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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创作论
作者:李钧
【摘要】爱国主义是传承千百年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得到了传承与发扬,陈天华可谓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开山者。《陈天华集》主要收录了政论文、说唱弹词和政治小说三类文体,整体风格沉郁雄宕,格调悲壮刚烈,布局奇警新颖。陈天华著述以旧形式容纳新思想,将爱国救亡主题与种族革命、新民立人思想有机融会于文本,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和入主出奴心理的批判,促生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陈天华的著作集思想性、抒情性与现实性于一体,可谓警世黄钟、觉民木铎、醒狮初吼。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空前高涨,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思想旗帜;“民族国家想象”作为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现代性焦虑,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语境。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而陈天华(1875—1905)可谓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开山者。

  陈天华死难时刚过而立之年,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家、文学家和活动家。自1903年春官费留学东京弘文书院起,陈天华就投身爱国运动,“日作书报以警世”,写出《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警世钟》更是在正式印刷前就被翻刻数十版。陈天华还在1903—1904年间参与组织华兴会、策动江西军队起义、与黄兴密谋长沙起义;1905年协助孙中山发起中国同盟会,此后在同盟会书记部工作,任会章起草员,同盟会著名文告《革命方略》即出于陈天华之手。此外,陈天华还担任同盟会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后称《民报》)编辑,发表《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作品。1905年12月7日,为抗议日本《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更为了抗议《朝日新闻》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陈天华连夜手书《绝命辞》,第二天蹈海自杀。

  陈天华的著述被后人辑为《陈天华集》。除《述志》、《致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和《致湖南留学生书》3篇为语录或短简之外,其它著述共17篇(部)约16万字,主要包括政论文、说唱弹词、政治小说三类文体,整体风格沉郁雄宕,格调悲壮刚烈,布局奇警新颖。陈天华著述以旧形式容纳新思想,将爱国救亡主题与种族革命、新民立人思想有机融会于文本,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和入主出奴心理的批判,促生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陈天华著述集思想性、抒情性与现实性于一体,可谓警世黄钟、觉民木铎、醒狮初吼。

  一、警世黄钟:陈天华的政论文

  陈天华的政论文篇篇皆为指点江山、评说时事的雄文,颇得中国传统文章学三昧。比如《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虽然仅是一篇宣言,却观点奇警,振聋发聩,起承转合,深具法度。文章开篇点题:“中国之亡,亡于学生。”出奇制胜,高起低落,让人想起谢榛《四溟诗话》所谓:“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承论”部分论述中国学生素质之低,仅把求学当作晋身之阶梯,毕业后甘为官场之傀儡,因而其“学生证书,仅奴隶证书也”。此部分纵深论证,合并归谬,有理有据。“转论”部分指出:中国学生的实力已初步显现,只需更好地组织与引导。此部分条分缕析,对举立论,情理交融。文章结尾则“下一转语曰:中国之兴,兴于学生”,与开篇形成对应,并以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为例,畅谈学生在推进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此部分转论新旨,横陈己见,高屋建瓴,又让人想起谢榛所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由此文可知,陈天华深谙中国文章学肯綮。

