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的缘由，既有迫于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外在要求，也有在“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等闭塞视听形式下，急需探知国外之虚实，以期有补于国的内在原因。当时总理衙门在派遣驻外使节人员的同时，也为他们制定了“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片”的汇报制度，即要求出使人员对沿途及驻在国等“凡有关系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数年以后，各国机事，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并要求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按月汇成一册，咨送臣衙门备案查考等。因此，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和此前的斌椿、志刚及后来出使或派往国外短期考察等等人员都撰写有日记或游记，记载和描述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美术和设计等等“风土人情”。晚清时期，众多驻外或派往国外考察的高层官员以日记或游记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把西方设计传播到中国，对中国人进一步认识与深入理解西方设计、促进中外文化、艺术设计交流与社会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

　　郭嵩焘的使西日记被今人取名为《伦敦与巴黎日记》，约六十万字。该日记不仅大量记载和描述了其在英、法等国的所见、所闻、所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情形，而且较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大量的传统与现代设计、工艺美术等类型与形象。较广泛地涉及到轮船、火车、建筑、室内外环境、街道景观、铁路、桥梁、机器、枪炮、服装、家具、农具、电器、电话、电报、器皿和印刷、报纸、广告及工艺学堂的教学与设施等等，大致可以归纳为七个类型：

　　1、报纸、书籍等平面设计类。主要有英国的《代模斯》（《泰晤士报》）、《伦敦画报》、《机器》新报和法国的《埃仑拉拿阿非斯爱尔》（《法兰西共和国公报》）、《费嘎侯尔》（《费加罗报》）等十多种。其次是各种书籍、邮票和会票，以及美国、俄罗斯、日耳曼、波斯、葡萄牙等国国旗设计样式等等。

　　2、印刷工艺类。这类主要是指对各类报纸、书籍、票据等印刷工艺与生产过程的记载与描述。譬如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机器印刷工艺过程、达克斯登塞尔里布来申会上陈列的机器印刷书籍、叠置和电气排字，伦敦的印书局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字排版、机器印刷工艺过程，《伦敦画报》用铜、石和木材料雕刻楼板的印刷工艺历史，“色尔西得尼洼尔得鲁”印刷厂的火轮车票、信封、信笺、信套等印刷工艺和印刷机器结构，以及法国《费加罗报》的印刷机器与印刷工艺过程等等。

　　3、建筑与室内外环境设计类。这类主要指他在英、法等国所见教堂与市政等公共建筑、街道景观设计的记载与描述，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建筑与街道设计布局。譬如被复制的伦敦“水晶宫”与各国遗留的建筑与室内外环境设计、伦敦街道景观与建筑设计、法国博览会上各参赛国的建筑设计、比利时布鲁塞尔街道景观与建筑设计等等。

　　4、工业产品与日常生活用品类。这类记载主要指他对工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设计产品的记载与描述。譬如电度表、门铃、电话、造冰设备与工艺、彩色照相机、煤气灯、电灯、扩音器、留声机、麦克风、时辰钟和广告等等。

　　5、设计教育类。这类主要指他出使期间考察一些学校的现代课程教学方面的记载与描述。譬如有“何满安得科罗尼亚尔苏塞也得斯古洛”（本国和殖民地协会学校）小学的手工课程教育、《东京开成学校一览》中的制作学与画学科、法国学校中的造桥与建造房屋即建造学堂等手工艺和制作课程，以及巴黎勾柏兰织线厂织画工艺的教育方式等等。

　　6、工程机械和军事枪炮设计类。譬如有引重机器（起重机）、刈麦机器、刈草机器、犁田机器、饮水机器、锯木机器、各种矿山机器、吸水机器、玻璃制造工艺、防火器具、大炮、来福枪、轮船机器、轮车机器、织布机器、治酒及治糖机器、压力及车凿机器、锯木机器、杂项机器、开矿机器、治磁器铜器及金石玻璃各种机器、称量机器、钟表机器等等。

　　7、工艺美术类。这类主要是他参观博物馆和博览会期间对所见展品等的记载与描述，这在其日记中也是着墨较多的，内容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机器生产品，也有传统手工制作品等。譬如仅光绪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参观博览会法国馆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大率毡绒、紬（绸）缎、衣服、冠履为一类，其品目至为繁多；床几案榻为一类；铜、锡、镀金、矿〔镀〕银器具为一类；玻璃器具为一类；镌石器具为一类；铁器为一类；珍宝佩带为一类；织画屏毯为一类；戏具为一类；照画为一类；钟表为一类；杂器具为一类；属部器具为一类；天文格致图画为一类”等十四大类工艺美术设计品等等。

