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作家中，何绍基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他不仅奠定了宋诗派的诗学理论，而且是创作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之一。就何绍基的诗学理论而言，不仅有很强的思辨性，而且蕴含着异常丰富深邃的思想文化渊源，本文仅就其诗歌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师承关系展开分析。何绍基的诗歌师法苏轼，论者几乎无异词。这种认知，既有何绍基的夫子自道，也不乏后人之评论。众所周知，苏轼是中国文化的集成性人物，对后世的文人而言，不啻是广大教化主。在晚清诗坛学东坡成为风气的背景下，何绍基从苏轼身上汲取的是什么？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又呈现出怎样的状貌？这是本文所关注的论题之一。
何绍基现存诗始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终于同治八年，也就是从十二岁到七十岁之间将近一个甲子的诗，而何绍基自谓“平生尚友唯三公，渊明老去韩、苏从”时只有二十岁。那么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何绍基的师法对象有无变化？此为论题之二。
诗人的师法对象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只看诗人的自述，也不能挦扯名家言论人云亦云，必须回到诗歌创作本身，结合诗人的所言、所为来综合评论。为了有针对性地探讨何绍基在师法对象上存在的两个问题，本文论述的焦点集中于何绍基对苏轼、白居易、孟郊、贾岛的学习借鉴，对杜、韩、黄的师承则另撰文专论。
一、一生私于坡
何绍基一生服膺苏轼，不论为人还是治学，都在效法苏轼，诗歌写作中如对苏轼诗句的借用、比喻手法的吸收以及大量的次韵诗等皆为表层的表现，其学苏最根本的地方是苏诗中表现出来的忠孝节义的道义心性以及旷达乐观、洒落超迈的胸襟，从而表现为格物致知的进取精神与触物即谐的人格魅力。
何绍基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就婚凤台时参加陶季寿发起的“为东坡寿”，与苏轼结缘，此后几乎每逢东坡生日何绍基都会参与拜寿，而且在登州、岭南、西湖、黄州等苏轼旧游之处，都留下何绍基的足迹。咸丰二年（公元1852）底至咸丰五年（公元1855）中何绍基出任四川学政，更有了亲炙苏轼的机会。在此期间，何绍基三度谒见眉州的三苏祠，表达倾慕之心。第一次是按试眉州时，试院与三苏祠堂仅一墙之隔，墙上有一门，试期内封闭。何绍基身临其地，用身心去与东坡交流，发出了“文章合气节，既为百世望。乃其浩荡怀，得失皆两忘”（卷十四《眉州试毕，敬谒三苏祠，与试院只隔一墙，因通门以便瞻憩，扃试时仍闭之也。廖仁圃直牧、陈恺人大令置酒木假山堂，即事有作》）的赞叹。第二次是何绍基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初督学之余重访三苏祠，宣称“惟有三苏祠，时时梦魂结。翩然复戾止，渴思两年泄”（卷十五《重谒三苏祠》）。咸丰五年（公元1855）中何绍基因言去官，又重游了三苏祠，此次心境与前两次大不相同，对苏轼的欣赏点也变成“坡颍真达人，不复返乡里。至今苏家坟，文安抔土耳”（卷十六《至眉州宿三苏祠。次日博酉山署牧、胡观楼通判、丘稼村广文陪游蟆颐观，复东北行谒老泉墓，归饮眉州署作，用癸丑夏初谒苏祠韵》），企图效仿苏轼的达观来自我劝慰。