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强于治军而弱于指挥，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将纵横十余省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而位列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原因就在于其“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治军思想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价值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部分。而在其治军思想之中，选将思想尤以眼光独到、识见深入而闻名，俞樾曾说：湘乡曾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蔡锷采录和编订的《曾胡治兵语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曾国藩的选将思想，本文试就该书中反映出来的曾国藩选将思想做一简要论述，同时兼与同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作比较。
一、忠义血性的将才观
曾国藩认为，当时清朝最应当担心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集团本身的物欲横流、人心陷溺。他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绿营之所以战斗力低下，“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王定安《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卷一）之故。绿营内部一片衙门作风，导致“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皇朝经济文编》卷七十三），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有战斗力可言。因此，要应对来自太平军的冲击，当务之急是要发现并聚集一批有真才实学，能够为国家尽忠职守的优秀将领。
曾国藩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就是说将领素质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所以曾国藩眼中的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文经武纬之才”，又说带兵之人“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这样的素质呢？曾国藩将其归结到“忠义血性”四字上。他说“大抵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建立湘军首重选拔具有“忠义血性”的人为将。他反复说，“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将之”，又说：“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韬钤秘者”。那么何谓忠义？曾国藩的解释是“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初七日），而且“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其最高境界是“能剖心肝以奉至尊”，不藏丝毫的“巧伪”。何谓血性？即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种淳朴的冲动。利用血性来为忠义服务，能够克服绿营的劣习，保持所建新军的活动与朝气。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带兵之人或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是以“忠义血性”为根本标准的。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最终战胜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以“忠义血性”这个为将原则选择出来的湘军将领，可以“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尽管曾国藩“忠义血性”有特定的内涵，但它确实揭示出一个命题，就是道义感、责任感、使命感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力量。这种道义、责任、使命，既是一种指向，也是一种动力，一种刚健而持久的动力。蔡锷评价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将才观说：“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
左宗棠同样高度重视将领的选拔，认为“胜负之分，全在将领，将勇则兵强，将怯则兵弱”，由此，他得出“用兵之道，选将为先”。从左宗棠一生的军事生涯来看，也处处体现出对人才、将领的重视。他总结向荣统率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向荣“忌克而不爱惜人才”，而致人心不附。在清末，军队派系之争激烈，但左宗棠在统御军队时对各派系将领都能做到公平对待，发挥他们的长处。如随他到陕甘镇压回民起义的除湘军外，还有皖军（卓胜宝、郭宝昌）、蜀军（黄鼎、李辉武）、满洲旗军（金顺），各派将领都得到了重用。
二、“朴、德、勤、廉、明”的将领素质要求
在《曾胡治兵语录•将才篇》中，曾国藩提出了他的选将标准：“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兵。”曾国藩后来又说：“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八）实际上，曾国藩对于将领的素质要求远不止于此。在不同时期，其对选将标准又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和扩充，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朴。朴，即返璞归真。中国传统兵学重谋尚智尚巧，这是独特的一面，但亦有其流弊，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却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所以，曾国藩才会说：“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俘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曾国藩这里所言不仅是对文人论兵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传统兵学的重机巧而轻朴拙的一种批判。他断言：“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所以“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曾国藩一反中国重谋尚智的兵学传统，而以朴拙作为建军和治军的根本，提出“军事是极质之事”。与孙子“兵者，诡道也”的认识相比，曾国藩对军事本质的认识，更能贴近近代战争的实际，特别是在建军和治军上尤其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提出治军“务求蹈实”，要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在选将上，曾国藩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本。”“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在谈到才略与朴质之间的关系时，他说：“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难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
左宗棠也认为：“兵事以质实为主。”“军事尚质实，忌虚浮。”“天下事那一件不是朴实做成，那一件不是机巧弄坏。”“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他要求将领不要沾染上浮夸虚饰之气虚，不搞花架子，不投机取巧。所以，他在组建楚军时，特别强调将弁选拔“专取朴实”。
