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早年为了宣传西方民主理论和反清革命思想，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诗歌。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为了隐藏自己真正的身份，以免遭受清政府的迫害，蔡锷的这些文章和诗歌常采用当时革命志士惯用的方式以笔名发表。由于某种原因，对于这些笔名，蔡锷本人后来并未提及，但经过一些学者的考证，有的得到了确认，有的却还存在歧见。击椎生这个笔名就属后一种情况。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已掌握的一些材料，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作一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蔡锷早年的笔名，人们最早可能是从蔡锷的年谱中获知的。李文汉1943年的《蔡公松坡年谱》中1899年条中说：“时投稿于《以清议报》，署名孟博，奋翮生者是也。”刘达武1943年所编的《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年谱》1900年条中说：“梁启超召公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公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撰军国民篇以唤醒国人。”根据这些年谱的说法，孟博、奋翮生、击椎生也就被普遍认为是蔡锷的笔名。然而，以上两位作者并未对年谱中所涉及的笔名进行过考证，因此这些笔名也曾招致过一些猜疑。章士钊曾说：“《新民丛报》上有《军国民篇》一文，署名奋翮生，人知奋翮生即松坡，而松坡辄矢口不认。”1995年，曾业英先生通过详细的考证，提出孟博、奋翮生确是蔡锷的笔名。同时，他通过进一步的考证，还认为以前人们并未提及的“（衡南）劫火仙”也是蔡锷的笔名。因此，2008年在编湖湘文库之《蔡锷集》时，曾业英先生在其编于1984年的《蔡松坡集》的基础上，补入了蔡锷以孟博、（衡南）劫火仙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但由于他对“击椎生”是否为蔡锷笔名未作考证，因而对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均未收入。这说明，曾业英先生对“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说法是持保留意见的。而有些学者，如毛注青、刘福祥、赵矢元、吴天任、谢本书等，虽没有进行过具体考证，但接受了刘达武《年谱》关于“击椎生”为蔡锷笔名的说法，并在其相关著作中有所反映。谢本书先生还在其《讨袁名将——蔡锷》一书中进一步提出，蔡锷曾以“击椎生”为笔名给《清议报》投稿。笔者曾经过一些考证认同“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观点，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是点到为止，尚未充分展开。

　　问题并未到此为止。近年来，有学者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2000年，殷英同志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增刊上发表的《蔡锷笔名质疑》一文和2007年出版的《殷承瓛与护国运动》一书中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击椎生”可能系云南籍留日学生滇南人殷承瓛的笔名。其理由：一是通过“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看，“击椎生身为云南人，对云南的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矿产资源了如指掌，对滇省有真挚的感情，对英、法的侵略有切肤之痛”；二是“击椎生”还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了10余首诗，大部分诗表达了海外学生对家乡的眷恋及对云南前途的忧虑。诗中多次提到了云南的地名和著名风景区，如南滇、翠湖、江城等。“而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对云南地名尚不熟悉，故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而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殷承瓛的笔名。”

　　由上不难看出，学界对“击椎生”是否蔡锷的笔名确实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说明，这个问题确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

　　在笔者看来，殷英同志以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对云南地名和云南的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矿产资源不可能熟悉，就得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的结论并不能成立。

