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德”的人才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孔子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思想可谓是中国古代德才兼备思想的重要观点。在选拔官吏时，荀子也坚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反对“德不称位，能不称官”。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说：“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比能力与职务不适应后果更严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关于人才的德才关系的精辟之论，“才者，德之次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是才的统帅者，才从属于德。而“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他的君子小人之论中，他认为德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根本标准，主张用大德小才的君子，而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宋代王安石认为：“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疏者以为之佐属”。可见，中国古代在人才评价标准的问题上，注重德才兼备，同时，二者在地位上是不同的，即特别强调德重于才。
一、德才不可偏废的人才标准
德与才也是曾国藩人才标准的一对重要范畴，他所主张的德才关系是德才不可偏废，以德为重，这与中国传统的德才兼备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曾国藩在《笔记•十二篇》中借用司马光的话指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因此真正的人才是“才德全尽”的人，“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本，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从曾国藩的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的是德才不可偏废，以德为根本的德才观。德就像水之源头，才则是水的形态和功能。缺乏德这一源头，才没有办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德就像木之根本，才则是木的枝叶和用途，没有德之本，才就没有办法生存和发展。可以看出曾认为德是体，才是用。他在德才不可偏废、以德为先的德才观的基础上引出了愚人和小人的区分。
曾国藩不仅在理论上高举德才兼备的大旗，还在实践上努力推行，他在湘军中全面实践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坚持以“四科为格”选拔人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清苦。”他还对这四条要求作了详细说明：“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驰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以下将对曾国藩的德才兼备、德为上的人才伦理分而论之。
二、人才的道德标准
在曾国藩的人才伦理思想体系中，人才的道德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朴实，二是无私，三是忠诚。这三种道德标准构成了曾国藩人才道德标准体系，其中，忠诚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
1.朴质廉介——“以朴质廉介为质”
曾国藩识人以德为先，他认为，人的德行和德性是一个根本。曾国藩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把朴实的气质当作识别人才的重要德性标准，多次提到要“于纯朴中简择人才，庶可蒸蒸日上”。（《致李希庵》，《书札》卷六）他还明确指出“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复李脯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六）“朴实廉介”在曾国藩看来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品性和德性，一个人有了朴实的品性和德性，才就有了依托的载体，才就有了发挥的空间，没有朴实廉介的道德品性，才就没有了发挥作用的载体。
曾国藩认为：“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世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人非大贤，亦难断出此两头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须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复李脯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把人才分为官气和乡气两种，乡气多的人遇事体察，具有朴实廉介的本质，遇事能劳苦忍辱，与乡气相对的是官气多者，这种人好讲资格，工于应对，官僚习气严重，曾国藩对这种人才深恶痛绝，指出“凡官气重，心窃多者，在所必斥”。（《复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六）曾国藩从人才标准的角度出发，主张用乡气之人，摒弃官气之人。
曾国藩对官气深感厌恶，而看重具有乡气的人，他所说的乡气实际上就是纯朴之气、朴实廉介之气。在他看来，朴实之质体现在言行上就是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全集•日记》一）因此，他对一些文人士子的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言过其实的良好自我感觉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吾所批其硬在嘴，其劲在笔，此也。”（《全集•家书》一）基于此，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看来，看一个人才是否具有朴实的品性，就要从其言行着手，选择那些有条理而少大言之人。
2.无私利他——“能以公义胜私欲”
曾国藩深受孔孟程朱之学影响，儒家学说有着鲜明的公私态度，基本上都提倡“以义制利”的主张。所谓“义”指的是天下之公；“利”则是指一己之私。无论是儒学创立者孔子，还是后来儒学发展者都十分看重义利之辩。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政治环境换乱，吏治腐败，他对为官者纵情于私欲，图于安逸所带来的混乱世道深有感触，认为“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栗之力以拯天下。”因此，曾国藩积极提倡天下为公的忠诚义举，期望通过忠诚者争先赴义，为公捐生的举动来矫正社会中纵情于私欲的现状。