　　郭嵩焘在日记中记载与描述的西方设计类型与形象中，现代设计所占内容较多，主要是西方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至19世纪中期之前的、在机器大生产方式下不断发展的各种现代设计品类。虽然日记的方式主要是类型记载和形象描述，但其记载与描述的这些类型与形象绝大部分是其所见、所闻、所感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介绍与传播到国内的西方现代设计、工艺美术是其直接从英、法等欧洲信源地取来的真经，因此，其通过日记介绍与传播到国内的西方设计不仅是比较真实、客观和可信的，而且有众多内容也是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尽管在当时的清政府朝野都产生了分歧，未得到很好地重视与传播，但却是近代中西文化艺术、艺术设计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历史史实。

　　二

　　关于晚清政府官员出使或游历、考察西方国家的日记或游记，在郭嵩焘之前有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和志刚《初使泰西记》等。与郭嵩焘同为使团人员的副使刘锡鸿有《英轺私记》，作为翻译的张德彝有《四述奇》。其后的李珪、黎庶昌、陈季同、曾纪泽、徐建寅、张荫桓、薛福成、李鸿章、戴鸿慈和载泽等等，也都撰写有日记或游记。他们记载与描述的西方传统与现代设计、工艺美术等类型与形象与郭嵩焘的差别不大，即均不外乎平面设计、印刷工艺、工业产品、建筑、室内、环境、机械与军事工程和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品等。但仔细阅读比较，郭嵩焘是有其特殊之处的，即他在日记中不仅记录和描述了大量的西方传统与现代设计、工艺美术，而且从科技层面对不少类型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同时他对西方设计的认同和中西比较批评等思想、态度，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郭嵩焘从科技层面对其所见、所闻、所感的西方设计与工艺美术的记载、描述与研究几乎贯穿于他的日记始终。从科技角度而言，他对诸如各种报纸、书籍的印刷生产工艺和印刷局与印刷厂的机器印刷工艺流程，对刈麦、刈草、犁田、锯木等农业生产机器的工作原理，对挖泥船与锻钢锻铁等工程机械和火车、轮船、军舰、枪炮等的威力，对电灯、电话、门铃的材料、结构与社会生活功能等等，进行详细记载、描述与深入研究，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类型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这不仅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是重点，而且在其他外交使臣和到国外考察、游历人员的日记中所占内容亦是很多。但不同的是郭嵩焘对不少建筑与室内外环境设计、画报、邮票、车票等平面设计和陶瓷、织画屏毯等工艺美术品的描述与研究，依然可以看到其侧重于它们的科技、工艺技术，而非侧重于艺术或艺术设计本体。光绪四年十月十六日，他因约至巴黎建筑师摩敦特家，翻阅很多关于门窗梯凳的图画，并仔细研究了西洋楼房的高度、楼梯等内部结构和墙体立面的厚度、坚固等，由衷感慨：“其制造之法，探考推算，穷极微妙，未尝稍有宽假也。吾谓西洋一切以数字〔学？〕为基”。“事事以数准之，无苟施造者，所以能坚固持久”等等，都较鲜明地反映出郭嵩焘从科技层面来看待、研究西方设计的思想态度。

　　重视科技、积极地倡导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造物工艺技术，以富国强兵等，是郭嵩焘赞成开放、积极主张向西洋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的“洋务”思想之一。因此，在其出国之时就说西方列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等，所以，郭嵩焘从科技层面来记载、描述和研究西方设计也是他推行“洋务”的思想表现。当然，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晚清士大夫的郭嵩焘轻视、不关注，或不可能完全理解他笔下的西方传统与现代设计、工艺美术是实用与审美、科技与艺术统一的关系展现，但从其日记中对西方设计的整体描述的科技倾向看，其侧重科技的思想是较显著的，这在其前后和同时的驻外官员的日记中，这种倾向都是少见的。譬如刘锡鸿在出国之前对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等是持排除、贬低态度的。虽然出国之后，通过所见、所闻和所感西方设计等科技文明，在思想上有了较大转变，在日记中也记载与描述了大量报纸、印刷机器等，但总体上看，他对这些科技性东西仍是持排斥态度的。在张德彝的日记中对各种设计类型的记载与描述，特别是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描述，很具体详细，但他只是泛泛记录，几乎看不出其重点与主张等。这固然与刘的“天朝”观念与保守思想和张可能作为翻译人员不便于过多触及长期以来被中国士大夫斥之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技等有关，但较而言之，郭的科技侧重点是明显的。