　　诚然，蔡锷1907年以前未到过云南。但没有去过某地并不等于对那个地方的历史地理就不了解。事实上，蔡锷早在1902年就由日文翻译了6万余字的《支那现势论》一书，其中就涉及了列强对包括云南、广西、广东在内的中国各地入侵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该书的原作者系法国人，其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法国进一步入侵西南提供调查资料，因而有关云南广西的历史状况、地理环境、经济情况、矿产资源更是重点。因此通过对《支那现势论》一书的翻译，蔡锷对云、桂的历史、地理、经济、矿产早已了然于心。这样，蔡锷能在1907年写出有关云南、广西问题的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况且，通观“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诗作，其中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诗中出现了“钱塘”、“西湖”等浙江的地名，在其他诗中也出现了泛指长沙中下游的“荆吴”、泛指湖南的“洞庭”等地名。倘若“击椎生”是殷承瓛笔名，按照殷英同志的逻辑，殷承瓛就应当去过这些地方。但从殷承瓛的经历看，事实并非如此。还有，江城泛指临江之城市、城郭。唐代崔湜的“江城秋气早，旭旦坐南闱”、元代黄庚的“一雨洗空碧，江城独倚楼”等诗句中的“江城”就是此意。由此可见，桂林临近漓江，称之为江城也未始不可。况且，江城作为地名也并非云南有，别的城市也有称江城的。唐朝诗人李白在武汉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城”。康熙皇帝东巡吉林时所作的《松花江放船歌》中有“连樯接舰屯江城”之句，故吉林市又有“江城”之称。总之，以1907年前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就得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此外，对于殷英同志关于“击椎生”可能系殷承瓛笔名的观点，笔者也不敢苟同。关键的一点是殷承瓛与“击椎生”的经历不符。据查，“击椎生”在1907年7月20日出版的《云南》杂志第七号上，发表了题为《回国有感》一诗：“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十年戎马历边城，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从此诗可以看出，“击椎生”应在1907年7月前就回国到边疆治军了。那么，殷承瓛是哪年由日本毕业回国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殷英在其有关论文和著作中前后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殷承瓛于1906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第二种说法是，1909年毕业于士官学校；第三种说法是，1907年12月殷承瓛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据笔者查证，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对。殷承瓛应是1907年7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1908年11月毕业。而且，当时在该校学习的李根源、李书城也都持此说法。因此，1907年7月之时，殷承瓛应当正在日本留学，不可能回国“戎马历边城”，也不可能写出《回国有感》的诗。同时，1907年前，蔡锷先后奔波长沙、武汉、上海、日本、江西、广西等地，这也十分符合击椎生“频年浪迹大江游”的经历，而殷承瓛1903年从云南到日本留学、1908年12月回国，显然无“大江游”的经历。

　　综合以上考查，我们不难看出，“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

　　三、“击椎生”应是蔡锷的笔名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据笔者检索，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有6篇，诗有10首（组）：其中《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佛国陆军之腐败》、《西江警察权问题》、《日法协约问题》以及诗歌10首（组），均发表在1907年2月至1908年2月的《云南》杂志上（《佛国陆军之腐败》还改名《法国陆军之腐败》在1909年2月南京出版的《南洋兵事杂志》第29期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发表在1913年7月的云南《南针》杂志第二期上。另据笔者查阅，《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刊上均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因此，一些年谱和著作中关于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在《新民丛报》或《清议报》发表文章的说法不确。

　　通过对“击椎生”以上诗作和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勾勒出其大致经历：曾在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7月前回国，回国后“戎马历边城”，1913年7月前在云南工作。可见，“击椎生”回国后基本上是在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或广西从事军事工作。因此，笔者根据“击椎生”经历的这些特点，在当时云、桂两省的相关人员中进行了排查，发现有类似经历的只有杨振鸿、吴元泽、蒋尊簋和蔡锷四人。其中，杨振鸿于190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与殷承瓛是云南最早去日本学军事的两名学生。他1906年振武学校毕业后没有到士官学校深造，而是被滇督丁振铎召回云南训练新军，曾到滇西任腾越巡防营第四营管带，但他在1909年12月就牺牲了。吴元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02年3月回国，任湖北陆军步队第41标统带，光绪34年4月，即1908年5月，才经张鸣岐以桂省新军人才极为缺乏之由，商湖广总督赵尔巽同意后，调到广西任龙州讲武堂总办，不久离桂，任湖北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湖北将弁学堂堂长。蒋尊簋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曾先后任浙江新军标统、浙江讲武学堂总办，1907年7月因徐锡麟、秋瑾事发被迫辞职后才赴广西任兵备处会办，1910年又调任广东新军混成协协统。而蔡锷于1899年8月就到日本留学，1904年11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后回国，1905年6月到广西从事新军编练，直到1910年底才离开广西赴云南治军，1911年11月至1913年10月任云南都督。由此可见，上述四人中，只有蔡锷与“击椎生”的经历相吻合。况且，如前所述，击椎生“频年浪迹大江游”的经历与蔡锷也十分相似。此外，“击椎生”与蔡锷一样还有浓郁的思乡情绪。“击椎生”曾在《云南》第九号（1907年9月28日出版）发表的“感时”诗二首，其二是：“万叠愁怀万缕丝，乡关回首暮云迟。昏茫大陆悲秦祸，慷慨长吟诵楚辞。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总无期。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思乡情绪。1905年6月至1908年4月，蔡锷一直在广西桂林，同样有较强烈的思乡情绪和欲归不能的感叹。1907年5月，蔡锷在致陈绍祖的信中说：“须知弟处广西，犹之天末片帆，徜徉于大海之中，四顾茫茫，无可商语，其记忆故交之心为尤切也。……赴河南阅操归桂后，本拟力辞各差，摆脱去桂。适坚帅（指张鸣岐—引者）履新，数四坚留，遂以不果。”由此可见，此时“击椎生”和蔡锷都不仅关注云南的形势，“满腔心事绕南滇”，而且也都有浓厚的思乡情绪。

