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在研究蔡锷的过程中，陆续发现蔡锷佚文190余篇，其中大部分已在饶怀民先生主编的《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刊载。最近，笔者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1918年第2卷第2期上发现《蔡松坡先生遗札：丙午年在广西致友人杨君书》一文。经查考，这是蔡锷的又一篇佚文，对于研究蔡锷早期的活动和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一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前身是1896年经盛宣怀奏准创办的南洋公学，为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和大学这一完整教育体系的学校，其中师范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校经费半由商民（即招商局、电报局）所捐，半由官助，是为公学。由于清末称今上海地区为南洋，故学校取名为南洋公学。1905年，南洋公学归商部接管，即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学校改隶邮传部，校名也随之更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学校改隶北京政府交通部，又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叶恭绰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时，将交通部所属三所高校（上海、北京及唐山）统一更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也即更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被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1899年6月，蔡锷因湖南时务学堂解散，曾赴上海考取南洋公学外院，8月又应梁启超之邀赴日本留学。191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师生为失去一位优秀的校友而尤为悲痛，先后在《学生杂志》上刊登了蔡锷遗照、《同学蔡松坡小传》和杨荫溥、张绍元分别撰写的《拟本校祭蔡松坡先生文》，并在该刊1918年第2卷第2期上刊登了《蔡松坡先生遗札：丙午年在广西致友人杨君书》，全文如下：

　　今春接读手札，仁者之言，蔼然充溢。砭戒吾人之处，尤觉字字沁人心脾，钦感无既。其时适新旧抚交替之际，满拟摆脱北上，林帅接篆后，迭上辞禀，始终不获允许，迁延以迄于今，迟迟不报，深滋叹仄。现葆兄奉檄东行，尚遥控新军（练兵处拨练，湘籍拟遣散），粤东军事需员，恐未必西返也。弟履桂以来，徒见事事倥偬，无一惬心之作（酒食征逐，文牍往来），而学业日荒，体力同疲，复乏贤友，相与提撕，其退步曷有止极？每见所谓后进之新国民者，其学问之浅薄，性情之浮嚣，德育之扫地无存，体格之孱弱不耐劳苦，尤令人废然冷如浇冰。中国事业全恃后进之青年，若此辈者，其果有裨于前途耶，未敢轻信也。自由平等之说一倡而家庭失其和睦，社会失其安宁，危机百出，咸有戒心。此种现象，虽为过渡时代所必有，若长此岁月滔滔者逝而忘返，其结果必不可问。《易》曰：群龙无首，则吉然；群蛇无首，则凶矣。人心涣散如一盘散沙，各以遂彼私利之是图，不遑计其公益，驯至彼吞此噬，祸乱相寻，幸则人法国恐怖时代，犹以学识大兴，借能立国，否则蹈朝鲜亡国历史之覆辙，可不悚惧？！现在教育，智力、体力，不患其不进步，尤应偏重德育，精神既立，物质自随之而进。兄久究心教育，以为然否？静生据学务要津，尚望以此言明告。葆兄去后，此间愈形孤寂，拟杜绝一切酬应，以半日读书，半日办事。读书拟专读中国有用各书，古人于修身处世之端，实确有见地也。僻处内地，毫无见闻，如相见爱，请时惠好音。忽此。敬叩起居。

　　以上就是此信的全部内容，除正文之外，没有称谓、署名和日期。

　　二

　　既然是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按常理，就应有称谓、正文、署名和日期。从这封信看，其正文部分是完整的，说明此信的原件也是完整的，没有缺页的情况，进而亦可推知，原信是有称谓、署名和日期的。但不知何故，编者在编发此信时却删去了信中的称谓、署名和日期（这种情况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也很普遍），仅在标题上对这些信息进行某些提示，即写信人蔡松坡，收信人杨君，时间丙午年。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因此，有必要先对此信作一些考证。