  更重要的是,《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等文章提出了一个极富启蒙意味的话题:学生(知识分子)干政。《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将学生置于国家“主人”地位,认为学生的觉醒是中国内政重振、外交崛起与民众觉醒的关键。《复湖南同学诸君书》对清政府压制留学生抗俄行动极为愤慨,表达了“若真有死之一日,则弟之万幸也”的誓死报国决心;此信还将康梁维新派称为“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显示出作者走向革命决绝之志。——其实,陈天华“一度同梁启超等发生联系,并在其怂恿下,于一九○五年一月,发行《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归国,向北京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他正准备北上陈情之际,因黄兴和宋教仁坚决反对,并多次进行劝说与辩论,陈天华才终于取消了原来的打算。此后他进一步坚定了反清的革命立场。”这不仅透露出陈天华从维新走向革命的历程,也可发现其政治小说《狮子吼》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内在原因。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论述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此文举重若轻,运用纵横对比手法,将是与非、优与劣“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文章从横向上将国际惯例与国内报刊进行了对比。按国际公例,公共舆论、新闻报刊代表民意,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起着监督政府的作用,故拿破仑说:“有一反对报馆,其势力之可畏,比四千毛瑟枪尤甚焉。”而“湖南官报”却只会“献其狐媚、忍其狼心、为虎作伥、视民如寇”,如此情形真是“太阿倒执,杀尽国民之权利,死尽国民之生气,使中国国亡,万劫不能复者,皆此报之罪也。”其次,从纵向上将湖南《湘报》与《官报》进行对比。陈天华赞美由熊希龄主办、由唐才常和谭嗣同任主笔的《湘报》,称誉此报倡新学、谈民主、抨击时弊,堪称湖南狮子吼;而王莘田主办《官报》,却“软宽其膝盖,倾注其凉血,呕吐其秽杂陈腐之心肝,而昂然为主笔”,可谓斯文扫地。在纵横对比中,陈天华对“湖南官报”进行了辛辣讽刺。另外,陈天华深受“时务文体”的影响,与梁启超一样“笔锋常带情感”,有时甚至不惜将自己的态度直接暴露出来,比如他说:“吾他日无杀人之权利则已,若有杀人之权,不杀此种官报之奴才,誓不立于社会。”总的来看,《论湖南官报之腐败》显示出陈天华等革命家对公共舆论的关注,是现代中国最早系统论述报刊与社会变革、国民性改造关系的政论文之一。

  《敬告湖南人》号召湘人乃至全体国民抗击列强,宁愿“抵抗死”,勿做顺民任人宰割。他鼓吹革命牺牲精神,奉告国人“不要畏死”。他以历史事实为据加以论证:“元人不畏死,而始能以渺小之种族,奴隶我至大之汉种。我中国数千年来为外人所屠割如恒河沙,曾无一能报复之者,则何以故?以畏死故。……是故畏死者,中国灭亡一大原因也。诸君于此等关头尚未打破,则中国前途真无望也。”文章指出,今日中国之亡迥异于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不仅是亡国更是亡种,中国人将沦为奴隶、牛马、草芥,因而切不可“开门揖盗”,更不能“亡而甘之”。他提醒湖南诸君:“此际不为同种人排外族,他日必为异种人诛同族。”《敬告湖南人》突出地展示了陈天华政论文的特点:一是缜密的逻辑性,层层递进,条分缕析。二是强烈的鼓动性,棒喝交驰,打破执迷,以拒俄、爱国和救亡为主旨,号召人民奋起挽救国家危亡。三是炽烈的情感性,晓之以理,更动之以情。作者利用书信体的抒情特质,开篇即言:“呜呼!我湖南人岂非十八省中最有价值之人格耶!何以当此灭亡之风潮而无所动作也?吾思之,吾重思之而不能为诸君解也。”宋代诗人陆游《金错刀行》云:“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陈天华文章所要激发的正是这种爱国抗敌精神,《敬告湖南人》即典型地体现了陈天华政论文情理兼济的特质。

  政论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就是针对重大时事作出犀利评点。《绝命辞》是陈天华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是针对日本取缔留学生活动自由的诸规则而作。文章一方面劝告大家“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另一方面直陈自己对政治革命、利权回收、对日问题、宗教问题的看法,所谈所论都是重大时事,观点清晰、文笔冷峻,又饱含深情。《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针对中国缺乏民主权利和公民觉悟,简论国民的八权利、三义务、四条件。其中八权利为:政治参与权、租税承诺权、预算决算权、外交参议权、身命财产权、地方自治权、言论自由权、结会自由权;三义务为:纳税、当兵、借钱给国家;四条件为:要学问、要武力、要合群、要坚忍。这些要素可以说是中国实现民主政制的前提。《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则是一篇政治启蒙书,论述中国政体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革命史论》批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进化论眼光谈革命之必要,从三权分立、自由和民主学说的高度,比较中西革命之异同,以为:“始皇之政策首在剥夺人民言论、著述、集合三大自由”,中国自此再无民权可言。法国路易十四施行“朕即国家”的专制,人民则以“不自由,毋宁死”而奋起反抗。当下中国仍然施行封建专制,人民也当起而“革命”,因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民主、自由、人权、爱国等等,兹事体大,恰是政论文的鹄的标靶、命义所在。

