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郭嵩焘一生几经宦海沉浮，在经世之中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有较深入的了解，希望革除时弊、富民强国，这些思想反映在其诗歌中，使其诗歌表现出较强的实践性特征，本文主要从“规天下大计”、“讥切时政”、“伤时悯民”三个方面论述其诗歌的实践性。

　　一、规天下大计

　　郭嵩焘受湖湘文化影响，较为强调性理之说，表现为他对道德修养尤为重视，他说：“修身齐家治国是一件事。正己以端其本，此修身也。侧门以内整齐有法度，胥史奉职行文书而已，此齐家也。出身与民相见，此治国也。身苟修矣，齐家治国何有哉。”无论是修身、齐家、治理天下都是一件事，就是要力行，要实践，而非流于空谈。故郭嵩焘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用世之心，表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郭嵩焘人生之路同众多的封建士子一样——通过科举入仕。他十八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中举，但此后连续四次会试均落榜，直到而立之年才终于跨入仕途，走上了出仕为官的人生道路。诗人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信，试图实现强国之梦。其经世致用的济世思想在《为瞿子玖题其大父鲁青先生〈自济图〉》一诗中表现出来，诗中有：“天开地辟万化生，要自以身为圭臬。济身乃以济天下，圣贤自古无留诀。”表达自己对瞿岱先生满腹经纶不为世所用的惺惺相惜之情，而所发之旨皆在“济身乃以济天下”。郭嵩焘对逃避于山林逸致之士也提出了不满，其《王立〈望云思亲图〉》：“人生当作五湖游，安能终老荒山丘。”男儿志在四方，当是建功立业，而非安土守田，终老山林。近代中国时势衰微，正是用人之际，郭嵩焘作为湘军的“高参”，希望天下归心，自对终南归隐持有非议。

　　然当郭嵩焘在企图实现经世救国之梦时，却看尽官场种种黑暗和污浊。正直之士为国为民却屡遭打击、迫害，阿谀之人反到平步青云，所有的一切，诗人都深深置疑着，“达”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兼济天下苍生？残酷的现实与其重实行、办实事以济天下的思想南辕北辙，于是诗人的内心深处便有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归隐意识。有论者认为郭嵩焘“独特个性是其归隐内在的诱发因素”，并认为性格“耿直”、“对官场上应酬非常厌倦”是诗人归隐的内在因素，这无疑已经论及郭嵩焘归隐的根本原因。郭嵩焘诗歌中常透露出其性格特征：“平生耽静已成癖，径欲归山买泉石。”诗人喜静“成癖”，自然不乐官场的应酬，因此“对官场上应酬非常厌倦”也只能算是“耽静”性格外在的表现而已。其《淳溪〈拈花图〉》有“临水登山亦有因，此生宜与道流亲”，“宜与道流亲”也显示诗人不满现实而引起的归隐倾向。其《陈以岩〈饲鹤图〉》“借君道箓饱钻研，跨鹤排云出泥滓”，诗人以“钻研”“道箓”以“出泥滓”为喻，表现了他不同流于世的真性情与耿直性格。

　　当然，郭嵩焘所谓的归隐并非是简单的逃逸，也不是消极遁世，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其内心真实的情感仍然是济天下的抱负。其《画虎》：“书生不能徒手搏，拂衣归采南山薇。”“归采南山薇”是因诗人“不能徒手搏”虎，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心理。又如《纪事》诗：“吁嗟主圣臣须良，旱涝岂足忧尧汤。我甘废置归田里，谁能持此报天子？”诗人对自己“废置归田里”毫无怨言，对“报天子”却是郁积于心。郭嵩焘本身的行动也表明即使归隐也未忘济世，如在归隐期间掌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禁烟公社等等，皆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二、讥切时政

　　郭嵩焘适逢晚清社会矛盾凸显、民不聊生之时，整个国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曾激荡在心中的爱国情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使他深深地担忧国家的艰危时局。忧国忧民，忠君爱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其忧也深，其爱也笃。郭嵩焘《感怀三首》之三“无穷家国事，一倍涕淋浪”，便极生动地说明了问题，他的诗歌中往往针砭时弊，表达他对国事的深深担忧；另一方面，他又是以维护君主制度的立场，寻求富国强民之策。