　　还需要指出的是，“击椎生”从1907年2月开始在《云南》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诗歌，到1908年2月（第十二期）以后就则突然中止，以致《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没有写完。这说明“击椎生”因某种客观原因不能再继续写稿或无法联系《云南》杂志编辑部。这点也可从蔡锷当时的情况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据查，1905年6月至1907年12月，蔡锷一直在广西桂林。但他虽在桂林，却与远在日本的旧友一直有书信联系，而且，在这期间，黄兴等人先后两次由日本到桂林，与蔡锷策动反清起义，就在1906年底，蔡锷还派雷飙（同盟会员）去过日本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招聘测绘教师，加之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交通比较方便，信息比较灵通，蔡锷此时的工作、生活相对又比较稳定，所有这些都为蔡锷潜心研究、写作以及文稿的传递提供了有利条件。1907年12月以后，蔡锷随张鸣岐巡边，一去近4个月，回桂林不久，又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统带，移驻南宁，次年2月又赴龙州任讲武堂代理总办，直到1910年7月才得以重返桂林接办干部学堂，不久又发生了“驱蔡风潮”，1911年春又匆匆赴云南任，这两三年的行止不定，恐怕是蔡锷最终中断为《云南》杂志续稿，以致《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尚未写完的根本原因。

　　第二，“击椎生”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击椎生”在《云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诗歌紧扣云南、广西及整个西南的时政。1906年至1907年，云南、广西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大事。1906年2月，孙中山、黄兴约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杨振鸿、罗佩金、赵伸、吕志伊5人谈话，嘱以筹办《云南》杂志，并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运动为其侵略之目标。”接着，1906年7月，留日云南同乡会公举李根源、由宗龙、吴琨为代表，回国到北京，向清政府控告云贵总督丁振铎、洋务局总办兴禄罪行，在云南人民和云南留日学生的反对下，清政府不得已将丁振铎调离云南。1907年6月10日，法国皮逊外相和日本驻法大使栗野慎一郎签署了《日法协约》，规定两国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承认机会均等主义，日本承认法国对法领印度支那的领土权和在广东、广西、云南的特殊权益，而法国也承认日本在满洲（福建在秘密文书中另行规定）的特殊利益。1907年11月25日，英国借口来往于梧州与广州之间的英国轮船“西南号”在肇庆河面被劫，英国教士麦路德中枪死亡事件说中国没有缉捕能力，派军舰和鱼雷艇多艘强入西江，喝令中国船只停船检查，并击沉中国拖轮，拘押华轮的护勇和船主。英国水兵还在梧州登岸，荷枪入市寻衅。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两广民众的愤怒。当日，两广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通电反对英国夺取西江缉捕权，并派代表回国呼吁反抗。广州成立“国权挽救会”，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反对英国的海盗行径。梧州绅商奋起集会声援，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日法协约问题》、《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文章就是根据这些重大事件而写作的。这说明“击椎生”十分关心时政，舆论宣传意识很强。

