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沉甸甸的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无疑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创建湘军，挽救满清王朝于危难之中，开创“同治中兴”局面，被后人称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介书生，是一位很用功的读书人。在他亲笔撰写的家书中，读书观颇富见地，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通过对其读书目的，态度和方法的研究，从中可以折射出曾国藩的为学与为人之道。
一、读书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与报国、旺家、卫身息息相关。
曾国藩深知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读书人应成为“明理有用之人”，即能替君分忧，为国效力的国家栋梁。他在家书中写到：“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曾国藩家书》第105页，钟叔河校点，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他对那些“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但不思“明理有用”的读书人很不满意。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以明德、亲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已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第105页）可见，通过读书成为报效国家的“明理有用之人”，在曾国藩眼里是何等重要。
曾国藩也特别看重读书与旺家的关系。他认为富贵不能保家运，做官不能保家运，惟有耕读才能兴旺家族。他说：“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才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第555、570页）正因如此，曾国藩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家中多出“贤子弟”，“代代有秀才”。在其亲手制定的八字家规中，“书”字占了一席之地，可谓用心良苦。
除了为报效国家而读书，为兴旺家族而读书，曾国藩认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便是为读书人自己而读书。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第102页）虽然曾国藩自认为“进德之事，难于尽言”（第102页），但对“修业以卫身”的体会却很符合社会现实。他说：“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第102页）显然，曾国藩已把读书视为谋生的手段与技能。他认为读书人只要用心读书，根本不用替前途担忧，所以他反复叮嘱曾纪泽、曾纪鸿两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第470页）。
曾国藩的读书目的简而言之就是报国、旺家、卫身。读书与国、家、己紧密联系起来，不但突出了读书的社会意义、家族意义，也强调了读书对读书人的个体意义，全面增加了读书人的责任感，更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否定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错误观点。
二、读书态度
读书目的能否实现，读书人对读书的态度至关重要。曾国藩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一直把读书视为“正业”，摆在首位，甚至于挑选儿女的结婚对象时也须出身“耕读之家”。
读书人应持怎样的态度？“有志”、“有识”、“有恒”是曾国藩的基本理解。他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有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第111页）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有志”的重要在于它与读书目的一以贯之，志即目的，目的亦志，读书人只有树立远大的志向，不断求上进，敢于竞争，勇于拼搏，才能达到目的彼岸。所以曾国藩再三强调读书人一定要立志。在他眼中，立志与否有天壤之别。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第139页）可见有志已被曾国藩视为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河伯观海，井蛙窥天是曾国藩对那些目光短浅的“无识”者狂妄之态最贴切的形容。学海无涯，读书人一定要谦虚，切忌骄傲自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可做井底之蛙。对于缺乏“有识”的读书人，曾国藩不相信他们能成大器，为此他告诫家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及有进步也。”（第141页）
曾国藩非常痛恨“无恒之弊”。他认为“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第279页）。读书肯定不是件轻松、惬意的事，求学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障碍，象座座大山横在眼前。若无恒，则前功尽弃，所以曾国藩始终不忘“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第142页）。他以作字为例：“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第492页）
正是抱着“有志”、“有识”、“有恒”的态度，曾国藩才能在求学路上孜孜不倦，应酬再多，公务再忙也要按时温书，甚至于在他饱受“癣疾”之苦，被折磨得“夜不成寐”时，仍以“幸温书未甚间断”而感到欣慰不已。（第331页）
三、读书方法
作为读书人，曾国藩无疑是十分优秀的，能在竞争激烈的科举场上脱颖而出，以朝考一等二名资格入翰林，足以证明他读书刻苦用功。这不仅得益于他正确的读书目的和严谨的读书态度，更与善于选择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并合理运用密不可分。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离今天已有百多年，他所接受的教育不外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之类，自然所采用的读书方法也是紧紧围绕后者展开，大体上可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读书程序上，主张先通读后精读。曾国藩认为“无论何书，总须从首到尾通看一遍”（第119页）。他还特意借用朱喜的话“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第102页），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通读时，他强调两点，一是讲究读书速度。曾国藩对看书首遍时拖拖拉拉特别反感。他指出：“看《汉书》，须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第266页）二是读过的书必须留下记号，也就是将书中要点于以标明。曾国藩认为这很必要，他说：“能阅过一遍，通加圈点，自不患不长进也。”（第239页）将书通读之后，要求甚解则非精读不可。曾国藩认为对书精读时务必求熟，熟到能背诵最好，不然则易忘。故他对曾纪泽说：“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第457页）
