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内忧外患，始于咸丰四年（1854）的土客大械斗是当时广东主政者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彼时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泰半中国，广东政局受之影响颇巨。郭嵩焘出任署理广东巡抚时（1863-1866），土客械斗前后已持续10年。土客双方仇怨越积越深，斗祸频繁发生，虽经过几任督抚处置，但收效甚微。郭嵩焘赴任后，积极处置土客械斗事宜，本文通过探讨郭氏处理土客械斗的全过程，回到历史现场，揭示影响处理土客械斗效率的复杂缘由。
一、郭嵩焘抚粤与“客”民由来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与湘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其他湘军将领关系密切。当时，郭嵩焘颇负时名，懂洋务，能筹饷，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大刀阔斧地整顿盐税，成效卓著。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对其大加赞扬：“淮盐经筠仙（郭嵩焘——引者注）整饬，月销引数倍增，上下游厘饷顿旺。”
郭嵩焘能够担任广东署抚，一方面固然与其湘系背景有关，另一方面突出的筹饷能力也令其脱颖而出。广东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团练和各地兵勇数额暴增，军饷供应的数量大幅攀升。全国一些地方，如江、浙、皖、闽、赣、桂、贵、滇等对广东协饷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郭氏前任在办理筹饷事宜时，成效未如预期。湘系毛鸿宾任两广总督后，奏保郭嵩焘任广东巡抚，希望借重郭氏的筹饷能力和经世之才扭转不利局面。同治二年，郭氏被清廷任命为署理广东巡抚，正式抚粤视事。当然，作为封疆大吏，郭嵩焘所要面对的困难远不止筹饷一个，其他诸如政务、军务、洋务和吏治等等也是其重要职守。这当中，土客大械斗即是一件严峻的挑战，当时“肇庆土客之变，抄掠至十余县，杀气满野。”
土客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大略是因为外来的客民与本地的土著在物质利益上的强烈对立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扞格而引发的紧张，这种紧张由于未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而恶化为流血冲突、械斗。有学者指出：“在这场械斗中，双方的伤亡估计有五六十万，即每年四五万或每天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人左右。”关于此次土客械斗，广东不少地方文献都有记载。例如《赤溪县志》记载土客械斗曰：“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时间从咸丰四年起至同治六年（1867）止，持续了约14年。
上面提到的“土客”概念，简单来说，“土”指的是珠江三角洲的本地居民，“客”作为“土”的对称，自然是指从别处移居珠三角的新居民，即所谓“客家人”。自20世纪三十年代香港著名学者罗香林发表《客家研究导论》以来，客家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对“客家”概念的认识也渐趋准确。真正意义上的“客家”应该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北方南迁的大量汉人在迁入特定的地区后，以其经济、文化的优势，既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原住居民固有文化，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客家文化。客家民系形成于自唐宋之际至明清之交。但当时他们并不自称或他称“客家”，也没有“客家”这种身份认同。
“客家”称谓的出现是因为清初“迁海复界”政策实施后，原住于嘉应州地区的居民迁徙到珠三角地区如广州府、肇庆府和惠州府，因与当地居民在语言、风俗等方面的不同而逐渐形成一个异于本地居民的群体——“客”或“客民”、“客家”，当时这些称谓是对他们移居属性的概括而不是一个民系的总称。“广州府属之新宁（今台山），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谓之‘客家’云”。因此，“客”一开始是一种他称。
香港学者刘镇发通过严密的考证，并借助语言学、人种学和遗传学的相关理论与技术，指出“客家”称谓的产生是晚近的事情。“嘉应话使用者在18世纪初大举移民珠江口一带，随后跟广府话使用者的冲突，在300年内变成一个民系。这个身份认同利用语言作为载体，传播到他们的原乡及其它使用嘉应方言的人群中”。这些嘉应州人来到珠江口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被称为“客”。嘉应州人大量移民到珠江口一带，不但解决了海禁以后沿海地区人烟稀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同当地人合作，改善了本地和其自身的生活。也就是说，土客双方在开始时相处融洽，甚少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至于嘉应州人迁移到珠江口以西的时间，应在1800年或更晚。他们进入该区域的方式与进入珠江东岸并不相同。他们没有跟本地人合作，而是在没有跟本地人协商下直接开垦本地人住所附近的山区。他们一方面跟本地人争水源等资源，而另一方面也没有跟本地人沟通的方式，双方的仇恨也没有受到政府的调解。如此一来，土客双方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些矛盾日积月累，终于在咸同年间酿成了惨烈的斗祸。