苏轼的旷达无疑令何绍基羡慕，但有时也令他疑惑：“东坡自谓达，缘尽我辄逝。缘何有尽时，未免自心滞。浪浪大江风，有舟不须系。坦坦九达途，有轮不愁曳。吾生粗解是，缘缘自相济。”（卷二十一《嘉平廿日出都》）缘分真有尽时吗？对天下家国真的能毫不关心？在何绍基看来，苏轼显然也没有忘情于家国，他的道义心性始终存在：“东坡先生五十时，岁暮登州才领篆。新皇元祐初御极，召入延和瞻禁扁。江海飘零十馀载，翩然复备论思选。泣闻先帝叹奇才，翰林制诰岁三转。后来论事仍乞外，坐负金莲恩遇腆。”（卷十三《再叠韵四首》）苏轼如此，何绍基又何尝不是因忠君报国而直言惹祸。如果没有向穆彰阿商请为三品以下名大臣立传，没有向皇帝缕陈时事的十二奏折，以何绍基的家世、学问与才能，致身青云不难，但何绍基的情、志、学决定了他的人生不可能有这样的如果。
品性与经历的相似使何绍基对苏轼由衷钦慕，不禁向世人宣告：“独于坡也何私焉？岂非节义文章全。兼以谐藻辉山川，爱极顽艳包媸妍。皆借是日称祝虔，我半生来与几筵。每偕韵士勤周旋，自喜跌宕无拘挛。或谓踪迹同髯仙，诚有微尚愿勉旃，野鹤敢效云鹏骞。咄哉儒沈石天，谓宋无诗三百年。大瓢颇负金石诠，诮坡书逊涪与颠。篁墩自诩洛绪延，复九世仇吁可怜。是皆遳陋迷愚贤，蚍蜉撼树自僵癫。紫阳大儒操圣权，诋诃苏王指微愆。介甫岂并和仲肩，闽蜀分党恐太偏。”（卷二十三《东坡生日作，柬研生》）表明自己对苏轼的节义与谐藻的推服。同时既不认同宋无诗的说法，也不认同洛党将苏轼与王安石的诗歌并置的做法，大有为苏轼正诗名的意味。
何绍基为苏轼诗正名，建立在他潜心学习苏诗以及贯通诗歌史的基础之上。借用诗句、次韵、比喻手法的吸收等只是何绍基学苏的表层表现，他受东坡诗影响的深层表现之一是诗歌中的谐趣。如《钱，时典衣度岁，戏为此诗》（卷一）：“今夕竟何夕？顾影成羁旅。左顾右眄间，钱神作私语：‘人间魑魅多，其毒如强弩。每当饥渴交，入作精神主。所弃成枯木，所傅生毛羽……’。沉思夜不眠，酸风塞庭宇。空肠雷鼓声，未忍骇饥鼠。”身处无钱的窘境，却能以钱神私语自我化解，发诙谐之议论，有一种悠游自在的心态。又如《次韵胡荪石扪虱》（卷四）：“胡子轮囷抱奇气，胸中经纬有刚柔。难禁技痒日扪虱，忽听声欢如中侯。”开篇指出胡荪石乃奇伟之人，有经纬之才，技痒难耐，一番铺垫之后，忽然出现成日扪虱、欢声笑语的场景，前面的一本正经与后面的诙谐形成强烈的对比，非常具有戏剧效果。再如《鹭鸶》（卷二十五）：“夜来一雨不曾住，风摇竹树声参差。老夫念汝不得睡，问汝双禽知不知。”双禽对人的心思本不知，诗人偏偏要故作询问，充满谐趣。
其次，何绍基的诗歌也有苏诗的理趣。如《入都前一日值雪三首》（卷三）：“不晴仍不雪，万景含明灭。不雪妙不晴，一片真空明。奇哉空明有时灭，不空不明又何说？”通过雪、晴写出自然界不雪不晴的空明状态，然后藉此空明发问：空明可以消失，但不空不明又是如何呢？引人思索。又如《题青雨上人自写照》（卷七）：“虎溪三友来一个，芒鞋未绊机先破。问君可有过桥时，本自无桥何有过。”芒鞋、机都指向禅境，因此过桥就成为一种隐喻：人生中有多少险阻是有人为你搭桥度过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桥，又该如何？说禅的意味非常强。又如《重安驿》（卷十）：“来时见凤山，去时见凤山。凭栏忽不见，身在凤山间。”阐述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的人生哲理，分明就是苏轼《题西林壁》的翻版，但何绍基寓哲理于意象中，更令人回味。又如《栏杆》（卷十）：“栏杆知人心，扣扣生痕迹。木石作栏杆，栏杆非木石。”此处的栏杆已非木石建成的栏杆本身，而是诗人进行自我观照的对象，是一个倾听者，有一种物我相化的意味。