  总之,陈天华政论文像解剖刀一样直指封建专制和国民劣根性,倡导爱国救亡和民权自由,剖疮去脓、刮骨疗毒,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吹响了政治启蒙的号角。

  二、觉民木铎:《猛回头》和《警世钟》

  如果说陈天华的政论文主要针对知识精英而作,具有警世钟的作用,那么其通俗弹词和白话演说则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可谓觉民的木铎。

  弹词《猛回头》创作于1903年夏。同年10月,湖南留日学生主办的《游学译编》月刊在第十一期刊登《再版〈猛回头〉广告》,称:“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醒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因增订删改(视原本约增加四分之一)再版。”既指出了作者“唤醒国民”的政治启蒙主旨,也透露出此书在当时的受追捧程度。《猛回头》以韵白相间、说唱结合的通俗文学样式,讲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评述中国历史,分析现实局势,批评保皇立宪,痛陈亡国之耻,列举印度、波兰、安南、犹太、非洲、南洋、澳洲等国的亡国灭种史实,以期唤起国人反满复汉的斗志。作者提出了“十要”、“四学”和“四莫学”:建设国家“要学”那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和意大利;做人做事“莫学”张弘范、洪承畴那样的卖国贼,莫学曾国藩为仇尽力,莫学叶公超弃甲丢枪……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想。《猛回头》回望汉民族历史,于民族兴衰、朝代更替之中剖示自我沉痼,饱含着历史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深情。例如最长的一节弹词唱段长达124句,其“历史叙事”具有强烈的现实影射性,因而做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的有机结合。

  自此后,我汉人,别无健将;

  任凭他,屠割我,如豕如羊。

  元靼子,比金贼,更加凶狠;

  先灭金,后灭宋,锋不可当。……

  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

  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

  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

  那清初,所杀的,何止千万;

  哪一个,不是我,自倒门墙!

  这段弹词不仅阐明了“种族主义”在推翻满清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而且直陈“以多敌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自相残伤”,以及好死不如赖活、苟且畏死的奴隶性,具有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浓厚意味。另外,《猛回头》前文也已指出:“汉人做满洲人的奴隶是做惯了的,自然安然无事,我们是奴隶的奴隶,各国是主人家的主人家,何等便当”——可以说,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总结出中国历史就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进而唤醒人们争取“人”的资格和“第三样时代”的到来。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国民性思想的源头。

  《猛回头》的唱词部分综合运用了律诗、弹词、戏曲、评书等传统文学手法,许多段落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易于传唱,比如开篇“黄帝肖象后题”一节是一篇押韵的诗文,分为“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和“哭一声我的同胞弟兄!”两段,铿锵有力,动人心魄,在追述祖先圣迹的过程中续接民族精神血脉。在形式上,“猛回头”一节中的弹词每一句都保持了整饬的句式和“三、三、四”的音节,如同进行曲的节奏或如行进的队列步伐,铿锵有力;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是一种白话叙事诗体,颇有史诗韵味,不仅有叙事而且有思想、有意象,因而具有文体学价值。陈天华之所以能熟练运用弹词等通俗文学形式,除了其政治启蒙意图和较高的艺术天赋外,也与他自幼喜欢长沙弹词、戏曲等民间艺术有关。