　　1888年正月初一日因闻郑州黄河决口，郭嵩焘“耿耿数月”，遂赋一诗云：“郑州八月闻河决，历历忧危逼岁除。三百日还尧历转，四千年是禹功馀。江淮分合难为计，云物灾祥不用书。时事正艰身病在，漫天风雪守吾庐。”正月初一本是中国传统佳节，人人都处在欢庆之中，而郭嵩焘此时闻郑州黄河决口，心急如焚。这使他想到了上古时代治水的禹，然当他面对艰难时局时，却疾病缠身，只能在“漫天风雪”之中“守吾庐”。漫天的风雪衬托出郭嵩焘内心的忧虑，而他却无能为力，前后对比更显境界凄凉。

　　正因他对国家是如此得关切，故朝廷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心。他关心时事，也常把有关时事的感慨寓于诗中。1861年10月慈禧太后下诏杀肃顺等八位大臣，在郭嵩焘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曾为此作《感事辛酉十一月十一日作》：“茫茫祸福本无涯，夹陛躬桓自一家。已报汉廷诛贝瑗，终疑晋法坐张华。西陵羽卫真匆遽，东市衣冠谁叹嗟？怙乱持权同一尽，追思人事始萌芽。”已经归家的郭嵩焘虽然自己逃过一劫，但是肃顺的被杀，使国家痛失良臣栋梁，更加重了他对清王朝的忧虑。又如《喜闻官兵复武昌》：“腐儒荒徼宣威德，喜极翻成涕泗流。”诗人闻有关战场之捷报，喜极而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诗人笔下对时局深切关注之情并不逊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当然，郭嵩焘针砭时弊、讥切时政，都是基于他爱国思想之上的，而且往往与忠君思想融合在一起。他对清朝皇帝的忠心突出表现在他的四首《大行皇帝挽词》中，其二有“深谋无魏相，诈敌有王恢”，表达了对天津之役僧格林沁不听诗人劝阻而有今日的愤慨之情。其四有“吞声还引望，重整旧山河”，则既抒发了自己的对咸丰帝的深厚感情，也表达了自己对重整山河的急切之情，忠君与爱国之情尽显诗中。

　　三、伤时悯民

　　在忧国的同时，郭嵩焘在诗中表达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注。封建社会末期，上层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以及外国列强的侵略，使下层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诗人目睹此种凄惨景象，在诗中常抒发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之情。如其写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担忧，“终日雨不止，仆夫饥更啼。两年深苦旱，一雨复含凄。河广不可厉，夜深何处栖？茫茫遂春晚，犹及麦禾齐”（《雨》）。近代自然灾害较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人常常叹嗟不已。

　　郭嵩焘曾写组诗《丰乐镇书壁六首》，其自序说：“壁间诗六首，盖悼亡之作。未署牧庄，意其字也，姓氏里居不可详。西夷内犯，略其家，其妻投水以死。诗辞婉咽，恻恻动人。既读哀之，依韵以墨其后，庶来者之有知与。”其五有“谁续人间将尽命，尚迟天末未归人”，其六有“森严门限谁摧坏，流落家人几别离”，这些诗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及当时人民的悲惨景况，生产遭到大破坏，百姓家破人亡。郭嵩焘对这种萧瑟凄惨的景象的描绘，言词沉痛，表现了诗人的悲愤之情。

　　郭嵩焘另有《颜贞女诗》《柳贞女诗》《烈妇张徐氏诗》三首诗，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出郭嵩焘对女性的看法。其中，《烈妇张徐氏诗》更是把封建女性的那种节烈提高到了一种惨烈的程度。诗中有：“姑亡夫又病咯血，重剜臂肉悄相投。经年侍病痛彻髓，割臂在身痛无几。”诗句读来令人压抑，对烈妇行为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郭嵩焘对于现实生活中烈妇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从“规天下大计”、“讥切时政”、“伤时悯民”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郭嵩焘诗歌关注国家、关注时政、关注民生，表现出很强的用世心态，具有较强的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