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字松坡，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组织领导了云南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护国运动”则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避免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蔡锷因此被称为“讨袁名将”、“护国军神”、“护国英雄”、“真诚的爱国者”等。蔡锷还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家，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和地位。孙中山高度评价蔡锷，写下了“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的挽联。梁启超《祭蔡松坡文》评价：“血随泪尽，魂共岁徂。”

　　蔡锷、唐继尧、李烈均三人被称为“护国三杰”。学术界一向重视对蔡锷的研究，成果最多，目前已出版史料编著30余种，回忆文章若干，学术著作、传记近10本，学术论文100余篇。史料整理类的有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李文汉：《蔡松坡年谱》，曾业英：《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邓之诚：《护国军纪实》，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由云龙：《护国史稿》，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云南、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蔡端：《蔡锷集》等。传记类有建国前钱基博《蔡锷传》，建国后谢本书《蔡锷传》、《讨袁名将蔡锷》，台湾魏传琦：《风云长护——蔡松坡传》等。学术专著有邓江祁：《蔡锷思想研究》。论文则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蔡锷的家乡、童年、政治思想、军事思想，以及与孙中山、黄兴、梁启超，以及昆明重九起义，护国运动、西南军阀，云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有关蔡锷的研究方兴未艾，1996年在蔡锷的家乡湖南邵阳召开了“第一届蔡锷专题研讨会暨纪念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18日，在长沙又举行了“纪念蔡锷将军诞辰128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宣布未来两年将集中呈现蔡锷研究的有关成果及文艺影视成果，推出《蔡锷评传》（中英文版）、《蔡锷大传》、《蔡锷年谱长编》等有关蔡锷的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

　　作为护国起义的发源地，云南较为重视护国运动和蔡锷的研究。1982年蔡锷诞辰100周年暨护国战争67周年之际，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护国运动史研究会和《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发起组织了“蔡锷评价学术讨论会”。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推出了电视连续剧《护国军魂》、《护国大将军》，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3月，云南政协召开了护国运动史实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历史研究很重要。云南有许多护国运动的历史资料和参加过护国运动尚健在的老人，有必要进一步搜集和研究这方面的史料，会后成立了“护国运动史实研究工作组”。目前正在进行有关护国运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人们对蔡锷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但都肯定了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没有疑议。但由于资料局限，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其中蔡锷的笔名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蔡锷，人们普遍认为原名“艮寅”，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1900年秋，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汉口起义失败，蔡锷得知消息悲痛欲绝，从此将原名“艮寅”，正式改为“锷”，意为砥砺锋锷，重新做起。谢本书在《蔡锷传》和再版《讨袁名将蔡锷》中，认为蔡锷一生曾用过不少笔名，如击椎生、奋翮生，还有孟博等。蔡锷用奋翮生的笔名，在《清议报》发表《杂感十首》以鼓励明志，其中二首写道：

　　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

　　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沈末，敢逾吾华尚足匡。

　　至于为何取名击椎生，有人认为他是自喻为袭击秦始皇的勇士。早在公元前218年，张良要为韩国报仇，密谋刺杀秦始皇，寻得勇士仓海君，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秦始皇乘车浩浩荡荡而来时，不料未击中秦始皇车而击中副车。仓海君趁混乱逃走，秦始皇下令搜捕，终无结果。蔡锷取名击椎生，就是要发扬仓海君奋勇搏击的精神，反对腐败的清王朝。至于孟博、奋翮生的笔名，也有类似的含义。

　　击椎生的含义是明确而无疑的，问题是击椎生真是蔡锷的笔名吗？对此，现有的研究并未提供确凿证据。笔者认为，蔡锷是否用过笔名击椎生，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首先，据学术界公认的蔡锷简历，蔡锷于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因聪颖过人，在老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受唐才常的资助，于1899年赴日本求学，在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补习普通学科。1902年，自费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旋补为官费生。1904年11月，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蔡锷毕业成绩列第五名，与蒋百里、张孝准一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蔡锷回国，1905年8月，受广西巡抚李经羲的邀请赴广西，担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在广西长达5年，1910年，蔡锷在广西被人误解，发生“驱蔡风潮”。正当蔡锷在广西遭到排挤时，云南总督李经羲邀请蔡锷到云南任职。蔡锷遂决定赴昆，1910年3月，蔡锷抵云南昆明，7月被任命为19镇第37协协统。因此，说明蔡锷第一次到云南的时间是1910年3月。

　　认为蔡锷笔名为“击椎生”者，认为蔡锷在日本学习期间（1899—1904年）十分关心云南的情况，并以“击椎生”为笔名，写成《云南外交失败及挽回》一文，发表在《云南》杂志上。而根据蔡锷简历，1899—1904年蔡锷留日期间，根本没到过云南。

