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公使，也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当前，学界对郭嵩焘外交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郭嵩焘虽在经世致用影响下，继承了“师夷”的思想，但表现出的却是“尊夷”的态度，是“主和误国”的典型代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对郭嵩焘“理、势、情”外交思想的研究，认为其主张的和平爱国、审时度势、理性至上的外交策略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在当时是合理的。笔者认为，这些判断都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其外交实践既取得过成功，也不乏败笔。对研究者来说，最关键的事或许不是对郭嵩焘本人做一个明确的肯否、褒贬，而是要充分理解其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并探究其产生根源。毫无疑问，这种根源一定是多维度的。笔者在此要分析的是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个性根源。一个人的性格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即其处理外交事务的风格、特质与行为方式，本文称之为外交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郭嵩焘独具特色又充满矛盾的外交性格，则是他在外交上成败参半、毁誉交织的个性根源。
而谈到郭嵩焘的外交性格，必然离不开对他影响至深的湖湘文化。笔者曾与人合作，从地域文化的视角透视晚清湖湘人物的外交思想，概括出识势、循理、尚争这样极具湖湘特色的外交思想，但并没有触及晚清湘籍外交人物的外交性格问题，当前学界对于郭嵩焘外交性格同湖湘文化之间的联系也鲜有论述。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目前无相关论著问世。基于此一现状，笔者认为，郭嵩焘是晚清湖湘外交人物的杰出代表，将其外交性格与湖湘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可能是一条理解郭氏外交思想与实践复杂性、矛盾性的较佳路径。
一、个性与共性：郭嵩焘外交性格的湖湘文化基调
许多人都注意到，郭嵩焘在外交思想与性格上与其他湖湘人物有着不同的表现。如曾国藩，在遵循外敦和睦的同时，也讲求一个“争”字，显深邃理性。其子曾纪泽也善于据理力争，曾通过谈判手段从沙俄口中夺回伊犁。至于左宗棠，更是不顾年老体衰，扛着棺材誓取新疆，最后为中国保住了大片疆土。这种湖湘文化熏陶之下的外交特质，笔者曾在其他的文章里将其概括为“尚争精神”。与之相比，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却更多地体现出“和”的特征，从而与另一个晚清外交重臣李鸿章（非湘籍）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如仔细观之，郭氏的“和”又不同于李鸿章的“和议”，而是在识势基础上的谈判、交涉，关键又在于“理”，其内涵里又多少蕴含着一种“争”的精神。可以说，郭嵩焘是湖湘人物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这是因为其外交性格不但是湖湘文化孕育的结果，也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前者是共性，后者是个性，其外交性格是两者的杂合体。
1、个性经历对郭嵩焘外交性格的影响
郭嵩焘曾祖父名熊，“善居积，富甲一邑”。后来家道中落，“日趋虚乏”，但仍可“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并不愁温饱。但是，等郭嵩焘出生时，家境已经每况愈下。至“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甚至已经达到“田租无所出，先生（指郭嵩焘）家往往不能举餐”的窘境。到他14岁时，郭家已为饥寒所迫。至18岁时，郭嵩焘已经承担起家庭责任，为“衣食之计”而四处奔走。正是这种贫寒的家庭出身、曲折的生活经历，使郭嵩焘较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较多地见识了世事无奈。郭嵩焘外交思想中有重势的一面，强调客观形势的制约，与这种早期的艰难磨炼可能有很大关系。
尽管家道衰变，但有书香传统的郭嵩焘，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1831年，时年13岁的郭嵩焘问学于伯父，“自是通知时文之以法……略以知古今得失”。从那时起，郭嵩焘就明白读书观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的父辈虽皆为读书之人，但未曾谋得一官半职。父辈“以诗唱和，或一日数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诗以归，已而尽屏去，不自收拾”。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在郭嵩焘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郭嵩焘在岳麓书院求学时，侧重“精研词章”，以至后来，郭嵩焘还自嘲道，“少习辞章之学，洎壮，治经世，不能专”。他这种不囿于封建正统，求新、求变的思想，正是受到来自其父辈“不专”性格的影响，也使得他能够敞开胸怀，较同代人更多的接受和认可来自西方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另外，因缘际会也使得郭嵩焘较早就接触到洋务。1840年，22岁的郭嵩焘第二次进京赶考，但名落孙山。后经朋友介绍，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下。而此时的浙江，正处于鸦片战争的前线。正是从那时起，郭嵩焘就对洋务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这些因素，郭嵩焘在洋务、洋情的认识上，强调“物穷则变，变则通”，时刻保持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晚清时期对洋务、洋情认识较早，观念革新最快、也最彻底的洋务派。