　　蔡锷也具有“击椎生”这样的特点。受乃师梁启超、樊锥等人的影响，蔡锷十分重视舆论的宣传作用，养成了关心时政的习惯。早在时务学堂，不满16岁的蔡锷就在《湘报》上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的文章。留日期间，他襄助梁启超编《清议报》，任《瀛海纵谈》和《译书附录》栏目主笔，先后在该报上发表读书札记5篇、时论32篇、诗作10首、译著1部。居桂期间，蔡锷仍时刻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与在日本的朋友常有联系，并托他们代订《太阳报》、《兵事杂志》、《朝日新闻》等杂志，代购东京所出新书。因此，蔡锷虽远在边陲，对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了如指掌。当时有关云南、广西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引起蔡锷的关注，并驾轻就熟地撰写一些时论，以宣传反帝反清思想，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还需要指出的是，“击椎生”《日法协约问题》、《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时论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时间，都不是刊登在事件发生的当月或次月的杂志上，而比其所反映的事件晚了两到三个月，因此影响了文章的时效性，也不合常理。但这种现象似可说明“击椎生”距离《云南》杂志社较远，文稿的传递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也与蔡锷当时的情况相吻合。

　　第三，“击椎生”的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从“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文章看，作者不仅具有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公法、舆地学等方面知识，而且还有较高造诣。这些都与蔡锷基本相同。蔡锷留日期间投笔从戎，先后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具有较深的军事知识，同时他还师从梁启超在东京大同学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尤其是在此期间，蔡锷还编译出版了《国际公法志》和《支那现势论》二书，前者涉及平时国际公法的方方面面，后者不仅涉及了云南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情况和西江流域的情况，而且还涉及全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列强在各地的入侵情况。而且，蔡锷重视舆地研究，一到广西就派人赴各地“察看地势，预测略图”，还组织编写《越南要塞图说》和《桂边要塞图说》。由此可见，依凭蔡锷的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公法、舆地学等方面知识水平和对云南、西江情况的深刻了解，是完全能够写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西江警察权问题》、《日法协约问题》等文章的。

　　此外，“击椎生”还具有丰富文学、历史学知识，喜欢在文章中运用历史典故，以古喻今。例如，在《西江警察权问题》中，就先后提到了秦桧割两河于金人、王船山经划南部欲置两广行台于梧州、东汉绿林马武等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而在这一点上，蔡锷与“击椎生”也十分相似。如前所述，早在时务学堂，蔡锷就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借古喻今的文章。后来蔡锷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中，引经据典更是家常便饭。同时，深入比较两者的文章，我们还可发现蔡锷与“击椎生”在某些用词方面似也有相同的习惯和爱好。例如，击椎生在《云南》第八号的《感怀》有“满腔心事绕南滇”的诗句，其中以“南滇”为云南的别称。这种指称极少有人用。而蔡锷也常以“南滇”代指云南。他在1912年11月致袁世凯电中就有“锷忝领南滇”之句。

　　第四，“击椎生”的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从“击椎生”的文章看，作者关心祖国的命运，坚决反对列强入侵中国，并对清政府流露出强烈不满情绪，希望民众奋起抵御列强的入侵。尤其是1913年7月在《南针》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击椎生”对王宠惠（字亮畴）坚持主权在民的制宪原则、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和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不满，主张主权在国，扩大总统权力，省长由大总统任命。

　　蔡锷与“击椎生”的上述政治观点完全一致。蔡锷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强烈反对列强的入侵中国，主张中国人民振作起来，坚决抵御列强的入侵。这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军国民篇》等文中尤为突出。而且，留日后，蔡锷的思想也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居桂期间，他秘密与黄兴联络，暗中支持同盟会的反清活动。民国成立后，蔡锷十分重视宪法的制定，并就宪法的问题多次致电袁世凯政府提出：“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主张“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凡障碍国权发动之制度决不可采”。同时，他还对限制总统权力不满，主张扩大总统权力，认为“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此外，对于地方长官，蔡锷历来主张由中央委任。不难看出，蔡锷的这些观点与“击椎生”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特别是在民国宪法问题上，蔡锷在给中央电报中所表达的主张与“击椎生”的观点完全相同。只不过蔡锷的电文较短，仅仅提出观点而已。这可能是蔡锷觉得在字数有限的电文中不能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又以以前用过的”击椎生”的笔名在《南针》杂志上再发表一篇长文，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理由。况且，对于云南《南针》杂志，蔡锷也是熟悉的。1913年6月，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鉴于当时党争激烈，主张毁党造党，恰逢同样持此主张的云南政见商榷会成立并创办会刊《南针》杂志，蔡锷即为之撰写一篇祝词，刊登在该刊第一期上。此文虽为祝词，但却是批评当时无序的政党现象的力作。这说明蔡锷对这个杂志是持支持态度的，同时也反映了蔡锷有利用舆论工具表达自己政见的旨趣。既有这层关系和考虑，蔡锷再借该刊发表他同样关注的有关宪法问题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之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要指出的是，1913年2月7日，蔡锷还曾在其致各省都督电中不仅主张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大总统有解散议会权、任命国务员之权，而且特别提出“恳程都督（程德全）转商王君亮畴兼采此议”。这就说明，蔡锷对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总长和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的王宠惠正在研究民国宪法一事是早已知情和关注的。这也可能是促使蔡锷后来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对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书评，公开提出与之不同观点的重要原因。