　　《云南》杂志创办于1906年，是云南籍留日学生自费捐款办的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它以云南为中心宣传革命，反对英法侵略云南的活动。《云南》杂志共办5年，发行23期，多选刊云南籍学生的文章。当然，也有少数外籍学生在《云南》杂志上刊文。为逃避清政府的迫害，作者都用笔名。杂志大部分保存完好，现存云南省图书馆，仅失2期。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编辑成《云南杂志选辑》一书出版，笔者发现，击椎生在杂志上共发表4篇文章，即《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佛国陆军之腐败》（译），《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文章，半数文章写的是云南。其中《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篇幅最长，约5.6万字，在4、5、6、8、12期连载，刊发时间从1908至1910年共三年时间。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4篇文章，除一篇翻译外，其余3篇全部关注的是云南问题。

　　《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指出，云南重要的战略地位，痛斥卖国贼出卖祖国的罪行，并分析了导致云南外交失败的远因、近因和诱因，因为外交失败才引发英法掠夺云南七府之矿，借口保路保矿保商埠派兵云南，同时强迫清朝在云南蒙自设民政厅。要挽救外交失败，我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设保护铁路队，限制法兵入境，外交上拒绝英人干涉滇缅铁路，经济上准备实力，发展商业、邮政、加强货币流通管理，设立关税，改良统治方法，确保政治上的独立，才能打破法国掠夺云南的美梦。

作者写道“今日一千余万之滇人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苦苦思焦，虑动魄惊心惴惴然。”面对列强的侵略，我滇人“如处漏中，如临危崖。夫英、法立国与滇相距甚远，彼胡得而逼我。”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透过字里行间可知，作者对云南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了如指掌，对滇有着真挚感情，对英、法的侵略有切肤之痛，此文像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所写，更像一位云南人所作。

　　在《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里，击椎生认识到云南、广西重要的战略地位，痛斥卖国贼出卖祖国的行为。“虽为傀儡，终处崇高，虽为奴隶，终得温饱，此傀儡之所以甘为人舞而不辞，奴隶所以甘为人用而不悔也，昔秦桧失西河于金人，而秦桧之权位愈固，今外部甘失西广西江警察权于英人，而外部权威益涨。”同时他严斥对中国处在危机之中尚麻木不仁的人，他说：“中国亡云南必先亡，云南亡而二十余省必与之皆亡，藩离溃决，堂奥莫保，腹心之患已入膏盲。而麻木不仁者，犹曰法兵未至，吾何犹；此不过普通协议，为外交上贯行之政策，吾何惧。若是者，势必兵临城下，以刀斧加其颈，鞭鞑临于前，乃知法人采取云南之不诬也。”

　　《云南》杂志创办于1906年，而蔡锷1904年已毕业回国，在广西工作，1910年才第一次到云南，为何1908－1910年间蔡锷的关注点全在云南？且对云南情况如此熟悉？

　　其次，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有10多首诗，正是这些诗句加重了笔者对蔡锷笔名的质疑。例如，在1908年11月《云南》杂志，击椎生发表了以下诗篇：

　　满腔心事绕南滇，海上昂头欲向天。

　　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销翠湖烟。

　　半生肝胆都倾吐，当道豺狼一醉眠。

　　汽笛数声城外柳，可怜疆吏正筹边。

　　这首诗表达了海外留学生对家乡的眷念及对云南前途的忧虑。诗中提到云南的地名和著名的风景区，如南滇、翠湖，据蔡锷简历我们可以得知，蔡锷第一次踏上云南土地的时间是1910年3月，而1908年蔡锷不可能了解翠湖的景致，更不可能表达对云南的乡愁。虽然蔡锷生前多次提到云南是他的第二桑梓，但那是蔡锷在云南工作后才提出的，时间大约在1912—1916年之间。

　　此外1907年《云南》杂志上，击椎生还发表了感怀诗一首，全文如下：

　　感怀

　　太平春梦已沈沈，谁识西南伏莽深。

　　万里波涛三尺剑，青衫泪落故园心。

　　高楼独坐写忧思，吹破江城笛一枝。

　　竹外月明风露冷，纸窗灯火忆儿时。

　　一触乡关愁更愁，苍茫昆水总成秋。

　　年末滴尽伤时泪，流到彩云深深处。

　　全诗字里行间关注的是西南的情况。面对清政府日益衰亡的统治，在江河日下、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西南伏莽深”，西南可能是作者的家乡，故“青衫泪落故园心”，“一触乡关愁更愁”，为西南的未来担心。因此，作者坐在高楼独“写忧思”，为此“吹破江城笛一枝”。在这首诗里，江城是云南的地名，云南有两个地方叫江城，一是普洱市江城县，二是江川县江城镇。击椎生多次启用云南地名点缀诗词，可见，他对云南十分熟悉和了解。而1907年，蔡锷从未到过云南，对云南的地名尚不清楚，很有可能这首诗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所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而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的笔名。那么，究竟是谁的笔名，尚待进一步的确认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