自1838年首次进京赶考开始，郭嵩焘五次进京，终于以进士及第入值翰林。这种经历让他充分认识了试举之路的坎坷，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品格。郭氏自视甚高，以为凭借自己的本事，定能飞黄腾达。从1847年到1856年，郭嵩焘先是追随江忠源，后追随曾国藩，主要任务是镇压太平军，因积军功而做了翰林院编修，但随后的为官历程却处处碰壁。1856年到1860年间，郭嵩焘一度受咸丰帝赏识，与僧格林沁在天津办海防时却出现分歧。在山东整顿税收时，又遭僧格林沁暗箭中伤，便深感世态炎凉，决定归隐。1861年冬，郭嵩焘再度出山，授苏松粮道，后擢两淮盐运使，颇有政绩，并同李鸿章通过洋务走在了一起。之后，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至1866年罢官。在此期间，郭嵩焘先后与两任总督不合，并与左宗棠产生龃龉。八年后，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顽固派对此冷嘲热讽，使他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这种坎坷的为官经历，既有当时社会认识、官场潜规则在作怪，也有郭嵩焘本人性格上的原因。但反过来，郭嵩焘又以湖南人的倔强精神，在逆境中更加坚定了其刚毅不屈又桀骜不驯的性格，并使得他在外交事务上常有一些惊人之举，同时，又显得过于固执己见。
2、湖湘文化对郭嵩焘外交性格的影响
湖湘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在各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处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精神力，如民族性格、思维模式等，则对一个人的行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概括出来就是湖南人性格。有学者指出，所谓湖南人性格，是指自古以来的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即在湖南生活过的外地人）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并进而积淀凝固而成。经过不同时代的积淀，湖南人性格到了晚清时期已经趋于定型、成熟。在这种性格的影响下，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湘文人士子，借助镇压天平天国起义的契机，在晚清创造了湖湘文化的繁荣辉煌。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经邦济世。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强调的务实作风，也是儒家思想倡导的一种优良学风。在经世致用与湖湘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上，有学者评论道：“诚然经世致用传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近代以来，在经世致用传统的指导下，湖湘士子强调重视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而摒弃华而不实的虚仪。并且，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一群文人志士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湘籍精英群体则成为此次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走出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他们通过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改造自身生产力，为中国工业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而郭嵩焘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强调实事求是，不拘泥传统，勇于接受、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特别要指出的是，郭嵩焘最早地将西方“实学”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教至上”、“工商富民”思想联系起来，为“中国如何致富强找出了一条途径”。可以说，郭嵩焘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的层面上升到了对“道”的追求，从而对先前的“中体西用”学说进行了修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郭有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尚争精神是湘籍外交人物的整体性特征。不管是曾氏父子、郭嵩焘，还是左宗棠，他们的外交性格当中都有着的共同点，就是尚争精神。所谓尚争，通俗地讲，就是在核心利益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曾国藩的外交哲学可用四个字概括，即“争、诚、信、和”，首先强调一个“争”字，据理力争是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左宗棠“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这种性格深处的“霸蛮”气质，使他坚决反对来自李鸿章的“弃塞防、保海防”政策，并力主以军事手段解决新疆问题。曾纪泽交涉伊犁，不卑不亢、“虎口夺食”，为晚清政府赢得了弱国外交的胜利。在中法问题上，他也表现出“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的决心。与此不同的是，郭嵩焘则从另一面展示了湖湘的尚争、“霸蛮”精神。出使一事，虽面对世人的指责、嘲笑、谩骂，他没有患得患失，毅然选择接受清政府的任命，担任驻英公使。正如他自己所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这就是湖南人的“霸蛮”性格，或者说倔强精神，即不惧逆境，不屈不挠，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来，郭嵩焘虽被众人诋毁，黯然回国，但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就是这一精神的鲜明体现。