　　1、何人所写。虽然刊登此信时，编者已确定为蔡锷所写，似无考证的必要，但毕竟我们已无从见到原件，加之信中亦未署名，因而这个问题仍有考证的必要。我们发现，作者在信中提到，履桂以后不久，适遇新旧巡抚交替，曾向“接篆”的“林帅”，“迭上辞禀，始终不获允许”。据查，“林帅”即林绍年。而蔡锷于1905年6月经时任广西巡抚的李经羲奏调入桂创办随营学堂兼兵备处会办，1905年10月李经羲因病开缺，由署贵州巡抚林绍年转任广西巡抚。蔡锷1907年5月31日致陈绍祖信中曾提及“林抚莅桂时，弟拟乘间他适，奏辞三次，未得如愿”。这与信的作者在信中所提的事情完全吻合。此外，作者在信中说：“弟履桂以来，徒见事事倥偬，无一惬心之作，而学业日荒，体力同疲，复乏贤友，相与提撕，其退步曷有止极”，与蔡锷1905年8月致刘五典的信中所表示的“自问碌碌”的思想情绪也是一致的。根据以上考察可证，信的作者确为蔡锷。

　　2、何时所写。编者在此信的标题上仅提到是“丙午年”，信中并无写信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发现，蔡锷在信的开头说“今春接读手札”，这说明，其复信在春季之后。同时，信中又有“现葆兄奉檄东行”一句，这就暗示了此信写于“葆兄奉檄东行”稍后。经查，所谓“葆兄”即为郭人漳。郭人漳，字葆生，湖南湘潭人，为清末大臣郭松林之子，以世荫得陕西候补道，1904年初因办案失误而被革职。后又因与夏寿田同王闿运门生的关系，经夏寿田之父——赣抚夏时奏调到江西统兵。1905年4月，郭人漳经李经羲奏调任桂林巡防营统领，并负责督练新军，又与后来任随营学堂总办、会同督练新军的蔡锷过从较密。1906年9月，粤督岑春煊调郭人漳一营新军赴广东校阅，留驻肇庆。可见，蔡锷信中所说“葆兄奉檄东行”即为此事。由此可知，此信应写于郭人漳东行，也即1906年9月之后。但是年10月22日，河南彰德秋操开始，蔡锷奉命赴彰德观操，之后又赴京考察军事机构情况。这些事情，蔡锷在信中并未提到。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推知，此信应写于郭人漳东行之后，蔡锷赴河南彰德观操之前，与之相对应的时间节点即为1906年9月至10月中旬之间。

　　3、写给何人。在此信末，蔡锷说自己“僻处内地，毫无见闻”，希望“杨君”“时惠好音”。这说明“杨君”当时并不在国内而是在海外。蔡锷1904年冬由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与留在日本的好友如陈绍祖、范源濂、曾广轼、石陶钧等人常有书信往来。由此可知，“杨君”当时应在日本。据笔者考查，蔡锷留学日本期间，关系较为密切的杨姓好友有4个，即杨度、杨毓麟、杨源浚、杨昌济。1902年11月，蔡锷曾与杨度、杨毓麟等湖南留日学生共同创办过《游学译编》和湖南编译社。1904年春，蔡锷还曾与杨度、范源濂、杨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荐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而且，1906年间，这“四杨”均仍在日本。那么，“四杨”之中，究竟谁是所谓的“杨君”呢？据笔者综合分析，这个“杨君”应为杨度。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蔡锷在信中称“兄久究心教育”，说明“杨君”学过师范，对教育很有研究。在上述“四杨”中，杨毓麟，字笃生，湖南长沙人，1902年4月抵日后先入清华学校，旋改入弘文学院，复改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杨源浚，字伯笙，湖南新化人，是蔡锷时务学堂的同窗，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振武学堂，1907年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由上可知，杨毓膦和杨源浚一攻政法，一攻军事，均未研究过教育。故可排除。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1902年4月游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在校期间，杨度对教育有较深的研究，曾应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之嘱，为其《日本学制大纲》撰写后序，并与负责弘文学院的嘉纳治五郎深入辩论过中国教育方针与教育宗旨等问题，其后又将他们之间的辩论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在《新民丛报》第23、24号连载，遂使其名为国人所知晓。是年11月，杨度回国。次年秋，杨度第二次东渡日本，再入弘文学院，1904年转入政法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杨昌济，字华生，湖南长沙人，1903年3月才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1906年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笔者认为，虽然杨度与杨昌济都研究教育，但蔡锷与杨度的关系更为密切，一是杨度留学日本早于杨昌济，与蔡锷交往较早，而且杨度好结交，加之口才又好，常喜欢纵论天下大事，因此，其东京寓所，有“留学生俱乐部”之称，经常是高朋满座，蔡锷、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都是座上客。1902年冬，蔡锷回国奔父丧并为湖南编译社募集股资，经过湘潭时，还曾专门寻访了已先期回国的杨度。可见蔡锷与杨度当时交情深厚。而杨昌济抵达日本留学不久，蔡锷就入仙台骑兵联队实习，后又入士官学校学习，加之当时杨昌济以自己“非破坏才”和“志在求学”为由，参加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活动不多，因此与杨昌济的交往也并不多。二是蔡锷信中提到的“葆兄”，即郭人漳，既与蔡锷为同事关系，又与杨度是同乡且同为王闿运的门生。他们三人于1904年冬首度聚首上海。其时，蔡锷刚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抵上海，与杨度一道参加了黄兴组织的余庆里会议，商讨反清革命策略，而郭人漳此时又奉赣抚夏时之命到上海迎接蔡锷赴赣任职。恰在此时，发生了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案，黄兴、郭人漳、章士钊、张继等人被牵连入狱，杨度避走日本，蔡锷则向时任泰兴知县的湘人龙璋求援，遂使黄兴、郭人漳等人被释放。正因为蔡锷与杨度、郭人漳早就相互熟悉且关系密切，因此，才在信中顺便告知对方有关郭人漳的近况。而无资料显示，杨昌济以及杨毓麟、杨源浚当时与郭人漳有过往来。此外，蔡锷在信中提到的“静生”，即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人，与蔡锷为时务学堂同学，之后两人同时考取南洋公学外院，又同时赴日本留学。范源濂读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4年毕业回国，1905年在北京任法政学堂学部主事。留日期间，范源濂与蔡锷、杨度同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因而三人之间过从较密，而与杨昌济当时则无甚联系。综合以上两点，杨昌济也可排除。