曾国藩不仅主张无私利他的人才道德标准，也能以身作则，力主戒私。他说：“办事择人，择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择心私而事废”。（《全集•日记》一）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推荐就是他以身作则，力主戒私的最好证明。左宗棠是一个才能很高的有志之士，但是他与曾国藩之间常有争论，一度甚至绝交。尽管这样，曾国藩毫无私心极力上表推荐左宗棠。仅仅咸丰十年四月到咸丰十一年四月短短一年中，三次举荐左宗棠。咸丰十年四月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求明降谕旨，必能感激图报。”咸丰十年六月奏称：“候补四品京堂左宗棠，前在湖南赞助军事，肃清本境，克复邻省，其才可独当一面，而思力精专，识量闲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在《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奏折中，再次对左宗棠大加称赞，要求将他由襄办改为帮办军务。因此，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曾经这样痛悼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左宗棠的这番痛悼实际上也是称许曾国藩秉公无私的精神。
3.赤忠拙诚——“以忠诚为天下倡”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中，忠诚为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的道德规范。曾国藩自幼就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其人才伦理深受儒家忠诚为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其赤忠拙诚的人才道德标准上。
“忠诚”是曾国藩人才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其人才的一个重要德性标准。曾国藩极度推崇“诚”，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立，圣人之德业之可以大兴，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复贺耦耕中录》，《曾文正公书札》卷一）曾国藩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将“诚”视为人才自觉自主的道德修养，同时也是评价人才的客观的德性标准，并把它与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诚是君子立道的根本。他识别人才，选拔军官，招聘幕僚，也都以忠诚为取舍标准。他在《湘乡昭忠祠记》里说道：“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曾国藩呼吁必须以“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的忠诚之道才能平“世之乱”，以“拯天下”。
血性是曾国藩忠诚的另一内涵，他认为忠义血性是人才的上上之选。他在训练湘军时“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在《讨粤匪檄》中就宣称：“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基于这种观念，训练湘军时，“第一教之忠君”，“望其忠信成立”。在长沙每逢湘军操演时，他便“集诸勇而教之”，希望凭借“精忠耿耿之寸衷”，“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因此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忠义朴诚之气质”。对于带勇之人，曾国藩用人的四条原则“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全集•书札》）他认为即使具备以上四条，如果没有忠义血性，也不足以重用。“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全集•书信》一）。对于湘军将领，曾国藩主张“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形成了所谓“士人领山农”的新局面。曾国藩带领这些善于“扎硬寨”、“打死仗”的湘军将领们，硬是以百折不挠之决心和竭志弹力之远谋，打败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为清政府收拾了残局。他后来在家书中总结说：“吾辈所以泰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的人为将领，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囚，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效果（《全集•治兵语录》），带动全军的忠诚之气。这样一来，具有忠诚之气的军队不仅会作战勇敢，忠于国家，还能转移军队腐败的风气。
综上可以看出，朴实、忠诚和无私在曾国藩的人才道德标准体系中并非具有同等的地位，朴实和无私是曾国藩人才的一般道德标准，忠诚则是曾国藩人才的最高道德标准。
三、人才的德行准则
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曾国藩提出了四种德行准则：勤、恕、廉、明。他说：“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批犊》卷三）这四个字概括了曾国藩对人才最基本的德行要求，也是人才在道德修养和任事能力上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
1.勤以治事