以上分别从个性和共性两个层次阐述了郭嵩焘外交性格的根源。从个性上看，曲折的家庭生活，坎坷的为官经历，造就了郭嵩焘刚毅、坚韧的性格。而作为一个家道中落的富贵人家，其父辈虽都是读书人，但他们向往山林、崇尚自由，无心做官，这种迥异的环境为郭营造了一个在物质生活上存在挑战，但在精神世界里相对充实的境地。从共性上看，湖湘经世致用传统、尚争精神又赋予郭嵩焘极为突出的湖湘文化属性，使其性格体现出任气、霸蛮的显著湖南人特质。正是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构成了郭嵩焘外交性格的基调，塑造了其外交性格的特质。
二、放弃与坚持：郭嵩焘外交性格的湖湘文化特质
最能反映郭嵩焘外交性格特质的，是其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所陈的郭的十罪状，其主要内容有：（1）折奏列衔副使上不加“钦差”字样，为蔑视谕旨；（2）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3）擅议国旗，谓黄色不当；（4）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5）以中国况印度；（6）效洋人尚右；（7）无故与威妥玛争辩；（8）违悖程朱；（9）怨谤；（10）令妇女学洋语、听戏，迎合洋人，坏乱风俗。现在看来，其中多数“罪状”，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它们不仅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与开明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且真正表现出郭嵩焘在中西文明交汇过程中的桥梁式作用，并体现其鲜明的外交性格。而这种性格特质，是建立在对湖湘文化的扬弃的基础之上的。
1、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扬弃
这种扬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湖湘文化闭塞保守的批判。近代以前的湖南曾经是一片“四塞之地”，这种地理环境对湖南人性格的影响是复杂的。粟戡时说：“湘人性素好动，尤饶侠气，平时毫无异人之处，一遇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这种性格在乱世，则是一种英雄气概，但是一遇和平环境，便易滋生保守之风。同治时起，洋务运动开始兴。但时至光绪二年，“十八省与洋人交涉略少者，独湖南与山西耳”。所以，在当时郭嵩焘所面临的攻击、指责中以湖南最为激烈。郭嵩焘对此并非不知，但仍在驻外期间学习西方外交礼仪，参观西式学校，并积极融入西式外交生活，以实际行动回击这种落后、保守的观念。当然，要寄希望于郭氏等少数开明分子改变这种保守风气是不可能的，郭在批判之后事实上也无可奈何，只能“稍检奏议，书说详论洋务机宜数通，刊而存之，为夫乡里士大夫妖据以为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质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广其益，亦不敢望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
第二，对湖湘文化轻视工商的纠正。近代湖湘文化存在着政治上极热、经济上极冷的两极化倾向，突出表现在对近代工商业的忽视。在发端于1874年关于晚清工商业的争论中，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坚决反对洋务派丁日昌提出的“造耕织机器厂”的设想。他认为，“造耕织机器厂”的实施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破坏，会导致“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的不利结果。这一言论不仅是王文韶的看法，同样也代表了湖南地方保守势力的共识。西洋通商已过三十余年，而湖湘文化重农抑商思想仍根深蒂固。而郭嵩焘大力推崇商贾的作用，他在有关政策建议奏折中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急通官商之情”。他认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通过对西方经验的强调，郭嵩焘明确指出中国应该改变“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学习西方的商业富国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盖泰西富强之业，非中国所能骤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义而引其端。”