此外，苏诗中对民生的关注、时弊的揭露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节义之性，这种节义之性正是何绍基服膺苏轼的根本点（卷二十三《东坡生日作，柬研生》云：“独于坡也何私焉？岂非节义文章全。”），所以何绍基在诗中对忠孝节义也有发自性情的自觉追求。何绍基常在诗中表明自己“忠孝为诗教”的立场，如“人生百岁多浮沉，寒月潭潭自古今。夜静天空照无坱，孝子忠臣魂魄朗”（卷五《周忠介公书寒月篇扇面，罗研生嘱题》）；“底用风云月露累牍连篇词衮衮，子孝臣忠诗教本”（卷五《王二樵粟园诗》）等。此立场在他的诗歌中得到贯彻，比如他的诗歌常常表彰忠孝节义的行为，如《陶孝女割臂疗母诗》《负米读书图》等表彰孝行，《陈岱云太史之配易安人刲肉疗夫，旋以病殁，为纪以诗》《题陈忠愍公化成遗像，练栗人嘱作》等则表彰忠义。除了表彰他人，何绍基的诗中更多的是书写自己的伦理情感。比如生日来临，何绍基会思念有抚养之恩的舅父，含泪诉说报恩之愿难圆的伤情（卷一《生日书怀》）；给人作题画诗时也会发出“方今西北水利亦已休，东南海堰烦宸忧”（卷五《南村耦耕图，为湘皋丈作》）的忧时之音；赴任途中遇母亲寿日，则会祝愿家人“雁影差池各爱身”（卷九《慈寿日》）；遇见萱草，也会令他兴起慈帷之念（卷九《萱草》）；友人留饮，他作诗抒怀时，关注的也是水灾以及修堤治水问题（卷十一《李戟门观察留饮》）；在试院监考完毕与诸广文晨饮时，所寄语的也是“诸君门馆兼文武，莫把经时愿尽删”（卷十四《与监场诸广文晨酌漫赋》）等等。
苏轼对何绍基的影响贯穿其一生，但随着阅历与心性的变化，何绍基推崇的对象也在发生改变。
二、寄韵香山
学苏是何绍基诗学渊源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学白居易，他曾自言“寻碑冯沈高樊外，寄韵苏黄杜白前”（卷十六《去蜀入秦纪事书怀，却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其五），明确表示步武苏、黄、杜、白。何绍基的好友崇恩也多次将他与杜、白相比并论，而何绍基在诗中也以杜白苏黄来回应对方，如《雨舲叠韵谢诗扇，再叠报之》（卷二十）称：“苏黄险韵焉足奇，元白齐名未思跨。”《次韵答中丞途中见寄之作》（卷二十）云：“感念诗老仁诗中及杜陵香山。”在称颂其他人的诗作时何绍基也常以白居易相比，如“诗老风流继韩白，儒林家世数韦平”（卷九《汪写园丛桂堂图》）；“史笔矜严接马班，文辞揖让白韩间”（卷十八《王少鹤、白兰岩招集慈仁寺拜欧阳文忠公生日，分韵得山字，成十绝句》其三），都将韩白并论。在《与汪菊士论诗》（卷五）一文中何绍基也称：“梅村歌行兼学少陵、香山，然杜、白之作，愈唱愈高，而梅村愈唱愈低。”将杜甫、白居易并论而赞。此外，何绍基的诗中还常用白居易的典故，如“去岁香山老，新置小蛮娃”（卷一《生日书怀》其二）用白居易晚年置妾之故实隐喻舅父纳宠，非常文雅；又如“杜陵志广厦，香山怀大裘。终虞等瓠落，守拙湘山陬”（卷十《藕庚丈人赠诗，因得士之盛，奖许过情，次韵答谢，即以志别》）。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何绍基对白居易的推崇。