二、土客械斗原因与郭嵩焘之对策
广东土客之间的矛盾首先是利益冲突，其中客民与客居地的土人在土地、科举学额、落籍等等的利益纠葛以及风俗习惯上多有扞格。而使双方不合演变成流血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咸丰四年的广东红兵起义。民国学者郎擎霄认为“时太平军（按：指红兵）头目多土属人，闻剿惧之，乃煽布谰言，谓客民挟官铲之，土众惑之，因是仇客分声，乘势助太平军杀掠客民，客民起而报复。”
郎擎霄将土客械斗的动因归结于土民的主动进攻似可商榷。郭嵩焘指出：“肇属客民，原籍皆隶嘉应，其始垦山耕种，佣力为生。土民役使严急，仇怨日积。咸丰四年红匪之乱，被扰二十余州县，绅民多被裹胁，客民应募充勇，因假公义以快其报复之私，所在惨杀，往往占据其田山产业，因以为利。嗣是土、客互相残害，各该州县劝谕弹压，屡和屡翻，垂六七年。”前人论及此事称：“咸丰四年间，匪徒四起，募雇充勇，客民自恃有功，借剿匪名，泄其积忿，肆掠土乡，占据田土，互相报复。”可见，土客械斗到底起于土人或是客家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斗祸最早起于鹤山，其后愈发严重，蔓延至恩平、开平、高要、高明、新兴、新宁、阳春、阳江，波及到四会、罗定、东安、电白、信宜、茂名等州县，还涉及广西的一部分地区。土客械斗惨状令人扼腕：“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客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土客械斗导致当地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动荡，械斗双方的所俘获的俘虏甚至被卖猪仔。《赤溪县志》记载：“有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客械斗的是非曲直益发难以理清，加上动乱年代里各种军事势力掺杂期间，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想要抽丝剥茧，理出头绪后妥善解决并非易事。正如郭嵩焘所言：“总论其大势，则土、客两家同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势压。”为此，郭嵩焘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和部署。
首先，加强军队建设。要处理好土客械斗之祸，必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队的威慑力。“为遏止祸萌，急须治盗以防乱；筹思本计，尤在驻兵以自强。”当时，平复土客械斗所需的武力一节，着实是个难题。清朝国家的主体军事力量如八旗、绿营和练勇战斗力每况愈下，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早已不堪一击转而依赖于勇营。郭嵩焘处理土客械斗时首先遇到就是兵不可恃的问题：“肇庆土、客之变，抄掠至十余县，杀气满野。广东兵勇积习，勇于犯上而怯于临敌，工于扰民而拙于杀贼，其势尤难持久。”有见及此，郭嵩焘将整顿军务作为处置土客械斗事宜的第一要务。
其次，积极筹饷。军饷供应关系到军队的生存与战斗力。如前所述，近代以来，广东在清朝财政收入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国家饷源重地。但是，由于红兵起义严重冲击粤省统治秩序，造成税收征收困难；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加，导致广东常关和粤海关税收锐减，岁入大幅下降。雪上加霜的是“高州之股匪、肇庆之客匪，滋扰一府十余县，募勇至数万，需费烦多。”一方面，广东省财政收入因受军务和洋务影响而下滑；一方面招兵募勇又切切实实需要增加经费来维持，这一对矛盾实在棘手。据郭嵩焘指出，因为缺乏军饷，军队竟抗命：“臣等屡札卓兴一军驰赴阳春，相机剿办，迄今一月有余，以积欠口粮过多，不能拔营前进”。或者拖延作战时间：“前调卓兴一军专办此股客匪，以口粮欠放甚巨，迁延多日”面对如此窘境，郭嵩焘不得不极尽搜刮之能事，为军队供应饷银，因此招致粤民忌恨。
再次，制定处理土客械斗的基本方针。郭嵩焘希望通过不偏不倚、剿抚并用的办法来解决土客械斗：“既不能偏助土民以攻客民，专快其私愤，又不能曲谕客民使顺土民，渐化其强梁。但期有所惩创，强事消纳于一时，或冀得所安居，勉思保全于异日。”郭嵩焘任内发动的军事行动范围主要在阳春、阳江、高明、鹤山、新兴、新宁、开平等地。例如，在阳春守备侯勉忠率领地方文武官绅击退客民的多次进攻。潮州镇总兵卓兴则在阳江、高明展开了多次攻击，并收复部分失地。诸如此类的军事行动，都对土客双方的气焰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
三、处置效果与郭嵩焘离职
郭嵩焘希望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掌握处理土客械斗的主动权，“乘其流离颠沛、创巨痛深之余，易于感动，期使服罪畏威”。当时土客两籍绅士数十人，具结请求官方出面调节，郭嵩焘派部属史朴主持安插工作。郭嵩焘要求史朴详细体察情况，制定严密的章程，并作为之后办理此类事务的标杆。
广东当局对投诚的客民进行了安置，但遇到土人的阻挠。土人曾乘官军押送客民前往安插地途中，伏击官军与客民。同治四年正月，卓兴护送客民至那扶、金鸡、赤水一带安插，行至恩平之唐劳一带，恩平、开平等县土人沿路掳杀客民四百余名，还劫杀护送的官军，进攻官军营盘。此事令卓兴大为光火，亲率精锐对土人进行打击。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安插地点的选择。由于客民村落在械斗和官府的打击中遭到破坏，复迁原址已经不可能，郭氏因而主张利用当地荒地安插客民。土人村落的情况与客民的类似，郭嵩焘要求前线将领对土人的良莠进行甄别，将不思悔改之徒剔除安插范围，使良善之辈能够接受广东当局的安插办法。