第三，对湖湘经世致用传统的审视。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旗帜，它发端于汉唐，在屈原、贾谊等经世先行者的努力下，在宋代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时至明清，湖湘仁人志士秉承对经世的追求，更是创造了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辉煌。晚清以来，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将此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也暴露出急功近利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郭嵩焘在洋务、洋情的认识上，继承了务实一面，却不急功近利。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即在重视对西方科技的学习的基础上，尤其看重对西方“政教”的学习，以及两者的“相辅益强”。可以肯定的是，郭嵩焘对“本末之序”的认识，已经站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第四，对湖湘霸蛮性格的补充。“霸蛮”性格，突出了湖湘的倔强精神，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则显得过于执拗，如果用于外交上，更是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纷争。郭嵩焘仕途波折，大概也与此有关。但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郭嵩焘较好地意识到了这一性格的缺陷，并以循理作为有益的矫正。他援引古代中国抵御外族入侵所倡导的“信和义”，提出：“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郭嵩焘对信、义以及理的追求，也为其日后形成重交涉谈判、轻暴力冲突的外交性格奠定了基础。
2、郭嵩焘外交性格的特质
作为学者、官员、外交家的集合体，郭嵩焘的外交性格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与曾国藩相比，他缺少那种理性深邃，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与左宗棠相比，他缺少那种霸气，又略显雅致。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他讲求谋略，反对一味蛮干。并且，郭嵩焘从战略上“审之以天下之大势”，从而较之别人“于夷事本末直看得清楚”。郭嵩焘并不反对争，但认为争与不争都应取决于势，应顺势进取、借势而为，反对昧势而行。但是，如果过于重势，又容易在实践中倾向妥协而昧于尚争。概括起来，郭嵩焘外交性格特质有两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其性格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执着尚争，另一方面推崇识势、顺势；二是确实有极端化倾向，如执着有时流于意气之争。执着、尚争是湖湘人物的共性特征，而识势则是其他湖湘人物所较少有的成分，却是郭嵩焘外交思想与性格的显著特点。
郭嵩焘所强调的识势，首先就是要充分认识国际环境，审视中西力量的巨大差距。正如郭嵩焘所云：“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而“知天下之势者，可与审几矣。知天下之几者，乃以销天下之险阻，而势之轻重，斟酌焉而得其平。”郭嵩焘一语道出了知洋务、懂洋情的重要性。如能在了解国际环境、认识中西力量对比基础上展开对外交往，才是符合对势的认识。故而知洋情、懂洋务遂成为其识势精神得以体现的关键。晚清时期的中国，在被迫“对外开放”后，非常惧怕与洋人接触、交往。特别是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受到“夷狄兽心，不可理论”言论的影响，世人“恐洋”、“惧洋”思想盛行。正因为此，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历经几十年仍未有大的改变。对此，郭嵩焘认为，“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绵荆棘也”。想退回闭关锁国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当前西方势力已“交关互市，遍于中土”。面对此种现实情况，晚清政府“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只能通过疏通、引导，让世人正确认识洋人、了解洋情，从而达到他所认为的中西互通的状态。并且，经过比较，郭嵩焘看清了中外力量的对比：“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洋人之强，远过于前代……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他强烈反对晚清那些“自有洋务以来，士大夫高视阔论，以考求洋情为耻”的思想。他认为持此种思想的人，才是真正贻害国家之人。此外，他发现清朝政府与洋人“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于是，他冲破世俗的禁锢，第一个向咸丰帝建议，“中国不能钩致夷人，自可访求蒙古汉人之通夷语者”，并倡导专门设立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地方，这也就是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可以说，这是郭嵩焘在其对外交往中的一大贡献，同时并将郭嵩焘与主和投降派划清了界限。
需要强调的是，识势绝非湖湘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事实与湖湘文化中另一种气质有关，那就是“灵泛”。“灵泛”一词来自于湖南方言，取头脑聪明、处事灵活、能迅速适应环境并随机应变之意。湖南人的灵泛不是无原则、无坚持的，它是对湖湘文化中“霸蛮”这种硬气质而作的软补充。可以说，郭嵩焘识势外交性格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灵泛”。正是因为“灵泛”气质的存在，郭嵩焘才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首先，“灵泛”的气质使郭嵩焘具备了一个职业外交官的预见性。早在郭嵩焘为僧格林沁帮办军务时期，针对大沽战役，他就评价道：如果“初置拦江沙外，如何晓谕？以后如何处置？不幸而战而败，如何收束？幸而胜，如何为持久之计”？战后，他又无不担心地说道：“天津之役，人皆分美及鄙人，而独引以为忧。”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正好印证了郭嵩焘的担忧。同样，“灵泛”气质还赋予了郭嵩焘很高的悟性。他能很快地适应外交官的角色就是印证。从郭嵩焘一行登上英国土地的那时起，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地进入了世界政治、外交舞台。当时，对于外交的认识，晚清政府还停留在“朝贡”、“理藩”等落后的观念上，这都还是受到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为此还发生过与国外使节的礼仪冲突。而对于首次担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来说，驻外工作毫无先例可循，面对陌生的外交规则，亦只能处处留心，悉心学习。正是郭嵩焘以一种湖湘人物的灵泛气质，迅速进入角色并能妥当加以应对。例如，在面临拜见英女王这一对中国使节无先例的问题时，郭嵩焘以三鞠躬向英女王行礼，不仅很好地维护了晚清政府的对外形象，而且符合国际外交惯例，同时也体现出郭嵩焘作为一名外交官的成熟气质，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好评。
