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他曾三入曾幕，前后在曾国藩身边工作了八年。其间，赵烈文还应曾国藩的要求，前后两次到其弟曾国荃的幕府帮忙，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主要讲的是赵烈文初入曾国荃幕府的一段故事。
曾国荃送给赵烈文一架十分珍贵的西洋望远镜，当面恳请他留在自己幕府工作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冬，赵烈文到上海办事。第二年年正月回安庆途中路过金陵，特意到湘军指挥部拜见了曾国荃。当时负责金陵主攻任务的曾国荃正在病中，听说赵烈文来访，不仅让他换上便服进内室执手相见，还送给他一架十分珍贵的西洋望远镜。更让赵烈文意想不到的是，曾国荃当面恳请他留在自己幕府工作。
赵烈文回到安庆后，曾国荃多次来信重提此事，还特意写信给哥哥曾国藩，要他出面做赵烈文的工作。经过曾国藩的多番劝说，赵烈文终于答应下来，并很快走马上任。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6月16日中午，湘军攻进太平天国都城金陵。下午五时许，赵烈文听说曾国荃回到老营（指挥部），就和众人一起前往祝贺。曾国荃身着布衣，光着双脚，汗泪交流，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制止大家不要祝贺，然后拿出一份提纲交给赵烈文，要他据此起草上报战况的奏折。赵烈文很快写出初稿，亲手交到曾国荃手上。
傍晚，赵烈文听说各军入城后，大肆掠夺。就连湘军指挥部的人员也跑了出去，街上到处都是挑着担子搜刮财物的官兵。在这种极其混乱的局面下，赵烈文担心激起变故，就请曾国荃赶快号令约束部队。曾国荃疲乏已极，摇了摇头，没有答话，自顾睡觉去了。
当晚八九点钟，赵烈文听到龙脖子（位于南京太平门城墙东边，为一高坡，系“钟山龙蟠”余脉，俗称“龙脖子”）到孝陵卫一带响起巨大炮声，料想敌军由此逃了出去。赵烈文顾不得许多，硬是从卧榻上将曾国荃摇起来，请他派兵拦截逃敌，曾国荃还是不以为然。休息许久后，曾国荃才起来，在灯下修改赵烈文起草的奏折。赵烈文的原稿写得比较简略，曾国荃涂涂改改，几乎删改殆尽。叫人重新抄录后，曾国荃让彭椿年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然后吩咐赵烈文与他一起商量定稿。赵烈文说：“回营这一层不必提。各位将领的战功，这次也不宜写得太多，以后应该由曾国藩大帅详细上报。”曾国荃则说：“不必取巧。这样做好像我们要隐讳什么。至于各位将领的功绩，我这里不上奏，我哥不一定会详细上报，这是有负诸位啊。”总之，曾国荃完全听不进赵烈文的意见。
奏折基本定稿后，曾国荃叫人誊写，自己又去休息。到下半夜四更时，城北传来报告，说一千余敌军全部装扮成湘军模样，从缺口逃出去了。负责防守这一地段的湘军主力，还在城内清剿敌军余部和掠夺财物，留守人员不多且疲惫不堪，因而不能阻挡，仅杀敌数十人。来报者不敢惊动正在酣睡的曾国荃，只好说给赵烈文听。赵烈文猜测敌军首领就在这群逃跑的人中，心想如果再按先前的定稿誊写奏折，以后肯定有大麻烦，于是不管曾国荃高不高兴，急忙敲门叫醒了他，要他在奏折中加上敌军如何逃走一段话，以便为将来留下一个回旋余地。这回曾国荃不仅采纳了赵烈文的意见，而且迅速下令派骑兵追击。奏折誊写完毕，署上曾国荃等人的名字，密封准备寄走。此时天也快亮了，赵烈文这才回房休息。可是躺下不久，赵烈文想起还有三封急信要写，就又起来工作。写完三封公函，赵烈文又写了一份条陈，向曾国荃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停止杀戮，命令所有湘军回到自己的营地，进行全城大搜查，搜寻敌军头目。二是找地方安顿好妇女。三是设立善后局。四是禁止米麦出城。曾国荃答应实施后三条，第一条暂缓实行。
赵烈文几乎忙了个通宵，天亮后又赶紧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起草了两份公函，让人即刻发布捷报；二是起草了《成立善后局通知》和《禁止米麦出城告示》；三是起草了军令，要求全体湘军分头救火、清剿敌军残兵败将等。赵烈文后又得到报告，说逃出城的敌军实际上有两三千人，一些重要人物也在其中。此时天已落黑，赵烈文当即建议曾国荃将这一情况如实报告曾国藩，并商定如何再给朝廷写奏折。但曾国荃不同意。
