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而言，既熟悉而又亲切。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早期毛泽东相当推崇曾国藩，且在他的军事思想、学术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方法上，的确是汲取了不少曾国藩的经验和思想。

　　一、曾国藩是早期毛泽东所推崇的人物之一，影响和激励着毛泽东的成长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崇拜，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两个当时重要人物的引导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在湖南省会长沙求学期间，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蔚然成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梁启超眼中的曾国藩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物，他号召国民以曾国藩为楷模开发“新民”运动，他在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主讲时，强调用曾国藩的思想言行来教育学生。毛泽东在少年时就崇拜梁启超，他能大段地背诵梁的文章，为了表示对梁的敬仰，依着梁启超的字“任公”，毛泽东给自己取名“子任”；毛泽东后来创办的新民学会，也是受梁启超“新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曾国藩思想影响毛泽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中介人物就是他的师范老师，也即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杨昌济对曾国藩的著述作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梁启超一样，他也大张旗鼓地倡导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做到艰苦朴素和扎实就学。杨昌济不仅自己学习和仿效曾国藩，而且还用曾国藩来教育和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慧眼识英才的杨昌济对“资质俊秀”的毛泽东寄予厚望，期盼毛泽东日后也能成为像曾国藩那样经文纬武、安邦治国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受梁启超和杨昌济影响，毛泽东对曾国藩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在对其成功事业深切敬服的同时，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关曾国藩的记录特别多。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共能有如彼之完满乎？”这句话，也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在早期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是批判地继承的，即“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待曾国藩，在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上，毛泽东彻底抛弃了曾国藩。正因为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对曾国藩的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所以在后来接受了更加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后，就如虎添翼，威力无比，使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惊人才华，再加上长期的实践探索，使其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

　　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汲取了曾国藩的治军理念的成分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开始全面领导军事斗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从博取众长到集其精萃。基于早期对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的敬仰，他在多个方面加以吸收和借鉴，并在实践中扬长避短。这种吸收和借鉴，曾经受到中共党内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其实，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谓正统的“现代的战术”“现代战略”，才是并不符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并不合用的理论。而曾国藩在军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多经验，相对于当时落后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而言，恰恰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并且也是十分实用的。

　　曾国藩治军十分重视“禁骚扰以安民”，将此列于《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1858年，他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要求部队重视军民关系，在讲究辞藻的晚清时期，这首《爱民歌》采用白话文，浅显易懂，入情入理，非常容易被当时湘军的主体——大多是农民所接受。《爱民歌》中说：“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后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就及时提出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并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完善，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湘军兴起的时代，正是中国自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时代，处在历史巨变的格局下，曾国藩对先进武器的威力是敬畏的和清醒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驱和重要推动者之一。但他仍然认为人与武器诸因素中，人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道，在人而不在兵”“炸炮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在人而不在器”；在人的问题上，他又高度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是注意将领的军事谋略与士兵的勇敢斗志。毛泽东受此影响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通过科学的分析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指出了持久战的方向。

　　此外，曾国藩从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当时战事的战术原则。如以主代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这些军事理论素养和军事实践经验都极富特色，对此，毛泽东同志联系当时的具体实际，批判地继承，灵活地运用，丰富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三、重视学术理论研究，并将之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

　　毛泽东最佩服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讲堂录》把曾国藩称为“传教而兼力、事之人”，这就是一种合内圣与外王于一体的境界。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也有一番评价，他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写道：“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弹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这段赞语就不只是把它看作学习古文的范本，而且尊奉为通晓国学之津梁了。一部曾国藩全集，堪称成功学百科全书。细读他留下来的文字，浸润着他自己对人生、事业的深刻领悟。其中没有空洞无物的大话，句句朴实无华，耐人寻味。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浸透着人生哲理的箴言，既是他阅历了人情险恶的官场、风云莫测的战场后得出来的，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精辟总结。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不务空谈少有空想的做事的人，而且是厚积薄发能沉下心气做事的人，理想和务实因实践而妥帖融合。“既做事，又治学”是自毛泽东投身革命即非常重视的重要工作。在早期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论名气不如陈独秀，理论修养不及瞿秋白，又没有在苏联学习的背景，也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却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最终走上领袖的地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是与他自己既能扑下身子做事，又能拿起笔杆子著书的能力有关。他总是能结合革命发展的形势需要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拿出解决的办法。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年）中开篇即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常会遇到纷繁复杂的问题，他在迎接挑战的同时，也特别注意从理论上来剖析问题的实质，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前瞻性和系统的逻辑分析能力。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了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基本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形态。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重要中继者，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所具备的最高领袖的全面素质和最杰出的才能也不是天生的或主观自封的，而是他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由于他虚心学习，由于他敢于并善于向反面人物学习，由于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习，他虽然没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更系统的教育，但他同样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全部的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不想一生碌碌无为的人，必须勤奋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是批判地继承，即“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待曾国藩，在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上，毛泽东最终彻底抛弃了曾国藩；曾国藩是要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立场出发，扑灭太平天国运动，而毛泽东则要领导并通过农民革命战争来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等内容，毛泽东则大量地学习、借鉴、利用，并在实践中发展。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因此，正确客观地看待曾国藩对早期毛泽东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