要想全面认识郭嵩焘识势的外交性格，还需了解其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讲理。对郭嵩焘来说，无论是执着尚争，还是识势而为，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可以说，循理是郭氏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核心特征。作为儒家理学思想的继承者，郭嵩焘认为，“理者，所以自处者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切要讲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致有悔。”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而讲理的第一要义就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礼”。引经《周礼》一书，郭嵩焘对当时的对外交往上的礼制不甚满意。历史上“春秋列国以礼相接”，但“秦汉以来，此礼日废，国祚之长久亦远不及三代。”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郭嵩焘进一步强调了“礼”在古代中国，以及在当时对外交往中的极端重要性。“礼”字当先，讲求的是外交中的信任、反对欺诈等行为。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对外事务中的是非曲直，“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这是其讲理的关键之所在。当然，这一切还都是以“势”为基础的，“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则别无可恃，尤恃以理折之。”如果无视中外悬殊的力量对比，“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的行为是极其不理智的。相反，应该以先前签订的条约为基础，采取谈判、交涉的手段，尽量不激化矛盾，不诉诸武力。在郭嵩焘看来，理就如同一件外交法宝，如“应付得其宜，可保数百千年无事”。但应指出的是，郭嵩焘在循理方面又有过头的地方，甚至看不到当时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一现实。他“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事实是否如此？也只有从郭氏外交的实践成败出发，才有可能对其外交性格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判断。
三、从性格到实践：郭嵩焘外交的案例分析
尽管郭嵩焘很早就以洋务闻名，但狭义地看，其外交实践是从他担任驻外公使时开始的。出使之前，郭嵩焘就提出：“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驻外期间，他以一名“初学者”的身份先后参观了英法近代化的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等设施，并系统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思想，更为全面地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强大。同时，在面对当时复杂、陌生的外交环境，他也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当然，这其中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喀什噶尔交涉
1864年，新疆爆发大规模反清武装起义，仅仅数月就推翻了晚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但是，起义军内部却出现了分裂，相互征伐，新疆陷入一片混乱，而清政府却无能为力。此时，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机侵入新疆，到1870年时，已占据了包括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在内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国家，实际上取得了新疆的控制权。同时，英俄等国试图通过支持阿古柏政权，来达到分裂新疆的目的。面对领土分裂的严重态势，晚清政府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最后，左宗棠在清廷支持下于1875年率领湘军子弟进军新疆。英国不愿看见清政府重新控制新疆，因此一边暗地里帮助阿古柏军队对抗清军，一边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与驻英公使郭嵩焘开始交涉。