　　第五，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应是知情的。据笔者查考，从时间上看，最早明确提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应是惠我春和郭燮熙。惠我春（1877—1948），字云岑，宣威榕城人，青年时勤奋好学，为清末曲靖府八届学考第一名。1904年，与妻赴昆明，执教私塾。1906年考任云南陆军小学国文教员，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国文教员，自编讲义，侧重时论，宣传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参加护国倒袁，任护国军政府枢密官、宣传处处长、官印局局长，并应蔡锷的要求创办《义声报》，任主笔，积极撰文，笔伐袁世凯。《义声报》创刊时，蔡锷还题赠“阐扬大义，传播仁声”书联予以策勉。郭燮熙（1868—1943），字理初，镇南（今南华）县龙川镇西街人，年少学敏，16岁中秀才，20岁乡试中举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1913年，蔡锷委任郭燮熙为省编纂局编纂官，参加编纂《云南光复纪要》，负责《援黔篇》、《迤南篇》、《建设篇》三篇的编纂工作，并与赵式铭、刘润畴合著经蔡锷亲自审定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云南护国起义后，被派到《义声报》社，为该报撰写时评、社说。蔡锷逝世后，他们两人为蔡锷题写的挽联是：“少年别号击椎生，论智勇绝似张良，岂魄褫祖龙，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数功人应第一；末路几同吞炭者，成勋名却殊豫让，奈声归仙鹤，俾予辈齐泪倾昆海，心伤国士更无双。”

　　由上可知，惠、郭二人与蔡锷都有较深的交往，尤其是郭燮熙1913年还曾参与《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写作，通过蔡锷自己的介绍，对蔡锷的经历是比较了解的。因此，这两个不一般的人，在蔡锷追悼会这个不一般的场合写出“少年别号击椎生”的字句，直接点明“击椎生”就是蔡锷，应当是非常慎重的，绝不可能没有来由。而且，当时以及过后云南各界那么多人通过现场或以后的《蔡黄追悼录》都可能读到过惠、郭二人的挽联，也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这也说明惠、郭二人所言不虚。

　　1936年，曾与惠、郭二人共同办过《义声报》，后来担任过唐继尧秘书的何慧青在《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中说：“蔡在日本留学时，尝著论发表于《新民丛报》，别号击椎生。”这句话后一部分可能来自惠、郭二人的挽联，前一部分可能是他的臆想。刘达武在《年谱》中说蔡锷用“击椎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可能是根据何慧青的说法而来的。如前所述，蔡锷并未用“击椎生”的笔名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过文章。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可能会说，既然郭燮熙了解“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那么他为何在《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没有提起？笔者以为，这有可能是当时时间紧，加之蔡锷本人的回忆，郭燮照等人的笔录，难免记忆有误，挂一漏万。再者，该文虽经蔡锷本人审阅，却仍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例如，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的经历不对，《军国民篇》的发表时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都迟了一年，还缺1908年（戊申）的情况。而且，文中也未提到蔡锷的“劫火仙”的笔名。这也说明，赵式铭等人的《蔡松坡先生事略》未必就全面准确。

　　总之，从“击椎生”文章和诗歌的写作时间、内容和所反映出的作者经历、知识结构、政治观点以及时人对的“击椎生”了解情况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