何绍基任四川学政时曾到过忠州，访问过白公祠，并作有《白公祠》（卷十四）诗：“昨日谒陆公墓，今日谒白公祠。皆以贬谪官于斯。当时事主非不遇，贞元元和皆有为。其言有用有不用，苦被奸相相倾危。……香山再起历中外，晚节兄弟归怡怡。龙门东坡与东涧，花柳仿佛流风遗。呜呼两公不可作，文采尚幸星日垂。煌煌内相中书集，款款拾遗乐府词。忠州两忠合并梓，以为教忠百世师。”唐代陆贽与白居易均贬官忠州，在忠州留下千古行迹。何绍基从忠孝大义角度歌颂陆白二人，尤其突出了白居易的乐府词，表现出对白居易全面肯定的态度。咸丰八年（公元1858）何绍基游苏州时又作《韦公白公祠落成，示王雪轩、汤鹤树、査耕麓、朱筱沤》（卷二十）诗：“重瞻韦白古祠新，胜赏兼探虎阜春。根柢性情风化出，千秋循吏总诗人。”认为韦应物、白居易两人以性情为根柢写出来的诗有助于社会风化，因而诗歌能传千古。咸丰十年何绍基南旋途中经洛阳时，曾拜访香山寺，并作《香山寺》（卷二十二）：“香山寺里奉香山，尚有遗坟伊水湾。文富欧韩司马悲，更无片石在人间。”认为韩愈、欧阳修等人虽以文章传千古，却没有在人间留下些许印记，而白居易不仅遗有坟墓供人祭拜，而且还在寺庙里受人供奉，相较之下，可见白居易受后人尊崇程度之深。这些文字处处表明了何绍基对白居易的肯定。何绍基并没有停留在对白居易的肯定上，而是把白居易的诗歌作为自己创作的渊源之一，效法白诗。
首先，何绍基学习白居易的乐府诗，也创作了讽喻诗。如《刈麦》写农民种麦收麦的不易；《布铺地》反映贵州官场以布铺地以及黔中布价之低廉与机女织布之辛劳等现象，写生民之苦；《三班夫》描述轿夫“息肩伤趾多趦趄，甚雨酷热徒欷歔”的艰辛只换来“马有九匹夫无名”的悲惨遭遇，表现出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又如《回兵》：“才力本无用，何事令当兵？当兵只耽食，何苦令出征？出征二三年，领饷囊橐盈。疲苶例淘汰，次第归原营。居然好身手，到处恣横行。攫食不给钱，挥刀能折薨。村中鸡与犬，逃匿失飞鸣。后来带兵官，高车红顶缨。防剿不得力，入告许回京。供张扰州县，护送累耕氓。一住或连日，催行仍半程。张目索规矩，摘瑕到庖烹。非无强项吏，惟恐事端萌。一番又一番，前送后须迎。”描述遭淘汰的兵勇横行乡里，滋扰乡村，而带兵之官回程途中索贿累民的现象，引人深思。何绍基的这些诗作通过故事性的描述反映人民苦痛，揭露社会弊病，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而且语言浅白，感情真切，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所言的“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讽喻诗的标准相一致。
其次，何绍基的诗歌语言非常平易流利。他反对拗句，曾言“懒阅遗山乐府词，试斟老友默深诗。江山幽异非人测，何苦穷将拗笔追”（卷十九《登舟》其十三）；也反对用险语、奇语，称“愿剔凡英，更刊奇语。摘奥反真，探微出腐”（卷三《祭诗辞》）“句子推敲日细哦，讴吟声韵贵平和”（卷四《击辑高歌》），“诗人使才随退进，点落笔尖无险韵”（诗舲来柬云：“韵入诗老之手，非非入想，又妥又奇。”又辱和诗，有“时平世教先富庶，元气斡旋真转瞬”之句，因推广来意，复成一首）等。如《普贤西向》，通篇以文为诗，四言、五言、七言交错迭出，将民伤将损等社会情状铺排而出，再用两个“何为”“何不”句表达对菩萨终日享受清净而不理众生的行为的愤慨，诗人忧时感世的用世之心就在这种铺叙与质疑中倾泻出来。全诗语言平易，气势恢弘，节奏铿锵，宛如乐章。
何绍基的诗歌中不避口语词，如“空山花开露初落，比屋人家犹睡着”（卷三《题南陂清晓图，为汤薇堂广文作》）的“睡着”；“扁舟赴的猛，不费半篙着”（卷十一《滩行》其三）的“赴的”与“篙着”；“今年岁熟行人乐，山芋斤才个半钱”（卷十九《郯城》）的“才个”；“破屋被它红煞了，渔郎不见见桃花”（卷二十《星斋少宰答诗有“他日还痛蝯叟约，结庐须傍万桃花”之句，因衍之复得七绝句》其四）的“红煞了”；“我亦西溪有夙诺，沈家楼头曾睡着”（卷二十一《题张文敏西溪图，为诗舲作》）的“曾睡着”等等。白居易的诗歌以“老妪能解”著称，何绍基曾自言：“似水清深深澈底，漫听它、老妪都能解。百年后，几家在？”（《金缕曲》）其诗歌的平易之处直追白居易。