1877年1月，当郭嵩焘刚抵达伦敦时，英国驻中国大使威妥玛同郭嵩焘就喀什噶尔问题进行交谈，企图从郭嵩焘身上打开缺口，让郭嵩焘奏请清政府退兵，以保存阿古柏政权。在新疆问题上，郭嵩焘与李鸿章的意见大致相同，都强调退让保和。在英国方面花言巧语的影响下，以及对清军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郭嵩焘对收复新疆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于是，他上书朝廷，表明接受英方调停的六大好处，他觉得进军新疆“运兵转饷，为累无穷”，而“威妥玛之代请，是机会之不可失者”，实际上其内心已经接受了英方的调停建议，并提出了四点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1）自认中国属藩；（2）所据南八城，应献还数城，以为归诚之地；（3）天山北路尚有未安静者，要之皆系回部，应同谕令息兵；（4）须英国耽（担）承以后不再滋事。”借郭嵩焘的四点建议，英国在喀什噶尔问题上，德尔贝提出了英方三条：“（1）阿古柏所据之国，可以全归管属，以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2）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3）两边议和后，永远和好，彼此相助，不相侵犯。”这实际上是将喀什噶尔从中国分裂出去。幸运的是，战局发展对中国有利。随着左宗棠在军事上的逐步胜利，郭嵩焘对调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是剿是抚，他主张“必应由督兵大臣左宗棠审度情形”。1877年底，清军成功收复喀什噶尔，英国的计划落空。
在此次与喀什噶尔交涉的过程中，虽然郭嵩焘也同英国政府进行了斗争，如拒绝会见阿古柏代表赛尔德，而且对英国制造的舆论欺骗也保持了一定的清醒认识。但总的来看，在此过程中，郭嵩焘却表现出了驻外公使不该有的软弱态度，是一次失败的交涉。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给了英国可乘之机。面对领土的丧失，郭嵩焘仍坚持调停，他的这种态度，还是来源于他识势的外交性格，在西北问题上强调“推求理势之归”。他认为，“俄罗斯踞有伊犁已历数年，恐未易言收复。而喀什噶尔、乌鲁木齐通及回八城，或僭立一国，或踞城与官军相持，事久则变益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郭嵩焘认为进军新疆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在战争开始后仍主调停。最后，郭嵩焘在喀什噶尔问题上虽未造成实质上的损失，但是其软弱的态度却遭到了后世的强烈批评。
2、设立新加坡领事
近现代外交制度的起源，始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开始实行常驻外交使领制度。使领制度中包含了驻外公使（大使），以及驻外领事。其中，领事制度在保护海外商民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的确立也是西方商业繁荣的标志。与之相比，中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在中国的发展极其艰难，而对海外商业贸易而言，中国政府更是不管不问，以致于“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派员经理，其势尤格而不入。”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受到条约的影响，华工开始大规模出国，这些华人的利益也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1875年，陈兰彬奏称：“查美国各邦华人约共十四万余计，金山一带已有六万，大半系佣力谋生，近因外来洋人及本处工人积不相能，事端百出，自须亟设领事以资保护。”而郭嵩焘在出使途中，也看到“中国流寓商民共计数十万人，……然商民间有压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深盼得一领事，与之维持”。
郭嵩焘通过对中国海外商民悲惨境况的了解，以及学习西方成熟经验后认识到，西方各国在重视发展商业的同时，也极为看重对商人权利的保护，“西洋各国以通商为治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领事制度。对此，郭嵩焘先后两次上书朝廷，表明涉外领事的重要作用，并奏请朝廷仿照西方，在新加坡等地设立领事。他认为领事之义有两端：“一来保护商民，二来弹压稽查。”清政府采纳了郭嵩焘的合理建议，但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极力阻扰。他们认为中国设立新加坡领事一事“当否常设，不能遽定”，仅允许中国政府在新加坡暂设领事。面对英国政府的无理取闹，郭嵩焘遂通过外交手段同英国展开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尊严。
此次设立新加坡领事得以成功，其中郭嵩焘同英国外交部门的交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郭嵩焘较之他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势”的把握，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首先，就是他对国际条例的重视。他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各国设立领事的情形，以及相应的国际惯例，这是其识势性格的前提；其次就是向英国外交部提出照会，据理力争。他提出，中国政府设立领事是按“各国公例”，为的是以“保护本国人民，调处争讼”。并且，“中国本无办过成案，现经遣派公使驻扎贵国，自应一切仿照公例办理。原定和约，中国无遣派领事明文，亦并无遣派公使驻扎明文。是此二条，应通准作一例，不宜歧视”。这充分展示了其循理的外交手段，并体现出一定的尚争精神。面对郭嵩焘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以及国际条约的明文规定，英国外交部也再无推托之辞，同意中国设立常驻新加坡领事。1878年3月，华商胡璇泽就任新加坡领事，标志着中国外交正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3、开创“夫人外交”
郭嵩焘出使英国，一个亮点就是如夫人梁氏也随郭嵩焘一同前往英国。而梁氏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走出国门、出使别国的中国女性。这一让封建卫道士“不可理喻”的举动是郭嵩焘对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挑战。