　　第二，蔡锷在信的开头就说：“今春接读手札，仁者之言，蔼然充溢。砭戒吾人之处，尤觉字字沁人心脾，钦感无既。”这既说明来信之人与蔡锷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也说明来信之人性格比较直率，也比较自负，好劝戒人。蔡锷本来就学识渊博，志向远大，年仅16岁时就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1905年，23岁的蔡锷游长沙岳麓山时，就抒发了“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的豪情壮志。但谁能对蔡锷进行“砭戒”，而且使其“觉字字沁人心脾，钦感无既”呢？上述“四杨”当中，恐怕也只有杨度了。杨度年长蔡锷8岁，天资超群，才情恣肆，尤其是师从曾劝说曾国藩“取天下而代之”的王闿运之后，在其“帝王之学”的影响下更是恃才傲世。尤好论辩。1898年春，他赴京参加会试路过长沙，会面当时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时，就与梁就《时务堂章程》和《春秋公羊传》辩论好几天。到日本留学后又与嘉纳治五郎就中国教育问题开展辩论。在留日学生中，杨度“傲慢而反复”的性格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从来信人的性格看，与杨度也是吻合的。

　　当然，对于远在日本杨度而言，有两位好友同在国内广西，去信问候，关心其近况并提些建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编者为何隐去其名呢？据笔者推测，可能是他认为，当时蔡锷已是倒袁护国的元勋，而杨度则是全国皆欲杀之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倘若说出杨度之名，恐会影响蔡锷的名声，故而为之。

　　总之，经以上对三个问题的考证，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此信是蔡锷1906年9至10月间给杨度的复信。

　　三

　　在这封信中，蔡锷除了告诉杨度有关自己和郭人漳的近况以及表明自己要振作起来，杜绝一切酬应。以半日办事，半日读书，专读中国有用各书之外，主要谈及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国教育，特别是对中国军事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