曾国藩的道德品行标准主要体现为八德，分别是“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勤在八德中居于首要地位，可见曾国藩十分看重勤。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中明确指出勤是人才应具备的德行准则：“一曰习勤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对于人才来说，勤是从外在层面考察人才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曾国藩认为‘“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是成大事的基础，“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铁二两之所累也。”（《全集•诗文》）因此，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军，都离不开“勤”，而人才要成事最起码要具备勤这一德行。曾国藩认为一人勤可以成事，一家勤可以兴家，一国勤则民有所依，勤与成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说来，勤不仅是人具备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更是人成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因为拥有勤这一德行准则的人不仅容易增长智慧和才识，更容易培养出坚忍的品格。坚忍品格的人在勤的辅助下能困知勉行，磨练筋骨，自立自强。他说：“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低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欲。”（《曾国藩文集》上）
曾国藩将勤、俭并提，认为勤俭是惜福之道。“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泰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曾国藩十分看重勤俭，认为勤俭关系到家庭的兴衰。正如，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所说：“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得败，一定之理。”他还认为居家之道除了勤俭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全集•家书》一）曾国藩谆谆教诲长子曾纪泽：“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还提出了勤之道：一是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往尝之。”二是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人，必反复审阅。”三是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是口勤，“待同僚，则互相劝勉；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是心勤，“精诚所至，尽是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全集•诗文》，《劝诫浅语十六条》）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也称之为身到眼到手到心到口到，合起来也就是“五勤五到”。曾国藩的阐述透彻地说出了勤字的要义。
曾国藩以身作则，勤于事功，建立了一番奇功伟业；他勤于学业，遗存著述数卷；勤于修身，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他勤于教子，后生晚辈桃李成荫，可谓是勤的最好实践者和最佳楷模，“公在营也，未明而起，黎明出巡查营垒。门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僚宾。以其余时披览书中，不使身心有倾刻之暇逸。尝称：时局艰难，唯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黎昌庶《曾文正公年谱》）。
2.恕以待人
在曾国藩的人才伦理思想中，恕、仁和善这三个概念是想通的。在曾国藩看来，仁体现的是人性中无私和博爱，这种无私和博爱出自同一个源头，如果人才没有办法做到推己及人，仁民爱物，就背叛了仁的本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高官厚禄，高居人上”之人，出于“仁”的要求就要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基于此，曾国藩十分推崇儒家以仁教人的主张。他认为，“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在推崇儒家仁的基础上，曾国藩把仁、恕、善整合入自己的人才伦理思想中，“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诗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由此，曾国藩以仁、善作为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并将之引入自己的人才德行准则中。
曾国藩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全集•家书》《喻纪泽》）由此可见，曾国藩把敬恕看做是做人之道，立德之基，敬恕二字时刻都不能分离，“‘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分离。‘敬’则心存而不放，‘恕’则不蔽于私。”（《全集•书信》一）在这里，曾国藩探讨了敬与恕的关系，认为作为平日涵养之道的敬和临时应事之道的恕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同时，他认为能够做到敬恕的人才有着坚定的心志，不会因为受一己私利的蒙蔽而动摇心知。
曾国藩一生都看重敬恕二字，他把敬看做是个人身心道德修养的途径。他早年在京城时为自己制定的身心修养日课表上第一条就是敬，他在去世前的信中，具体提出了以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课为日课：“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全集•家书》二）相较于敬的修身之法，恕则是一种待人处事的基本方式。曾国藩提出应“从‘恕’字上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步步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处顺境，预想他日有逆境之时。今召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全集•诗书》，《赠弟六则•杂著》）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恕以待人的精髓就是推己及人，继承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