　　郭嵩焘认同西方设计并进行中西比较与批评，在其日记中也是始终展现的。从郭嵩焘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诸如报纸、书籍、机器印刷、农业生产机器等等许多西方现代设计类型的观察、体验后，在具体描述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加进一些西中比较与批评的话语。譬如上引他参观名登瓷窑，在观看“提模、车磨、藻绘诸处”时，认为“与中国制造磁器大略相同”。在观察“藻绘则男妇杂为之”等工艺流程时，认为“如中国烧窑”。在摩敦特家既赞赏西方建筑结构与坚实等优点，发出了“工艺无大小皆得之学问之益，是岂中国所能几哉”的感慨。再譬如光绪四年九月十六日，使馆同人合影，听谛拿娄介绍彩色照相机的发展历史与功能后，写到“泰西遇事求进无已，中土人无从希其万一也”。光绪四年六月初二日，他在高底亚陪同下参观巴黎勾柏兰织线厂时，看到该厂生产的传统与现代工艺相结合的织画工艺时，作出了“详其制造之意，皆所以讲求术艺，陶成人才，于国家适用处不必适当也”的评价等等。这不仅反映出了郭嵩焘对他所观察、体验的西方设计、工艺美术等进行了认真和较深入地研究，而且反映出了他对西方设计是持认同的思想与态度，并通过中西对比而发现中国之不足与落后，进而进行批评。这特别体现在他考察和了解了有关西方和日本的现代设计教育后，与中国的对比与尖锐深刻的批评方面。譬如他在途经香港和到达英、法两国看到的、以及了解到日本东京开成学校等一些学校的手工课、建筑、营造与制作等课程设置与教授方式后，深感中国专以“时文小楷”取士之误，“学校之不修二千余年，流极败坏，以至于今日”。而“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人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可见其对中国教育无实学、轻工艺的尖锐批评之深刻。

　　郭嵩焘对西方设计的认同和进行中西比较与批评，较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西方设计等具有较高的观察力与学术敏感性和思考程度之深。这当然主要是他出国之后，通过亲自观察、亲身体验了西方设计、工艺美术，尤其是现代设计等而真正认识和感悟到了西方科技、现代设计等“心思之巧”、“各出新意”、“出奇无穷”思想认识的提升结果。但这在其之前、同时和后来的驻外官员的日记中这种倾向都是少见的。譬如在其之前的志刚、同时期的刘锡鸿和之后的李珪、黎庶昌、曾纪泽等等人的日记中，几乎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造物思想、观念出发，来记载、描述、解读西方现代设计等。可见郭嵩焘作为一位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上层知识分子，能认同西方设计、文化艺术，并进行中西比较和对中国提出批评，其思想、观念的先进性、超前性，同时反映出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关爱，难能可贵。

　　三

　　郭嵩焘通过使西日记方式传播的西方设计和他对西方设计推崇的思想、态度等在当时的晚清政府朝野间产生了较大分歧，并且未得到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包括设计等在内的西方文化艺术的认同、赞扬等先进的、超前性的思想、观念，遭到了当时保守的朝野人士的极大反感与攻击，被诬为刻意夸大西洋文明，诋毁“天朝”，甚至被弹劾其通敌卖国等，致使其当时已被总理衙门刊行的《使西纪程》日记遭到毁版，并未能在社会上广泛散播开来。实际上，郭嵩焘使西日记中对不少西方现代设计和工艺美术等类型的记载、描述和深入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对当代与未来深入研究近代中西艺术设计交流、促进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等，也有着宝贵的史料价值和积极的借鉴作用。