　　蔡锷关注教育始于维新变法期间。1898年9月，在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思想的影响下，16岁的蔡锷在《湘报》上发表《秦始皇功罪论》一文，对封建专制统治者“不智民，而愚民”的政策进行了抨击。到日本留学后，蔡锷与郑贯一、冯自由等人共同组织以“倡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启上中下之脑筋，采中东西之善法”为宗旨的“开智会”，创办《开智录》，继续鼓吹开民智。在《开智会序》中，蔡锷指出：“中国所有一切之权，中国民不欲授之于人，则人无得而受之，盖其权操纵在己。然智力孱弱，则人得而夺之，是以争权之道，必在充足吾国民智力也。智力既充，则虽一时瓜分，不能绝吾国民之华盛顿也。片时受两层奴隶之辱，不能使吾民之自由钟息声也。”在连载于《新民丛报》的《军国民篇》中，蔡锷将摧残青年才力的封建传统教育列为导致中国堕落腐坏不堪的重要原因之一，主张发扬尚武精神，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国人，以抵御列强入侵，挽救危亡。同时，他还与湖北籍的留学生贺廷谟翻译日本文学士中野礼四郎的《东西洋教育史》，1903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

　　1904年冬，蔡锷以优异成绩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抱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的练兵主旨，致力于军事教育改革和军事人才培养工作。然而，入桂之后，蔡锷很快发现现实与他的理想差距很大，“自由平等之说一倡而家庭失其和睦，社会失其安宁，危机百出，咸有戒心。此种现象，虽为过渡时代所必有，若长此岁月滔滔者逝而忘返，其结果必不可问”，尤其是对于“后进之新国民者”之“学问之浅薄，性情之浮嚣，德育之扫地无存，体格之孱弱不耐劳苦”感到“废然冷如浇冰”。他认为，“中国事业全恃后进之青年，若此辈者，其果有裨于前途耶，未敢轻信也。”面对中国的现实，经过深刻的反思，蔡锷深刻认识到，“现在教育，智力、体力，不患其不进步，尤应偏重德育，精神既立，物质自随之而进。”

　　基于以上认识，蔡锷无论治校还是治军，始终突出德育（精神教育）和军纪教育。1907年担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期间，蔡锷治校严谨，执法如山。唐希抃的叔叔与蔡锷同为樊锥门生，其父又受蔡锷之邀到广西办造纸厂，但他因途中耽搁误了陆小考期，而请求附学时，却被不徇世交私情的蔡锷拒绝。李宗仁到陆军小学堂报到，仅因迟到十分钟，就被取消入学资格。因此，广西陆军小学堂“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1909年，蔡锷奉命赴龙州任讲武堂总办兼学兵营营长，经过采取严厉改革和整治措施，使以前“丑态怪状，罄竹难书”的讲武堂军容风纪整严，“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杀人之事，层见叠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经过实践和思考，蔡锷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军事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近年卒业生虽多，然不适用，多缺点，诚恐为将来十年二十年后祸患不浅。”他决心，“为今之计，务将以上各种障害扫除净尽。”1911年春到云南治军后，面对当时“威张而欲重”的云南新军，蔡锷更是高度重视军队教育，亲自动手编写《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加强对官兵精神教育的教材。除了要求官兵诚实、勇毅、公明、仁爱、勤劳之外，蔡锷还重点要求“尚志”，明确提出：“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于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也就是要求官兵把“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作为当兵打仗的目的。可见，蔡锷所谓的“德育”或“精神教育”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同时，面对军队风气纪纲大弛的现象，蔡锷提出，要严明军纪，“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以挽回颓风。经过蔡锷的努力整治，半年过后，三十七协大部分官兵的革命性和纪律性大为增强，从而在“重九起义”中，一举光复昆明全城。民国初年，在《军事计画》中，蔡锷又进一步提出了“四个一致”的军队教育纲领，即人与器一致，兵与兵一致、军与军一致、军与国一致。其中，兵与兵一致、军与军一致强调加强军纪教育，而“军与国一致，则全军一贯之爱国心是也”。并主张分三步由浅人深地加强军人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一步，开展国旗和国歌教育，要求军人见国旗而敬礼，闻国歌而起立，使之体会到祖国的笑貌和声音；第二步，进行祖国历史和地理教育，增进军人对祖国历史的了解，激发军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第三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激励军人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民族精神。由此可见，在长期的整军经武实践中，蔡锷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军纪教育为重点的军事教育思想。他的这种独具特色的军事教育思想，切合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促使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蔡锷这种独具特色的军事教育思想最早形成于广西练兵时期，这在蔡锷1906年复杨度的信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