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一生“官运”亨通，他在京都为官的十年间竟连续七次受到朝廷的提拔，从翰林院“庶吉士见习”升迁到权盖朝野的一品要员，中间跃升了十级，真可谓中国官场中的奇迹。曾国藩的“官运”与其“官品”密切相关，所谓“官品”无非就是曾国藩为官过程中显现的道德品性，这种道德品性随着曾国藩的仕途实践不断升华，并经其系统总结后转化为对家族子弟的德育。曾氏一门人才辈出，这显示了曾国藩德育的成功。剥离那些过时的礼教形式，曾国藩的德育思想及其中的政治智慧依然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

　　一、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与以民为本的道德理想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为平息太平军的叛乱，曾国藩奉命在湖南招募农民以帮办团练，这部分地方团练后被称为湘军，曾国藩率领湘军历经近十年的战事终于平定太平军。按照曾国藩的军事实力，他已成维护清廷统治的支柱，放眼天下，当时清廷能战之师也不过就是曾国藩之湘军和李鸿章之淮军，而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接班人，所以湘、淮两军本是一家。此时，有很多人劝曾国藩趁势推翻满清，曾国藩的几十位部将曾齐聚其府内，欲给曾国藩黄袍加身，可曾国藩自己坚决反对。那么，曾国藩能反却不反的原因何在？大多数史学家认同的观点是，曾国藩受中国传统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太深。儒家思想自汉代成为官方政治学说以来，到晚清已有1600余年，此间不断有“儒将”造反，皇权的诱惑远超过了忠君思想的魅力，只要时机成熟，儒家伦理就会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难所解构。因此，“忠君论”的解释较牵强，更何况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并不信任。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拿下武昌时，咸丰帝一开始非常高兴，可等到旁边的祁隽藻说了一句：曾国藩这样一个告假在家的汉人官员能一呼百应，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咸丰帝立刻警觉起来，随口说道：走了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帝此言表露出了“满汉相防”的历史芥蒂，曾国藩则成为重点防范对象，所以，咸丰帝至死都一直提防着曾国藩。曾国藩在江西与太平军浴血奋战时，长江重镇九江曾久攻不下，后又被石达开的队伍打得四处逃窜，紧接着曾国藩手下的两员心腹大将塔齐布和罗泽南又相继战死，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可谓是惶惶不可终日。即便是如此境况，咸丰帝还一直不信任曾国藩，只让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领着湘军在江西鏖战，却不给他地方实权，还要他对整个战局负责，如此尴尬的身份让曾国藩几欲崩溃。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恰逢曾国藩老父在家乡湖南去世，曾国藩在江西战场闻此消息，立即上了一道言明情况的奏折后回家乡奔丧去了。咸丰帝情急之下，降旨责问曾国藩为何擅离职守。曾国藩回复的封奏中写道：上次家母去世，我本应回老家守三年，但皇上非要我出来与太平军打仗，我就“夺情赴任”了。现在我家父又去世了，我岂能还不回家守孝？据我所知，本朝大臣中还没有被两次夺情者。如若皇上非要我出来做事，那就请皇上给我江西巡抚的位置。刚好此前太平军的总部发生了内乱，在江西作战的石达开班师回（南）京了，江西的战场压力一下缓解了很多，于是，咸丰帝给了曾国藩一个强硬的回复：要官没有，辞官可以！见此，曾国藩立即又上了一道奏折，明确表示他不再料理江西战事。咸丰帝收到奏折后只平平淡淡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可见，曾国藩在为清廷四处平乱之时，当权皇帝并未将其视为“忠臣”，反而经常掣肘于他，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如若反了朝廷，也是“情理之中”，而且曾国藩还“洞若观火”地看到当时作为满清嫡系的八旗“正规军”早已不堪一击，因此，曾国藩不谋反并非被忠君情结所困，也非低估自己的军事实力。

　　曾国藩不愿拥兵谋反的真正原因是体恤百姓。晚清以降，吏治松弛，官员结党营私，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普通民众深受其苦。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所到之处更是民不聊生，曾国藩深知，如果自己率兵造反只会加重人民疾苦。为求天下太平，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曾国藩主动向朝廷要求裁撤湘军，以示“忠心”，已垂帘听政的慈禧见状大喜，随升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曾国藩上任一年多就清理了同治七年（1868）以前积压的旧案12074件和同治八年以来积压的新案28121件，使旧案只剩95件，新案只剩2940件。对那些重大疑难案件，尤其是性命攸关的案件，曾国藩一般都要亲自处理，整个过程非常繁琐，他经常累得腰酸背痛，以至于晚上入睡都困难。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位上的勤政爱民之举绝非偶然，他任两江总督时就曾因爱惜民力而推迟落地税的征收。咸丰十年（1860）三月，曾国藩向朝廷禀奏，茶捐和茶厘的银数已甚多，如若再征落地税，恐百姓财力不能及，因此，为减轻百姓负担，他不再征落地税。还有，在组建湘军之时，曾国藩严整军纪、禁止扰民，为把湘军建成一支爱民之师，他特地为湘军编写了一首《爱民歌》，毛泽东主席曾借鉴曾国藩的做法，亲自草拟并颁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官民关系历来是政治伦理中的核心内容，历朝历代稍微“清醒点”的皇帝都明白“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在皇帝看来，谁能为他“稳定”民众谁就是为他的政权负责的好官，然而，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很多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层的官员却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把升官的逻辑简化为“贿赂上级”，把为官的价值理解为“搜刮民财”，以至于明朝用严刑酷法搞死那么多贪官还屡禁不止。曾国藩能跳出中国官场的怪圈，就在于他坚持“以民为本”，他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以他的“民本”思想为基底。正因为曾国藩为官“以民为本”，所以，他认为“以官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坚决反对把财产留给子孙，他指出：“子孙不成才，留钱财也灭用”，如若子孙时刻图强，他们就不会愁吃穿。曾国藩为培养家族子弟的自力更生，要求子弟除读书之外，还要坚持打扫屋舍和清洁家具、除草等事。对家族子弟自立能力的培养与“以人为本”的为官伦理是一体两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二、道德榜样施教的三个面相