曾国藩的恕以待人的理论特色主要表现在以“浑”含处事待人的方式上。他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之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日记类钞•问学》）由此可见，恕以待人的浑含之道不仅仅是人才应具备的德行准则，也是人才应具有的自我保全之道。如果用人者不懂得浑含的处事之道，用人时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就会使得自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反之，如果用人者懂得浑含待人，在一些与原则无关的问题上能够处之以浑，就能消除纷争。因此，曾国藩说：“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全集•家书》一）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看重人才的浑含之道，乃基于其自身的人生阅历。他认为，人生来初始玲珑剔透，如水晶般晶莹，全无含蓄，不掺杂质，就没有所谓的浑。继而血气方刚，锋芒毕露，却因不知浑含而成为众矢之的，明抢暗箭，难以躲避；及至四处碰壁，内外寡合，陷入孤家寡人尴尬之境后，才悟出浑含的重要性，才晓得探求圆融圆熟之道，而后才得左右逢源，有为有成。
3.廉以服众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十分注重廉的德性。虽然位居高官，但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曾国藩始终坚持廉以自持。他不仅提出了为官应当清正廉明，不为利所驱使，还将之运用于其人才实践中，发扬了俭以养廉的做法。
曾国藩无论是为官还是治军都十分注重廉。曾国藩治理湘军时，手中握有庞大的军费，但他却从不因个人私利而动用手中的军费。在京为官时，曾国藩的俸禄并不能维持庞大的家庭开销，他甚至还需要向人借钱来满足家中的日常开销，接济家乡的亲族。曾国藩在奉行廉以自守的同时，十分注重俭以养廉之道。他在《劝诫州县四条》中指出“一曰治暑内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讼；三曰重农事以厚生；四曰崇俭约以养廉”，在《劝诫委员四条》中则有：“一曰习勤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在《劝诫绅士四条》中有“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二曰崇廉让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务实；四曰扩才识以待用。”曾公对廉这一德行准则的提倡和强调，体现了他俭以养廉、廉以奉公的廉洁思想。如何以俭养廉•曾国藩认为必须时时以俭为自我警惕之道，注重守俭。对于如何守俭，他提出一是日常的居家费用要有所限定。二是每用一钱，均需三思，确保每一钱都用得其所。三是少用弁仆奴婢，避免亏空。
4.明以应物
曾国藩十分看重明，他认为智即明。曾国藩在《书赠仲弟六则•明》中说：“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在曾国藩看来明包括高明和精明。这就解释了什么是明，如何辨别明，说出了明的内涵和标准。同时，曾国藩还认为明是治事的第一要义。他在《书赠仲弟六则•明》中指出“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尤浅；武断他人之事，抱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不明而坠入武断，只能害人害己。
曾国藩提出了“明强”的概念，他在《致沅弟》的家信中提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他进一步阐述道：“强字原是美德……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明是强的前提，没有明就没有强。他将强上升为美德，并把其与明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强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而与人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要求人才克服本性中贪婪、软弱、爱慕虚荣和犹豫不决的弱点，以强自立。
曾国藩认为强是先贤传下来的美德，指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所说的倔强并不是固执己见和刚愎自用，而是一种“强毅”的精神。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人才要有排除万难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遇到困难和挫折，要有排除万难的倔强之气，即明强之心。第二，人才要有阳刚之气。曾国藩生在湖湘，长在湖湘，与生俱来就有湖湘人特有的倔强的阳刚之气。加上家风的熏陶，曾国藩身上的倔强之气更为浓厚。祖父曾玉屏教导曾国藩说，男儿“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看重阳刚之气。他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兄弟皆享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刚强是有志男儿的必备德性，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一个人“大有立于世间”，必要有“阳刚之气”，“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第三，坚忍不懈，有志竟成。坚忍不懈，不屈不饶是一个人成才必备的精神。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饱受战败的挫折，但他却能凭借着一股坚持不懈的勇气，死战到底，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他用自身的经历说话，明确指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曾国藩的一生体现了坚忍不懈，有志竟成的精神，他也是用这种精神去教育和引导身边的人。
结语
曾国藩认识到德与才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德才不可偏废”，而现实生活中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实属不易。然察人对其德不得不讲。当德与才略有倚重时，他认为必须“以德为先”，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的道德，无论是求才、养才和用才，他都把人才的道德修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曾国藩以朴实、忠诚、无私作为人才道德标准；勤、恕、廉、明四目作为的人才德行准则。他在实践中发现并培植了不少既有德又有才的人才。譬如湘军创始人之一的罗泽南，出身寒微，人生坎坷不平，十年内连丧亲人十一人，后又失三子，然他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对于这一点，他的学生李鸿章耳濡目染：“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就连刚愎自用的左宗棠也不得不叹服：“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