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第一名丞”——曾国藩，“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湘军，尽除八旗、绿营“退缩浮华，恬不事事，骄蹇散漫，望风先溃”的积弊沉疴，攻艰克锐，力挽狂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匡扶清王朝于大厦将倾之际。他在长时间领兵打仗过程中，基于其“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的思想认识，凭借其深厚的理学修养，建构了一套以勤王忠君、捍卫礼教等封建思想为指导的，恩威并用、宽严皆备的士气激励办法，激励所属将士“奋勇杀贼”、“誓以身殉”。此举对提升湘军作战能力，并取得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也对近代治军经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探究曾国藩砥砺士气之术，挖掘其与现代治军理念的契合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建军：铸“忠义血性”之师，扬“勤王卫道”之旗
曾国藩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熟读孔孟经典，儒学功底很深，“苟利于国，或益于民”的忠君报国思想根深蒂固。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使他深谙以“仁”、“礼”治军之道。“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自湘军组建伊始，他就以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礼”作为建军之旨归，倾力灌输“忠义”、“孝悌”、“礼诚”、尊卑贵贱、上下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始终要求兵勇“各尊其长”，并绝对忠于君主，以此在湘军内部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进而铸牢将士为清王朝“效忠”、“请命”的思想基础。
曾国藩主张“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于礼”。他将“仁”、“礼”贯穿于湘军的治军实践中，运用儒家思想的说教对湘军进行系统的政治灌输，并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为使将士能够做到忠贞不贰，死心踏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命，他在日常教育中“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曾国藩正是通过这种大而训以忠教仁义、小而威以神鬼阎罗的说教来煽动官兵“杀身成仁”的志向、情绪。为切实加强将士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倾尽心力，不仅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等歌谣，令弁勇诵习，还“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他说自己“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所有这些说教，目的都是指向一个，那就是利用封建的“理学”、“心学”，在湘军将士的内心当中设置一道戒律，明确一条准绳，保障其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忠实可靠的暴力工具，驱使他们“赴火同行，蹈炀同往”，心甘情愿地充当捍卫清王朝政权的炮灰。
为从道义上争取军心、民心，激发将士的作战热情，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常以“义师”自诩。早在湘军征战之初，他就颁布了一纸声讨太平天国的战斗檄令。宣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但自“妖师”太平军兴风作浪之后，使得“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光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勇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祇”。为此，他“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声称：“本部堂奉天子命，……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他就是通过这样高举“勤王卫道”旗号，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模糊等同于维护纲常名教，以使其师出有名。正是利用诸如此类的思想教育、政治灌输、名教宣传等手段，他把湘军打造成了一支有思想的军队，并成为了捍卫封建统治政权的忠实可靠的工具。
二、改革兵制：“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
有鉴于绿营“将与兵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改变清代世兵制的一贯做法，建立了一套“兵为将有”的全新军制。此举不仅开创了近代募兵制的先河，也为激励湘军的军心士气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支撑。
“人存而后政举”、“任法不如任人”，基于这一思想认识，曾国藩首先在择将募兵上切实把好了入口关，为培育将士昂扬战斗精神奠定了坚实的个体基础。“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在求将之道上，他坚持把“忠义血性”作为选拔各级将领的重要标准，明确规定“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及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同时指出，上述四项才能均要以“忠义血性”作为基础，“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因此，有了“忠义血性”的将领，提振、保持军心士气就会有了主心骨。在士兵招募上，他继承了戚继光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而用乡野老实之人的主张，“扫除陈迹，特开生面”，招募之兵勇“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概不收用”。而且，出于“同县之人易于合心”的考虑，湘军兵勇基本上都在湖南原籍招募，“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种“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的做法，对于改变湘军兵员成分，确保兵员素质，凝聚军心士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队内部编成上，为了能使湘军“同心杀贼”，曾国藩采取以各级将领为“根、干”，以兵勇为“枝、叶”的办法，先设将领，然后由将领招募兵勇，以此构建出了“上下相继”、“节节钤束”的湘军之制。其具体做法是：“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选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之所以采取这种“兵为将有”的募兵制，他的深远用意是：“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除此之外，他在治军实践中，通过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同“辨等明威”的尊卑等级观念结合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搅和在一起，使得军中间杂同乡、父子、兄弟、师生等“私惠”、“恩谊”，很大程度地模糊、掩盖、缓和了将帅之间、官兵之间以及士兵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最终使得军队内部“各树一帜，各护其长”，一级听命于一级，最后听命于曾国藩一人，整个湘军俨然一个尊卑有序、结构严密的封建宗法组织。为使将卒亲睦，曾国藩还在湘军中大力倡导“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指出“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彼此相顾也”，要求“湘军将虽有仇，临阵未尝不相援”。他就是通过这些举措办法，使得整个军队“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三、勤训精练：“铢积寸累”砥砺精兵