18日早晨赵烈文一起床，就被曾国荃叫进内室。经过一晚的冷静思索，曾国荃有所醒悟，同意按赵烈文的意见给曾国藩写报告。他要赵烈文将详细情况报告给曾国藩，还说幼天王逃走的事情已经得到证实。忙完此事，赵烈文根据工作需要，又分别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广总督官文等人写信，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到了19日晚，赵烈文与曾国荃又因为是否继续给曾国藩写报告的事情发生争执。赵烈文觉得有关方面报告追剿敌军头目的事空口无凭，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认为完全弄清情况再写报告也不迟。曾国荃坚持己见，非要赵烈文写不可，两人一时相持不下。赵烈文转念想：这个报告是写给曾国藩的，即使汇报不实也无大碍，就顺着曾国荃的意思起草了报告。我们现在从曾国藩这一时期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会发现：由于曾国藩不能及时、准确、完整地得到金陵方面的信息，结果不仅为如何上奏皇上大费心思，而且特意推迟了来金陵的时间。曾国藩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九弟不能认真听取赵烈文的意见，凡事随心所欲，该如实报告的信息不报告，不该急于报告的错误信息，又“畅通无阻”地送到了他那里。
赵烈文虽然心中很不是滋味，甚至颇感委屈，但自问未有偏颇之处，也就没与曾国荃计较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荃对赵烈文的不满日益加深。究其主因：一者曾国荃回营后赵烈文请其号令约束部队，曾国荃当时感到疲乏至极，认为赵烈文不体谅自己。二者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尽快设立善后局，做好善后工作。曾国荃虽然采纳了这一建议，也委派了官员负责此事，但由于工作难度太大，进展并不顺利。曾国荃无奈地对赵烈文说：此事是你提议搞的，现在别人不干，只有请你兼顾了。当时赵烈文每天都要起草许多文件和公私信函，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哪有精力兼任此事？再说曾国藩要他来这儿，不是负责某项具体工作的，而是来做机要秘书、为曾国荃出谋划策的。曾国荃工作中遇到再大难处，也不能这样“乱点鸳鸯”。所以赵烈文婉拒了曾国荃的要求。曾国荃觉得赵烈文不体谅他的难处，只知指手画脚、乱出主意，不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以至到了6月24日，曾国荃向赵烈文的朋友谈起这些事时，还是满脸不悦。这些话传到赵烈文耳中，他虽然心中很不是滋味，甚至颇感委屈，但自问未有偏颇之处，也就没与曾国荃计较。
有趣的是，仅过了一天，曾国荃就主动来找赵烈文谈话，诚恳地对他说：“我读书太少，常常不明事理，喜欢意气用事，如果有什么怠慢和得罪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曾国荃说这些话时，满脸难为情的样子，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赵烈文猜想，曾国荃是为自己昨天说过的那些话，在向他检讨。
其实事情并非赵烈文想象的那么简单。曾国荃能够放下身段主动找他谈话，委婉地做自我批评，是因为他哥哥曾国藩当天要从安庆来金陵，他觉得如果不尽快与赵烈文修复关系，到时哥哥批评起来，自己不好交待。
曾国藩来到金陵后，曾国荃对赵烈文的态度果然大变。曾国藩与赵烈文长时间说话，曾国荃不仅一直陪着，而且专门安排时间，与曾国藩一起宴请赵烈文。6月29日曾国藩一天在外，曾国荃又单独请赵烈文吃晚饭。饭后，两人又进行了一番长谈。
应该说，曾国荃的关系修复工作起到了作用。此后，赵烈文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不仅精神顾虑没有了，而且身上的疮病也逐渐有了好转。7月3日晚，身心轻松的赵烈文到河中痛痛快快洗了个澡。这是他来金陵后第一次洗澡。农历六七月是一年最热的日子，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赵烈文入夏后就没有洗过澡。此种滋味，无需亲自体验，谁都能够想象有多难受。怪不得赵烈文戏水时会发出如此欢呼：“澣濯甚快，安得纯灰百斛，并涤胸中块磊耶！”这哪里是身体在洗澡，分明是精神在洗澡，说明前一段时间，赵烈文的精神压力和身心负担有多沉重！
可是就在这时，朝廷发出的一份廷寄（不通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寄发的机密文件），使得赵烈文的心情很快又陷入冰底。
曾国荃挨了朝廷的严厉批评，虽然气得七窍生烟，却没有怪罪赵烈文
原来朝廷收到17日凌晨曾国荃等人共同署名发出的奏折后，因为再没有收到后续报告，十分担心金陵这边发生了什么变故；又认为曾国荃刚刚攻下金陵便贪图安逸，丢下部队不管，回老营休息，太不负责，于是在廷寄中用十分严厉的语气批评了曾国荃。赵烈文看到这份廷寄后，心情本来就十分沉重，而一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却认为朝廷之所以有功不赏，反而对曾国荃横加指责，都是因为奏折起草人赵烈文没有写好，尤其是奏折中写了“伪城甚大”的缘故，所以这一切都是赵烈文的罪过。听到这些不负责任的议论后，心思缜密、精益求精的赵烈文心中虽然喊冤，却无法向人说明事情真相。