第二，读书内容上，主张既专又博，先专后博。在探讨专与博的关系时，曾国藩格外强调专。他说：“凡事皆贵专。……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第123页）正是因为对专如此看重，向来认为“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的曾国藩也认定“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第103页）。
曾国藩所理解的“专”有两层含义，面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众多的文化典藉，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来钻研是“专”的第一层意思。曾国藩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第456页）可见曾国藩读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读之书都是本人精挑细选出来的。“专”的另一层意思是读书时应专心致志。为形象说明这一点，曾国藩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第102页）为使家人牢记，他在家书中反复叮咛，特别是在谈到具体的读书对象时，他说：“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与专心致志奠定了“专”在专与博关系中的首要地位，读书时先专后博，由专到博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在读书过程中怎样做到既专又博，将专与博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了？曾国藩以曾纪泽读古诗为例，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说：“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之鉅制，文字中之尤物也”。（第489页）曾氏既求专又兼博之意，一目了然。
第三，读书程度上，强调理解至关重要。对那些认识肤浅，人云亦云的读书人，曾国藩很是反感。他在写给曾纪鸿的家书中说：“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第561页）“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听途说，扣槃扪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第561页）正因如此，曾国藩要求家人读书时重在理解，千万不可死记硬背，读死书。他对曾纪泽说：“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得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第460页）
将所读之书理解透彻，掌握书本学问于心中决非易事。理解贯穿于读书过程的始终，而理解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曾国藩看来，这个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依次是：情韵趣味，格物诚意，切已体察、虚心涵泳。
曾国藩曾说自己“性喜读书”。喜从何来，恐怕非对读书有兴趣莫属。他在家书中告之曾纪泽：“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第531页）。想必曾国藩已领悟到读书乐趣源于读书兴趣这一道理。然而兴趣仅仅是理解书本的良好开端，接下来则必须进入理解的第二层：格物、诚意。曾国藩在家书中写到：“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第105页）曾国藩所认定的格物诚意范畴极广，天下事物，无所不包，自然读书也含其中，仅从读书的角度看，所谓格物其实就是研究书本，领悟深奥学问的理解过程；而诚意则指在格物的基础上，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学识，并在实践中碰到类似的情况时能正确运用之，少走弯路。
在求学的道路上，曾国藩最为推崇和长期追求的是理解的最高层次：虚心涵泳，而切已体察则是进入最佳意境的必备。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写到：“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第444页）。”在曾国藩看来，切已体察四字甚是重要，能将所读之书，所穷之理亲身体验一番，不仅理解原文，还能悟出新意。切已体察的读书人不经意间已融入虚心涵泳的境界中。曾国藩对涵泳二字似乎有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他在家书中写到：“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喜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第444页）
第四，读书成效上，提倡活学活用，全面发展。曾国藩认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第442页）。看指阅读，读指朗读，写指写字，作指作诗文，四者之中以看为主，读、写、作都是围绕看来进行的，是对看的有益补充。通过读、写、作可将看的内容深入理解与掌握，起到活学活用的目的，因此，曾国藩很看重看、读、写、作的作用。他说，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第442页）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第440页）为使看、读、写、作落到实处，增强读书效果，曾国藩围绕四点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以写给曾纪鸿的为例，余所责尔之功课，并无多事，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鉴》五页，诵熟书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诗。此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者俱全。（第546页）
提高读书成效的关键还在效率二字。曾国藩不主张成天埋头于书本，他认为一天之中要做的事很多，读书最好以“半日为率”。但同时，他又认为读书应分秒必争，“不可抛荒片刻”（第428页）。他对几位兄弟说，“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须带在身边”（第110页）。“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第143页）。
通过上文可知，曾国藩读书很讲究方法，方法得当，读书事半功倍，而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曾国藩所采用的各种读书方法对其读书目的实现，读书态度的坚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曾国藩一身学问的取得无不得益于它们。
正确的读书目的，严谨的读书态度和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正是倍受后人推崇的曾国藩读书思想的核心。“总以发愤为主”的曾国藩在求学道上的真知灼见，不仅令自己“一生受用不尽”，更为国家培养出象曾纪泽、曾纪鸿这样的优秀人才。时代虽不同，学问之事却如出一辙，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目的、态度、方法依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研读曾国藩的读书观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