郭嵩焘打算在将粤东太平天国余部消灭后，将部分客民回迁至嘉应州镇平县进行安置，为此还派属员前往该地进行实际勘察。郭嵩焘还命令地方官将现存的土客丁口登记造册，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实施安插任务，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郭嵩焘考虑到土客械斗持续多年，安插效果难以逆料：“其能听从理处、久远相安与否，尚不可知。”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客械斗多年，“自土、客区分两籍，已如泾渭之判然不侔；自彼此残杀相加，遂至冰炭之难以再合。”另一方面因郭嵩焘身在广州，无法掌握最贴近实际的土客械斗情况，各项处置办法都需要前线将领来落实，政策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即以卓兴为例，其在安置时就很有争议，郭嵩焘竟无可奈何：“卓兴持议太坚，办理亦稍急切，致令土民纠众相抗，进退两穷，勉强安插，明知不能相安，而其势舍此别无办法，臣等亦无从禁制。”郭嵩焘寄希望于制定械斗双方都能接受的安置章程，但双方士绅意见分歧十分巨大，闹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达成令双方都接受的方案。郭氏无奈声称：“其实土、客一案，早穷于处置之法。”
同治四年三月，郭嵩焘等派候补道屠继烈、署广州府粮捕通判华廷杰等协同卓兴及地方官员妥善处理械斗。当时高明、新兴等县的客民尚有十六万五千多人，一些人自愿前往广西投靠亲戚友人的，屠继烈等决定给这些客民发放口粮，并开具公文，护送前往。剩余客民除一部分安插在五坑外，还有四万多人无地安插，郭嵩焘指示将剩余人口护送至那扶、金鸡、赤水等处。在郭嵩焘看来，“那扶、金鸡、赤水等三乡皆海滨之地，本系客籍旧居。该处近海有鱼虾之利，山陆有茶出产，贫民负贩肩挑亦可度日，虽附近尚有土乡，而高山旷野，踪迹少疏”，应可作为安插之地。从安插的实际情况来看，郭嵩焘低估了土客安置的复杂性和斗祸的激烈性，以为历经多年械斗，双方都有就抚之心。但这次安插，因土客之间相距不远，官军离开后械斗再次发生。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因与左宗棠关系恶化，郭嵩焘被左氏参劾而失位，继任者为左宗棠爱将蒋益澧。郭嵩焘处置土客械斗近三年效果不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客积怨太深是郭嵩焘土客械斗事件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土客械斗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不同于农民军与清廷、地方官府之间的敌对关系，采用军事镇压的手段平息事件系出于无奈，也致使问题复杂化和长期化。郭嵩焘沿袭了传统剿抚并用，以剿为先的政策，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土客积怨太深，往往刚刚握手言和，旋即衅端又启，所谓“屡和屡翻”是也。
第二，处置土客械斗的各项举措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土客械斗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清朝定制由总督、提督统领军务，咸同之际，该项制度虽然未必全然如此，但郭嵩焘并无带兵经历，更无直系人马，令其处置措施难以得到切实贯彻。
第三，督抚同城令郭嵩焘无法发挥独立的领导作用，不能完全主导处理土客械斗的进程，造成各项举措贯彻不力。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驻广州，职权交叉，容易产生矛盾。郭嵩焘与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合作都不愉快，督抚不和严重影响相关处置措施的落实。例如，郭嵩焘在谈到毛鸿宾偏信卓兴时说：“制军乃专任一凶横无礼之武员主持之，咎固不在卓君也。此事始终不能一申吾志，念之慨然。”郭氏在协调处理土客械斗时虽然尽心尽责，但举措得不到地方军队将领的支持与贯彻，导致土客械斗问题拖而不决。即使部分地区平息了土客械斗，也因缺乏适当的安置地点而令土客安置遭遇重重困难。
郭嵩焘任内未能解决的问题，在其继任者手中得到顺利解决。土客械斗正是在蒋益澧的主持下于同治六年平息的。土客械斗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简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同治五、六年间，广东军务行动渐止，当局有余力集中力量解决土客械斗事宜。就广东境内而言，此时粤东太平天国余部运动已经被消灭，红兵起义也逐渐止息。二是土客械斗在持续十余年后，土客双方也人心思安，有心就抚，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三是蒋益澧处置得当。蒋益澧上任后，剿抚并用，方法并未超过郭嵩焘的范围，但蒋益澧行伍出身，军事斗争和谋划能力兼备，为他成功解决土客械斗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蒋益澧能够亲临土客械斗的前线，了解土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置，收效明显。需要说明的是，在安插土客民众时，不少广、肇落籍的客民因深受土客械斗之害，回迁至潮、嘉地区，这些人回到祖居地后，经过土客械斗强化的土民与客民的身份认同，将“客家”概念带回了“客家”地区，并且强化为身份认同，为此后客家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