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说，16日晚间赵烈文起草的奏折初稿，内容非常简略，并没有涉及曾国荃回营这件事。曾国荃修改时，不顾赵烈文反对，执意加上了回营的内容。在曾国荃改稿的基础上，彭椿年奉命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曾国荃要赵烈文一起商量定稿，赵烈文又一再主张删除“赶回老营”四个字，曾国荃不仅不听，反而发了脾气，赵烈文这才无奈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那么“伪城甚大”的内容又是怎么加进去的呢？那是下半夜四更时，赵烈文得到来自前线的报告，说有大批敌军在混乱中化装逃出了城，湘军主力则在城内烧杀抢掠，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人员在防区站岗放哨，当时奏折尚未誊写完毕，赵烈文强行叫醒曾国荃，建议他对奏折文字做些修改，否则以后朝廷怪罪下来，没有回旋余地，曾国荃采纳了他的意见。赵烈文于是将奏折原稿中的“令官军环城严守，四路搜杀”改成“环城内外札定，兼扼各路要隘，冀使无一漏网”。同时在下文添加了一段话：“万一城大兵单，窜漏一二，臣自当严饬各军尽力穷追，会合前路防军悉数擒斩，免致流入他方，复贻后患。”赵烈文这样添改，主要有两层用意：一是表明曾国荃回营，并非为了休息，而是为了防范敌军逃窜，也是为了淡化前后矛盾，掩盖前文留下的语句毛病；二是金陵城很大，湘军又不占绝对优势，破城之后，即使防范不严，有少数太平军趁乱逃窜，也是不奇怪的，朝廷日后怪罪，也有理由回应。赵烈文的这种良苦用心，因不为外人知晓，结果背了黑锅，担了骂名。
让赵烈文感到欣慰的是，曾国荃挨了朝廷的严厉批评，虽然气得七窍生烟，却没有怪罪赵烈文。一是他知道全部事实真相，明白责任不在赵烈文身上，没有怨怪他的理由；二是他和赵烈文都心知肚明，朝廷这次借奏折问题严词谴责，其实与奏折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借题发挥，有意刁难。朝廷之所以这样严厉对待曾国荃，一是要打压他那骤胜而骄的作风，二是在给曾氏兄弟提出警告，不要得意忘形。曾国藩熟读史书，行事十分谨慎，曾国荃则不然，性格倔强，行事鲁莽，不时时敲打他一下，说不定真会做出让人惊骇的事情来。清廷正是借奏折一事有意发难。
朝廷如此不信任曾国荃，无疑让他伤透了心。有一天赵烈文去看望曾国荃，他对赵烈文说：“我自己并不具有封疆大吏的才干，局量褊浅，性格急躁，太没学问。朝廷制定颁布了许多条条框框，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没有多少实行的价值，让人动辄得咎，真是做事越多，过错越大，所以我很不适合这种官场环境。”赵烈文看他如此推心置腹，也就把自己的真实看法说了出来：“您的心胸未尝不开阔，但遇事急躁确实存在。至于工作中有许多规定和约束，大的方面当然要遵守，在一些无关紧要或者脱离实际的事情上，其实并不要求拘泥于成规，刻板而不知灵活变通。您作为国家名臣，岂能像古代的隐士一样，长久在山水间游乐？只是希望您遇到事情的时候，更加考虑周详、谨慎对待，自然就没有什么愧疚和过失了。”曾国荃不仅完全赞同赵烈文的意见，而且表示一定虚心采纳，铭记于心。这一天，他们两人谈话时间很长，以前所有的不快，都随着这次谈话烟消云散。
这一年曾国荃四十一岁，赵烈文三十三岁，但听曾国荃的口气，他自己仿佛倒是小弟弟
在攻下金陵三个月后，曾国荃就辞官回乡了。随着曾国荃的离去，赵烈文自然也就结束了第一次在曾国荃幕府的工作（三年后的同治六年，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赵烈文在曾国藩的安排下，二入曾国荃幕府工作）。
赵烈文初到曾国荃幕府，时间虽只有一年半左右，而且是安庆、金陵两地兼顾，但因为机会千载难逢，工作又肯卖力，得到了曾国荃的极大认可。最后论功行赏，赵烈文亦以花翎直隶州保叙（清代直隶州与府同级，知州相当于知府）。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赵烈文，一跃成为知府级官员。
曾国荃回湖南时，赵烈文从安庆接家眷和行李来金陵，在大通（今安徽省铜陵市大通镇）与曾国荃相遇。赵烈文即安排眷属继续东下，自己则另雇小船送曾国荃到安庆。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两人进行过多次长谈，最后分别时，都怅然若失，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曾国荃对赵烈文说：“阁下相爱，无异骨肉，当佩君言，他日总有面目相见。”这一年曾国荃四十一岁，赵烈文三十三岁，但听曾国荃的口气，他自己仿佛倒是小弟弟。赵烈文非常感动，于是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他对曾国荃的总体评价：“沅帅为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希（稀）有。惜举动失之稍轻，遂增瑕累。然君子之过，人皆见之，固不能与消沮闭藏者同日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