　　从近代中西艺术设计交流研究层面看，郭嵩焘使西日记中记载、描述的大量的平面设计、印刷工艺、建筑与室内外环境设计和众多的陶瓷、金银器、织画屏毯等工艺美术，对深入研究自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至19世纪70年代，一百多年的西方现代设计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近代中西艺术设计传播与交流格局中，西方设计对中国设计的影响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从现代设计本体而言，郭嵩焘在使西日记中对不少西方现代设计和工艺美术品的材料、结构、色彩、工艺过程与功能等的记载与详细描述，对当代与未来中国现代设计、工艺美术与设计教育等的发展与进步，是很值得研究与借鉴的。譬如光绪四年六月初二日，他在高底亚陪同下参观巴黎勾柏兰织线厂的织画这种传统手工艺的艺术、技术、工艺制作过程和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两段描述，尤其有借鉴价值。前一段记载了该厂历史、新旧织机的数量、配线、制作、花草、人物、衣饰图案、摹本、墨线、色彩“独此用人力”的工艺过程与艺术表现等，这实际上是当时法国的一种延续传统的纯手工的刺绣艺术。其中如“其精妙处犹在配线。花草、人物、衣饰，皆有里面，有重叠，有参差，各以浅深异色别之。先画一底本悬之壁端。每制一方，长不过数寸。就底本摹出一段，专量其纳线之度为界限，勒以墨。其织室，皆外向就明。织者坐暗处，用摹本从外映之，循其界限，加墨于线，以为纳线之节。其浅深异色，一依底本为之”等等工艺技术与艺术表现，对当代与未来中国刺绣等手工艺如何进一步保持和发展传统艺术、工艺技术等，不无借鉴之处和启发意义。

　　特别是第二段记载有两点很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该厂选择十岁以上的儿童，培养传统手工艺术继承人和“五程”技艺的训练方法方式。“初学织者，择年十岁以上，先令学画”。“其初学织，先令辨色。织为长方，宽寸许，长三寸，五色间错，名曰第一程。次则阔长方，仍分五色，令一色之中浅深相衔，映合自然，名曰第二程。次则织为如意式，令肖物形，名曰第三程。次则花叶相错，名曰第四程，皆尺方幅为之。次则肖人，一手五指有屈伸、肘腕有相背，阔尺而长三尺，名曰第五程（或首，或股、足分为之，并同此式）”。二是培养初学者对广泛选取的人物、花草、宫室等艺术创作素材进行深入考证，即“人物、花草，抟土为式，或整或散。制造、宫室，亦分尺寸程度。一柱之微，亦杂取各国旧式。如考据家，一名一物，皆有本原”、“与画理交相考证”等，这种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不仅能培养传统手工艺继承者较全面的艺术素养，扩大他们的艺术创作视野，而且能很好地从小培养训练他们对所选艺术创作题材善于考证、考据的兴趣与能力，而不至于盲目抄袭或东拼西凑的严谨艺术创作思想。

　　中国传统手工艺丰富多彩，但随着高科技发展、机械化大生产的快速进展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等，众多传统手工艺逐渐被淹没，或正在消失，如何培养继承人，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艺，从儿童时期进行传统手工艺教育教学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手工艺设计创作中，有大量的艺术作品的构图、色彩、造型与装饰图案等等，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袭模仿、东拼西凑、缺乏考证、考据的弊端与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各级各类的教育教学中对学生缺乏“如考据家，一名一物，皆有本原”的基本训练与培养，这是严重的弊端。因此，郭嵩焘使西日记记载与描述的法国的这种培养继承传统手工艺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详其制造之意，皆所以讲求术艺，陶成人才”，对国家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值得我们反思。

　　综上所述，郭嵩焘通过使西日记方式较真实、客观地把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西方传统与现代设计和工艺美术等传播到中国，成为近代中西文化艺术设计传播、碰撞、交流与影响的重要历史史实。他对西方传统与现代设计和工艺美术等，从科技层面进行记载、详细描述和深入研究，以及较客观地进行中西对比与批评的思想、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与深入了解西方设计、促进“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与进步等，都是积极的、进步的。特别是其使西日记中记载与描述的不少西方现代设计与工艺美术类型与形象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对促进当代与未来中国现代设计和传统手工艺的继承、保护与发展等，尤其值得借鉴。但郭嵩焘对西方设计的记载与描述也有其弊端和轻视的表现，即他在使西日记中记载与描述的各种西方设计类型，主要是科技层面的认同，对不少设计类型和设计师等的表述仍然把它（他）们看作匠事或匠人的行为、方式。“所业不过工匠”、“始知其人一工匠也”和诸如“匠首”、“刻工”、“画工”等之类的词汇与话语，在其使西日记中有不少自然的表述。因为郭嵩焘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其艺术思想、观念等受到中国传统诗书文章为尚等儒家传统思想的教化、影响等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跳出“道”、“器”尊卑关系和轻视工艺设计等思想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