大权等事例来说明。

　　第二，善于选用前朝先贤的事例。奏折虽然是分析皇上的美德和流弊，所举事例也主要是当朝的情况，但在每一个观点论述中，曾国藩都提到了前朝先贤的做法。在说到皇上应豁达大度、不责细末时，举出汉高祖不以审案判刑的事问宰相陈平，唐太宗只要求房玄龄、杜如晦注意选拔贤才的例子。在说到应杜绝文饰之风、不尚虚文时，举出皇上允许刊印《御制诗文集》时才20岁，而乾隆帝刊印文集时已经26岁的例子。在说到皇上应避免产生骄矜之气时，举出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像殷王那样迷乱”等例子。这些例子紧扣主题，极具针对性，增强了说服力。

　　第三，对事例的分析详略得当。奏折举例较多，有的事例只用几个字点到为止，有的却用大段文字做了深入阐述。简单的事例是皇上熟悉、无需多说的，如为了说明朝中憨直敢言者少，仅用了“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一句话。对于皇上不甚了解却又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即广西兵事，用了洋洋洒洒392字，从位置人才、审度地利、慎重军需三个方面指出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语言：言词犀利  工整简练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曾国藩在答复儿子曾纪泽关于文章雄奇之道的家书中写道，“是故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可见，整篇文章要有气势，最终还是要落到遣词造句上。此奏折之所以引起咸丰帝震怒，所陈观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语言风格所致。

　　一是词锋犀利，感情色彩浓厚。自古臣子进言，绝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毕恭毕敬。曾国藩敢于冒着风险慷慨直言，体现了他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他用“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批评皇上没有察纳雅言的真心实意，不过做点姿态而已，一个“徒”字，非常刺眼。当朝中无可用之人时，曾国藩感慨“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安”“哉”并用，语气强烈、咄咄逼人。

　　二是用词工整，主要观点醒目。奏折通篇文风朴实，无刻意雕琢之感，但在提到三个美德易导致的流弊时，用了相似的词语和句法，即“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和“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这种写法，即使在没有句读和段落之分的文章中，也能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早”“不细”“不精”等词既不重复，又切合各种弊病的特点，“是”“亦”“尤”等字有层层递进、语气逐渐增强之气，发人深省。在论述完每个观点时，还分别用“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臣之过虑，实类乎此”三个句子进行小结，突出了预防流弊的重要意义。

　　三是文字简练，走笔酣畅淋漓。简为文章尽境。这篇奏折虽然篇幅不短，但仍很注意用词简约。比如，曾国藩用“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一句，提出了广西的用兵之道。讲到皇上“好古”，又仅用“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16个字，就面面俱到。文字简练了，句子就短小精悍，读起来节奏明快、毫不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