何绍基学白居易源于以下几点。首先，学习白诗是袁枚等性灵派的家法之一，此风一直影响到嘉道时期。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云：“白诗虽时伤浅率，而其中实有得于古人作诗之本旨，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不可不分别择出以求益焉。”“香山《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数语可作诗学圭臬。予欲取之以为历代诗人总序，合乎此则为诗，不合乎此，则虽思致精刻，词语隽妙，彩色陆离，声调和美，均不足以为诗也。”梁章钜的《退庵随笔》也云：“王渔洋力戒人看《长庆集》，此渔洋一家之论，后学且不必理会他。”“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为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四库全书》阐绎之，其义益明。”《唐宋诗醇》是乾隆年间由乾隆皇帝御定的诗歌选本，于唐选李、杜、白、韩，于宋选苏、陆，以此六家为唐宋诗大宗，选白居易的理由是“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于白居易”。君主的提倡加上文坛盟主的表率，学白之风的弥漫延续便是情理中的事情。其次，何绍基服膺苏轼，而苏轼受白居易影响很深，曾自言其诗似乐天，晚年自号“东坡”也有向白居易致敬的意味，因此何绍基由苏及白，是自然之理。再次，何绍基与白居易有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与性情。白居易生长于书香门第，但少年时经历颠沛流离，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因上书言事被贬官；何绍基虽为显宦之子，但幼历苦寒，性格戆直，同样因言惹祸；两人都有经世济民之志与忧国忧民之怀。这种相似的情志容易使何绍基与白居易产生精神上的契合，这种契合则有利于何绍基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此外，何绍基与白居易对诗歌功能的体认也相似，两人都推崇诗歌的风化之旨，主张诗歌应有利于社会教化，人与诗合一。这种相似的体认使何绍基最终选择以白居易为师法对象。
晚清的宋诗派学白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祁寯藻的诗歌以学白为主，郑珍也学白，钱仲联就称郑珍“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可以说，白居易受到近代宋诗派的共同推崇。
三、诗心若郊岛
何绍基晚年“壮怀渐向愁中尽”（卷二十二《南旋有日而同人无知者，陈弼夫忽于前一日邀践，酒后作书，夜分霜气至矣》），师法对象又转移到孟郊、贾岛身上。他在诗作中多次表达对孟郊、贾岛的致意，如“我虽借嘉荫，诗心如岛郊”（卷二十一《答余芰香》）；“休嗤谢虞务虚诞，且效韩孟相嬉谐”（卷二十七《次韵答彭于蕃冬葵》）；“且将寒瘦斗郊岛，不羡韩公金带围”（卷三十《雨生中丞赠芍药，仍以诗谢》）；“晶盘朗映更奇绝，照我郊岛成丰腴”（卷三十《四月十一日雨生中丞饷鲜荔支并晶盘见贶，用坡韵奉谢二篇》其一），直言诗学郊岛。而“诗思天地宽，且上驴背坐”（卷一《雪霁》）；“马蹄蹴起尘三尺。那堪容、骑牛童子，跨炉诗客”（《金缕曲廿四日途中欲雪》），则用驴背之思的典故，以贾岛自许。此外，何绍基在赞赏他人时也以郊、岛作比，如“清微到孟六，丽密侪元九”（卷十一《次韵答杨性农亲家》），称杨性农的诗歌有孟郊的清微和元稹的丽密。