第二，德。曾国藩选将、用人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落在行动上，践履到实处。曾国藩论述德与才的关系说：“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在他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他说：“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人的才智不是天生的，只要具备了至德、忠心，才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得来的。因此，有才无德者不足取，必须先取有德者。同时，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言”的人。
左宗棠在用人上也特别重视“德”。他认为：“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也；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对于心术不正而有才之人，左宗棠则认为：“亦只是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事实何益。”因此，选将应当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他说：“知人不易，大约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大界画。出乎此者，虽才不足用也。”也即德为首，才是其次。在用将上，左宗棠同样强调德，认为对将领不须求全责备，但道德上应当过硬：“用人之方自古难责以备，而行阵之选求全更难。其人但使勇于赴敌，而骄恣不生，廉于殖财而军民不困，则制贼有其本而已，乱可止，未乱者不至乱也。至于方略之优长，相宜之允协，则求诸古昔名将盖亦难为之。”
第三，勤。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在他看来，“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只有抱定“勤”的宗旨，才能练出习苦耐劳的精神。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所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曾国藩要求统领、营官以勤劳自励，平时从小处下手，严加督促。每天要亲自点名、看操、查哨，养成早起和耐劳的习惯。这些日夜常课均体现出一个“勤”字。通过这些脚踏实地、“克勤小物”的训练原则，达到使弁兵“联络一气”，同时亦能加强将弁的威严，有利于上下之间的节制，到临阵之际，才能收到指挥自如之效。所以曾国藩说：“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二）蔡锷对曾国藩所说的“勤”评价很高，认为是“治军之第一要义”，驭军的“不二法门”。
第四，廉、明。对于“廉”字，曾国藩也认识得颇为深刻，他对廉洁与服众之间的关系讲得十分透彻。他反复对手下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所以要做到这些，将领“必先尚廉介”，而欲求廉介，则“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服”。曾国藩所说的“明”，既指高明，也指精明：“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我见其细，曰精明。”又说：“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省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二）所以他对带勇之人“不苛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终不能行一步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
左宗棠用人则把“廉干”作为标尺。廉即言人之德，“干”即言人之才，然而德才兼备之人少之又少，二者兼一便已难得。“廉仅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左宗棠认为，“廉不言贪，勤不言劳”，最能得将士之心。同时左宗棠也认为，军人具备勇德是难能可贵的，“窃谓人才之难得不在谋而在勇”。然而勇有为公为私之分，他赞成为国之勇而反对私斗之勇，认为只有为公之勇才合乎道德。否则只是小人之勇：“君子以义为上，小人有勇而无义。”要做到勇于为公，勇而有德，军人就应有强烈的忠君信念，离了忠，勇也即离了公，也即成为“非所谓勇”了。
三、广收慎用的人才使用原则
曾国藩认为，人才要广收而慎用。他说：“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在人才使用时又特别注意慎用，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之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曾文正公全集•嘉言录》）。广而不慎，则必有滥竽充数、位置不当的弊病出现；慎而不广，则又渐有乏才之患。总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曾国藩所说的慎用，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器使，量才为用。然后经过勤教和严绳，自然陶冶而成。
左宗棠对人才的选拔与使用，概括为“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左宗棠“信人颇笃”表现在对人才不求全责备，能量才器使，敢于容人。他强调在“人才极乏之时，再不宽以录之，则凡需激励而后成，需磨炼而后出者，举遭屈抑矣”。左宗棠注重用将之长，他认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所以，善于用人就是要用人所长，发挥人才的实际效能，“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使用。左宗棠把使用人才比作配中药：“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因此，左宗棠能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对各类人才，兼容并蓄，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各献其功。
对于曾国藩的“尝叹人才难得”，左宗棠则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加以驳斥。他认为对将才的选拔眼光不能高，不能太过于求全责备，总将眼光放在“颇、牧、起、翦”，那结果只能是将可用的人才弃之不用，而又“尝叹人才难得”。可以看出，在发现和选拔人才的这一点上，左宗棠的视野更加开阔，更为宽容和大度。他认为：“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九人者必无异词矣。”又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概括而言，即选将不是选完人，但求有一点过人之处，就要加以大胆任用。不能因为自身的毛病，就弃之不用。
在对王錱的使用上，可看出两人在用人上的差异。湘军大将王錱“善以少击众，专己自喜，故实初起，所至龃龉”。曾国藩认为王錱“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因此，在湘军出省作战后，拒带王錱同行。而左宗棠却甚奇之，认为王錱“用兵如神，非独江、塔、罗、刘所不及，即求之古名将中亦少概见”，因此对王錱极尽笼络，语言亦皆极恭敬、真切，“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王壮武公遗集•与左季高先生书》），这在自视极高、常常目中无人的左宗棠是少见的。对于王錱骄傲自大的毛病，左宗棠则多次温言规劝：“审事之精，赴机之勇，皆非近时所有。屡胜之后，气必渐骄，视事亦必渐易。兵事属阴，当以收敛闭塞为义，战阵尚勇，当以磅礡郁积为义。知柔知刚，知微知彰，则皆乾之惕若之心为之。愿璞山幸念鄙言。”对于左宗棠的规劝，王錱则以“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王壮武公遗集•与左季高先生书》）作为回应。王錱感于左宗棠的知遇，而乐为其用。实际上，后来左宗棠离开湖南幕府，襄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时，独立一军，其主要班底就是王錱病殁后由王开化统带的老湘营。总之，左宗棠有眼力识才、重才，敢于容才、用才，因此在左宗棠的部属中，有像刘锦棠、张曜、王德榜等这样的虎将，也有如刘典、周开锡等这样的良佐，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