  陈天华1903年秋天完成的“最新新闻白话演说”《警世钟》是另一部重要作品。此时,中国面临瓜分豆剖之势,他写就这篇大痛哭、大感叹的文章,意在唤醒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演说”第一句就道出全篇主旨:洋人来了,“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此后层层推进,历数洋人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列举国人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十须知”和“十奉劝”的警世之语,而每一层意思都由三个叹词起兴,比如“苦呀!苦呀!苦呀!”“恨呀!恨呀!恨呀!”“真呀!真呀!真呀!”“痛呀!痛呀!痛呀!”“耻呀!耻呀!耻呀!”“杀呀!杀呀!杀呀!”“奋呀!奋呀!奋呀!”极为醒目提神,也标示出文章层次。

  陈天华知道,在通俗演说中,一个浅显的实例所包含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远远大于高蹈凌虚的空论说教。因而他罗列诸多史实来阐明题旨,比如在“耻呀!耻呀!耻呀!”一部分,除了举出“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之外,还举了一个“极讲公理”的美国人对待中国人的例子,来激发国民的知耻之心:“有一个姓孙的留学生,和美国一个学生相好。一日美国学生对孙某说道:‘我和你虽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孙某惊问道:‘这话怎讲?’美国学生道:‘你们汉人是满洲的奴隶,满洲又是我们的奴隶,倘是我国的人知道我和做两层奴隶的人结交,我国的人一定不以人齿我了。’孙某听了这话,遂活活气死……”这样的演说与举例,自然会引发同仇敌忾的义勇,达到知耻而后勇的激励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陈天华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将救亡爱国与盲目排外有意识地作了区分,如“十须知”第七至九条指出:“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这些言论已颇具辩证性和现代性,这些苦口婆心、焦唇干舌的奉劝,透露出作者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热情衷肠,由此可知,陈天华已将国家复兴、种族革命与新民立人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对中国政治、文化以及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醒狮初吼:小说《狮子吼》

  谭人凤是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他称赞“陈天华小说动众。”这主要是指陈天华的《狮子吼》。后世读者见到这个题目,往往想起拿破仑1817年会见英国出使中国使团团长阿美士德时说过的话:“中国是一头沉睡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但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都会为之震动。”那么我们不妨说,陈天华的《狮子吼》就是20世纪初叶的中国所发出的第一声狮吼。

  《狮子吼》是陈天华惟一的小说,也是一部未完成稿。陈天华蹈海自杀后,其好友宋教仁于1906年1月22日至东新译社查询陈天华遗文时,得到了《狮子吼》原稿。宋教仁日记载:“……至东新译社访曾抟九,询陈星台遗文存者有几,遂得其《狮子吼》小说及所译《孙逸仙传》,余皆欲为之续竟其功者,遂持回。抟九欲再刻其《绝命书》,乃偕抟九至秀光社,嘱该社用《民报》中该书之纸型印刷焉。”《狮子吼》遂在《民报》1906年第二、三、四、五、七、八、九号“小说”栏内分七期载完。

  《狮子吼》原有一个精密的艺术构思和详细的写作计划,这可从《楔子》中看出端倪:陈天华计划全书约30万言,分为前后两部,前部“言光复的事”,后部为理想之言——这显然是一部宏大的长篇小说规模。可惜,陈天华仅完成了前八回,都是关于革命现实的书写。由此可以推想,陈天华当时可能并不急于发表此作,至少他想做一个中国革命历史的纪录者,待革命成功后再发表此小说。但即使仅此八回,依然内容异常丰富,情节曲折动人。

  小说“楔子”部分夹着一个单折杂剧《黄帝魂》,由一个“新中国之少年”的说唱,展开浪漫幻想,以倒叙手法回首“当年”革命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勋绩,歌颂先驱们为中国独立自由和建立共和国所做出的牺牲……可以说这里有作者关于新中国的蓝图,表达了充沛的革命激情、对祖国未来的憧憬向往及其乐观的必胜信念。读者于此也不难看出,《狮子吼》的开篇结构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有着相似性,也留下了陈天华从早期维新思想最终走向革命的印迹。