　　曾国藩的政治智慧及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观的形成与实践，与其自身的人格修炼和道德完善过程是分不开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人格修炼，是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也是曾国藩终其一生所努力践行的人生理想。曾国藩不是教育家，生平也并未从事耳提面命的教育工作，但后人却十分注重挖掘和提炼他的教育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一生克己修身，事必躬行，不但坚守和实践着自己的道德理想，成就了一番伟业，还成功地教育了自己的手足和子女，使曾家世代光耀，名人辈出，并为朝廷举荐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从他的生平事迹和他留下的《奏议》、《日记》、《家训》、《家书》、《五箴》、《为学之道》等一系列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他丰富的德育思想。具体来说，他的德育思想主要渗透在政治教育、家庭教育和培养人才三个方面。

　　首先，重视政治教育是中国式思想道德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政治思想方面，曾国藩主张爱国、爱民，但其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爱国”思想只能停留在忠诚于清王朝及封建帝王这一层面上。正如前文所述，曾国藩平生忠心耿耿侍奉清王朝及皇帝，他胸怀天下，心系国家昌亡，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谓“忠君爱国”。他曾为清末湘军首领，权倾一时，也曾有“黄袍加身”的机会，但却并无谋反篡权之意，安于称“臣”，全因他体恤百姓疾苦，为了让百姓休养生息，减免苛捐杂税的负担，此外，他还请求朝廷裁撤兵力，这些举措足以见证其“以民为本”，为官正直的“官品”，也孕育着其“爱民”的思想。曾国藩爱国、爱民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其重视安定、关注民生，试图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于今仍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其次，家庭教育是曾国藩德育思想的主要来源。曾国藩是能使父母宽心的好儿子，是能教导弟妹的好哥哥，更是严慈相济的好父亲，他时常关心同胞手足和晚辈的成长，常以家书示训，笞挞他们，“八本、三致样”便是其施教的主要内容。具体来讲，所谓“八本”指的是：读古书要以训诂为本，作诗文要以声调为本，赡养父母要以讨之欢心为本，养生要以不庸人自扰为本，立身要以言辞谨慎为本，治家要以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为本，居官要以清廉为本，行军要以不扰民为本；所谓“三致祥”指的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就是说孝悌、勤俭、宽恕可以带来吉祥。曾家世代以孝悌、勤俭、宽恕为家风，曾国藩非常看重这些道德品质，并一再要求子女务必保持这种家风。“孝”是封建社会讲求的基本伦理教义，曾国藩不仅以身作则，还教育家人要恪守。例如，他曾在家书中告诫儿子，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尽孝心，要心存休戚与共之念，与家人要坦诚相见，这样也会得到长辈的器重和爱护，成为弟妹效仿的榜样，久而久之，一家人就会相处得越来越和睦。勤俭是儒家所力倡的持家美德，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勤俭。他曾说，为官二十年来，未敢沾染半点宦官习气，始终坚守寒素家风。他也告诫家人，要勤于洒扫，要清心寡欲，凡事力求节俭。“宽恕”之学与曾国藩八面玲珑的为官之学大有不同。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要为自己、为他人留有余地，懂得退让，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曾国藩不只关心子女的成长，还常常规劝飞扬跋扈的胞弟，劝诫他们要处事圆融，学会收敛，不能锋芒毕露。他曾在写给胞弟的家书中强调，“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并直言最让他担心的是，胞弟不识官场时务，空有一大堆不合时宜的理论，做不到能屈能伸，以致无人敢与之为伍。

　　最后，曾国藩在管理和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道德和品行。例如，他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对全部下属进行考核，并为他们建立档案，在档案里他会用特殊的记号加以标识，比如画圈代表此人可以重用，画三角代表此人不能重用，画差号代表此人完全不能用，有时还会注明此人好色、刻薄等等，可见曾国藩本人非常看重德性和人品。在考核的基础之上，他再对那些可塑之才进行重点培养，培养他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精神。他在教育部下时，常常不吝夸奖，重视激励；不倚老自居，诚恳待人；言语诙谐，育人于春风化雨之中。曾国藩不仅重视管理和培养人才，还深得管理和培养的方法与艺术。他的幕府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幕府，几乎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精英，经他举荐的下属有上千人，官至总督巡抚者就达四十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