何绍基晚年也偏爱寒瘦之风，他自称“吟诗饥鸢声，作字瘦蛟走”（卷二十六《六溪口大雨》）。在为他人题诗时，也用寒、瘦来赞誉，如“孤弦瘦管苍凉韵，敲断秋堂夜雨声”（卷十九《题吴子珍待堂诗草》）；“喜君诗骨同寒峭”（《金缕曲仲衡谱〈金缕曲〉见慰，劝令填词遣闷，余近日甫与仲衡、春园讲肄，未得门径也。辄用前调，次韵奉报》）。不仅如此，他对江西派也开始表现出兴趣，其组诗《舟中杂诗》（卷二十六）云：“涪叟出奇坡老外，两陈依附各名家。西江瘦涩成宗派，何必寻源到浣花。”对江西派的瘦涩诗风表示肯定，一反以前论诗贵平和的立场。江西派的瘦涩与郊岛的寒瘦有着内在的关联，对江西派的肯定间接也是对郊、岛的肯定，这些无不在表明何绍基对郊、岛的接受。
何绍基之学郊、岛主要学其苦吟，他曾言“我本苦心攒瓮出，人夸奇想自天来”（卷二十三《研荪约夜过谈诗，不至，君本名汝槐，今改汝怀》），自言作诗的苦心积虑。又如“晚岁良朋如骨肉，苦吟容易觅知音”（卷二十四《次韵答梅根居士》）；“忆昔燕台共啸歌，用心苦欲过阴何”（卷二十五《次韵答苏赓堂前辈见怀索和》）；“引风船、一官颓放、几年孤啸。可苦为歌行韵病，雕鉥心肝孔窍”（《金缕曲祀灶日作》）等等，无不表明作诗时的苦心孤诣。最能体现何绍基“苦吟”的应属他经常使用的“敲诗”两字。何绍基常以“敲诗”来形容他作诗的状态，如“公馀敲韵对珠泉，又复茶从试院煎”（卷二十《柬雨舲中丞闱中》）；“纵酒气浮空际月，敲诗雪涌笔头花”（《次韵和黄南坡新开蔬圃，时为题“寒畦”两大字》）等等。“敲”指推敲，含字斟句酌之义，虽不至于到“两句三年得”的程度，但何绍基也是呕心沥血作诗。如《泷河杂诗》（卷二十四）：“养成痴懒是舟行，卧看春山一枕横。洗得耳根清净澈，前滩声接后滩声。”“一枕横”能看出雕琢的痕迹，但语句清新平易，呈现出水上风光，有着孟郊的清微。
但何绍基的诗作却没有苦涩迹象，色调依然明亮，情感也仍旧上扬，如《苏舸观荷》（卷二十五）：“清风细雨乍疑秋，人意翩跹欲化鸥。一片歌声浮水过，荷花万柄尽低头。”描绘出荷花的娇羞之状，语调欢快；《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卷二十六）：“城南跌宕老猿翁，岁宴犹能意气雄。风雪一天山两岸，高吟直送大江东。”历经沧桑变化后意气仍在。所以何绍基学郊岛只学其重推敲的一面，而过虑掉了他们的苦寒之气，对于“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的何绍基来说，凄苦、寒冷之音自然不在接受范围，所以何绍基学郊岛却反对只学其寒苦的做法。他在《将出都呈吴兰雪丈》（卷二）中称：“大雅久残歇，众作皆浮沤。嘘寒诩郊、岛，逞艳凌枚、邹。纤柔侈陶、孟，狂趭矜曹、刘。造物只一器，馀子来雕锼。元气遂苦窳，虚堕成赘疣。”对诗坛上学郊岛只得表面而不得其真髓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在何绍基看来，郊岛所代表的是一种追求精工与细微的审美理想，而不是愁苦的贩卖，如果表现苦寒就自诩郊岛不过是诗人自己的一厢情愿。
何绍基前后期的师法对象并非此去彼存的关系，它们是同时被何绍基吸收，形成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何绍基师法古人时也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根据性之所近来抉取，所以形成了他独特的师法对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