1878年5月29日，郭嵩焘拟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办茶会，邀请英国名流、贵族，以及各国驻英外交官员参加，以作为参加别国欢迎宴会的回礼。“茶会”是西方上层社会宴请宾客的重要礼俗，并且由女主人发出邀请和主持茶会。这在西方本是平常之事，却在清朝驻英使馆内产生了分歧。张德彝认为，“在西国若如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伤，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郭嵩焘也考虑到可能的国内舆论压力，但仍不顾张德彝的劝阻，执意要求按照西方模式举行此次茶会。6月19日，在清朝驻英使馆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茶会如期举办，由郭嵩焘夫妇共同主持。这在当时的英国也造成了相当强烈的影响。英《泰晤士报》据此报道：“昨晚中国郭公使与夫人在坡兰坊四十五号使署有一茶会，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共场合。”当然，与张德彝所预言的一样，当国内《申报》转载这条消息后，确实在朝野引起了轰动，成为郭嵩焘“崇洋媚外”的一大罪状。但是，通过此次茶会，郭嵩焘也开创了中国“夫人外交”的先河。
即便这样，郭嵩焘仍未“吸取教训”，避免麻烦。鉴于对女性地位的新认识，他一方面在自己积极学习外语的同时，也让梁夫人学习外语，并鼓励她走出房门参加社会活动。这完全脱离了对传统中国女性的认识。并且，在其即将卸任回国时，他仍坚持偕夫人梁氏觐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方面，为其夫人在国外所受委屈进行补偿。他认为，夫人随行几万里，“得与其君主相见，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而另一方面，郭嵩焘也是通过拜会英女王，对国内顽固派进行回击。
中国封建阶层对西方认识仍旧停留在“夷夏”之别上，对郭嵩焘此次出使是抱有期望和幻想的，即希望通过郭嵩焘将中国的儒家圣人之学传到西方，从而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但是，郭嵩焘却以实际行动对这种闭塞保守的思想进行了抨击。他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洗礼的同时，也在学习西式的生活方式。此次，郭嵩焘以夫人名义举行茶话会，是遵照典型的西式习惯，是识了世界大势，但背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小势，从而遭到了包括其副使刘锡鸿在内的封建士大夫的攻击。郭嵩焘的这些行为举止，一方面是受到来自西方崇尚文明、友善宣传言论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其自身性格使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性格，是湖湘文化尚争、霸蛮精神的体现，不计个人得失，这其中有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争议的地方。总的来说，其积极的因素还是多于消极的一面。在同顽固势力的艰难斗争中，也为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
从郭嵩焘担任公使期间的外交实践看，他以讲理为手段，在很多方面执着地维护着中国的利益。除成功设立新加坡领事以外，他还就江西盐船案、镇江趸船案、英船华工案，以及加拿大域多利华人免税事等同英国方面进行外交斗争。正是通过郭嵩焘的外交努力，海内外华人的权益多少得到了些保护，这是晚清外交的一大进步。但与此同时，由于对识势的过于强调，在一些问题上不免昧于斗争，甚至差点造成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而他力推的夫人外交，一方面有识势思想指导下的力争符合国际规范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有执着霸蛮的个人作风在里面，甚至有意气用事、与反对势力对着干的嫌疑。总的来说，这种矛盾交织、有时又不免流于极端的外交性格，成为郭嵩焘外交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当时乃至当前对其外交事业评价仍然毁誉参半的个性根源。
四、结语
在湖湘文化的浸润之下，郭嵩焘秉承刚毅的性格、坚韧的作风、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站在时代前沿，对晚清外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大胆探索，虽受千夫所指，仍屹立不倒，着实为晚清中国外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由于郭嵩焘过于执着外交性格，使得他在出使过程中与同僚龃龉丛生，饱受攻击，为此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指责，最终被迫过早地结束其驻外使命。另外，他以知洋情、懂洋务自居，但他对势的过分重视，对理的过分迷信，使其对必要的外交斗争丧失了信心，对西方侵略中国的图谋缺乏应有的警惕，导致在对外交往中有时过犹不及，未能有效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种外交性格的养成，当然离不开湖湘文化这一背景。郭氏在继承湖湘文化共性时，也突出和放大了湖湘文化存在的多面性，包括其中的优点和缺陷。所以，郭嵩焘虽不是湖湘外交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特殊类型。从外交性格的角度研究郭嵩焘外交，不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晚清外交实践的理解，也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探索湖湘文化本身中的外交思想资源，这对推动我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史研究，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