军事训练是激励将士战斗精神的主渠道，从严治训、砥砺精兵是历代军事将领的治军之道。曾国藩儒生治军，深谙八旗、绿营“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之弊，在治军实践中极力推崇“以练兵为要务”，主张“训练兼施”，通过“勤训精练”、“铢积寸累”提升将士作战胆艺，以此确保将士临战之时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他把湘军的军事训练从具体内容上区分为“训”与“练”两个方面，“训”与“练”各有两项内容，“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的两项内容，一是练技艺，二是练阵法。
有关湘军的营规，曾国藩亲自拟制了七条规定：“（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四）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七）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转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上述这七条营规看似简单、琐碎，但却极其生动地体现出了曾国藩“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克勤小物”的训练原则。所谓“训家规”，是曾国藩把治军与治家联系在一起，教育将士“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这种“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的家规训练，对于将士养成以子弟之礼遵奉父兄之命，进而形成家长式的管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练”所包括的练技艺、练阵法，曾国藩提出的具体要求是“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他不仅在训练内容上要求简明扼要，不搞花架子，还在训练方法上主张“专择翻山越岭、过沟跳涧之处”从严从难训练部队。对于“训”与“练”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给别人的书信当中明确说是“练者其名，训者其实”，此语足可反映出他对训营规、训家规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他持续注重以“训”为主精神教育的一贯性，这与他重视思想建军的治军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不管是训营规、训家规，还是练技艺、练阵法，曾国藩自始至终都突出强调了一个“勤”字。在他看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能忍饥耐寒者”。如果在平时不勤加训练，到了战时，即便是“勇士云集，饷项应手，军器皆备”，其结果也只会是“驱市人而御虎狼，至则溃耳”。因此，他要求将士“早夜站墙，日日操练，断不可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要求湘军上下要以训练为事，做到“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要使得“练一人有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湘军长年坚持的这种“勤训精练”，为培育其将士过硬的作战技术、过人的临战胆量、高昂的军心士气打下了牢靠基础。
四、奖贤罚卑：“以妥忠魂，而昭激劝”
曾国藩认为，人才有高卑之别，必须区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用他自己在与友人书信当中的话来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但是“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因此“其才高者因宜另眼看待，其才卑者故宜执法以绳”。他持续实施的旨在“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奖贤罚卑的做法对于湘军弘扬正气、凝聚士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使湘军的军心士气凝聚具有可靠的物质支撑，曾国藩在湘军内部实行了相比绿营远为优厚的薪饷制度。他对此前绿营官兵因薪饷过低难以养家糊口而导致分心走神、士气低迷、军纪涣散、战力羸弱的前车之鉴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由此对军队薪饷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动员了一切可能的经济资源来筹措饷银，借此提振、维持湘军的高昂士气。在他看来，军队“不可一日无饷”，如果长期欠饷尤其是有“战争之危”时欠饷就一定会面临严重后果：“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饷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挟制之状。胜仗不能加赏，败挫亦难于言罚。”基于这一认识，曾国藩大大提高了湘军将士的饷银标准，与绿营士兵相比，湘军士兵的月饷要高出一至三倍，与社会上的佣工相比，其收入要高出十几倍，也远远多于普通自耕农的收入。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提高了士兵的粮饷供应标准。“在口粮上，操演一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阵亡恤金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加一倍，……生活自不成问题矣”。由于薪饷优厚，兵勇以所领月饷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供养妻小，“将士愈饶乐”，由此得以心无旁骛地冲锋陷阵；也是由于高额军饷，使得湘军队伍对于田间地头的朴实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尽管湘军在与太平军前后二十余年的作战过程当中，战况惨死，伤亡不断，但湘中弟子却“争求从军”。
“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曾国藩对于金钱激励作用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推行优饷制度这一物质激励措施的同时，还相应采取了一系列优抚相关的精神激励措施。湘军的优抚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升衔赐恤。凡是“拼死杀贼”、“奋勇捐躯”、“屡著战功”的湘军将士，曾国藩都会在战后即行“保升衔赐恤”，有的加高一级衔，有的予以赏戴蓝翎或花翎。二是择优保升。对于那些“勇猛向前”、“出生入死”，作战表现出众且在战后生还的湘军将士，曾国藩都会择优给予保升，将他们提拔到军队或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这一保升政策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授奖比例，基本上每次战斗过后，都会有5％～10％的将士可以得到保升。三是建专祠。为“褒节劝忠”、“旌忠表烈”、“激励人心，维持风化”，曾国藩还为战死沙场、“杀身成仁”的湘军主将设立专祠，以使“卑义烈幽灵，得所依附”。他所推行的这些优饷、优抚措施“上以体圣世褒忠之意，下以励湘人观感之诚。”的确为激励湘军将士不怕苦、不怕死、敢打敢拼的作战精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为英勇湘军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强大的宣传。
“天道不能有舒而无惨，王政不能有恩而无威”，曾国藩在对有功将士极尽褒奖的同时，对有过将士的惩处却也是从不心慈手软，真正的是“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其中的典型事例，像李元度这样一位数次挽救曾氏于困境，并与他有着深厚私交的劳苦功高之将领，在他违反军令之时，曾国藩毫不姑息迁就，前后三次严词参奏李元度，指斥他“薄有时名，轻于去就”。尽管时过境迁，曾国藩后来对于此事有“失之过严”、“有违恕道”的悔意，但此事却足以反衬出他不讲任何情面、不留任何余地的铁腕治军作风。
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治军是以维护清王朝统治和服务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为宗旨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治军思想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他在长年的治军实践中，围绕思想建军所采用的多位一体的军心士气砥砺之术，使得湘军“常存有余不尽之气”，屡败屡战，越挫越勇，并取得了军事作战的最后胜利。其见地、举措颇令后人叹服，确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