  《狮子吼》最精彩之处是描述现实社会的部分,具有“自叙传”意味。从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自立军起义、苏报案,至作者亲身经历的拒俄运动、参加“华兴会”并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留学日本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乃至作者出身家世、求学历程与交谊关系,都能在小说中找出线索,可以说描写了广阔的时代背景。陈天华“杂取”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的种种事迹,并结合自身经历和生活体验,从而合成了“狄必攘”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严酷现实,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最为激进的反满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

  《狮子吼》第二回是全书阐扬种族主义思想的总纲,厘清“为什么革命”的问题。首先,重点描述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大段引录《扬州十日记》,追述清朝建国之初大肆残杀汉人的史实,同时表彰一批反清志士。其次,重点叙说清道光以来西洋列强的侵华暴行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尤其是那拉氏擅政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穷财尽,国势日危,中华民族遭受无尽灾难,人民蒙受奇耻大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狮子吼》第三、四、五回描写了作者心中的乌托邦“民权村”,勾画“建什么样的国”的蓝图问题。不仅书写了民权村的反清壮举,更描写孙念祖为代表的新一代在老师文明种教育下形成了国家思想、民权思想、反封建思想,其思想武器则是《民约论》和黄宗羲著作等。在第四回中,孙念祖提倡地方自治、狄必攘鼓动道德自律和尚武精神,隐然就是作者的“革命方略”。至第六回,写孙念祖、孙女钟等去美国、德国留学,而狄必攘则深入内地联络会党,以期展开民族主义革命,所揭示的是“如何革命”问题。狄必攘因为“平日听说上海是志士聚会之所”,因而先到上海,没想到大失所望,原来这里的所谓“志士”已与政府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被世人讥为鹦鹉志士,毫无反满爱国之志。他乘船去了会党如林、风气大开的汉口,结识了陆地龙、张威、饶雄、石开顽、周秀林、杨复清、王必成、陈祖胜等头领,各路头领召开秘密会议,公推狄必攘为总头领,成立“强中会”,立下十条新会规,宗旨为“富强中国”。会规明确指出:“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还确定了“严禁保皇字目,有犯之者,处以极刑”等规定,以及“设立学堂、报馆,或立演说会、体操所”等会员义务。随后,狄必攘又去四川联络康镜世、马世英等,与之达成共识:“要自强,必先排满,要排满自强,必先讲求新学,这是至断不移的道理。”两会遂联手共谋大计。此后,狄必攘带文明种回到汉口,计议开设工厂、办半日学堂、开时事新报馆、设体育会等事宜。

  小说第八回写至狄必攘突然接到东洋留学生来信戛然而止,《狮子吼》也因为陈天华的蹈海自杀而中断,留给读者巨大空白。但是从残存的八回中仍可看出:第一,《狮子吼》是晚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言书。它虽然受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在结构方面多有相似处,但思想却迥然不同,比如它明确反对保皇派,批判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抨击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滥杀无辜等,保持了人文主义的清醒立场,具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所难以企及的前瞻性、启蒙性。第二,《狮子吼》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政治小说。它一方面具有大开大阖的史诗结构和全方位纪实的构想,小说中的许多史实都真实可考;另一方面又塑造了狄必攘这一理想化的人物,具有流浪汉气质,经历也充满了浪漫化的巧合。这就使得小说具有历史和审美的双重价值。第三,《狮子吼》将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手法进行了创造性整合,比如继承了章回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故事中心”的结构与说教功能等手法,将通俗性贯穿始终,使贩夫走卒均可读懂。这种扎根于中国本土民间艺术的“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极有利于民众的接受。只不过小说“所载之道”已非传统封建思想,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相比较而言,五四新文学在语体上以“硬译”西方语法为标准,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不符,反而妨碍了新文学的传播。

  总之,在特定的时代,陈天华的文章著述和爱国行动起到了极大的现实鼓呼作用,因而被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因为“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了解,故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陈天华也表现出了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大汉族主义,比如因为反对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侵略而未将元、清版图内的疆土列为中国领土,又如多处称满、蒙、藏族为野蛮人等。这是时代留给作者的烙印,后世者不可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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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论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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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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