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满腔的爱国情怀
郭嵩焘年少时就读于湘阴的仰高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学识渊博，才情出众，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会试，得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底，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但曾国藩数度推辞不允，郭嵩焘受清廷指派几度登门说服曾国藩创办湘军，而曾国藩也认为郭嵩焘是朝廷当中难得的人才，遂也将其罗致于幕中，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在辅佐曾国藩历练湘军的三年之中，郭嵩焘有机会得以赴湖南、浙江、上海等处筹集军饷，顺便参观过外国人所开办的图书馆，也搭乘过外国的先进轮船，并且与一些外国人还进行过短暂接触。对于耳闻目睹的西方发展情况，郭嵩焘思想上受到非常大的震动，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和思考西方的各种事物。咸丰九年（1859），当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和应对屯集在天津大沽口外的英法军舰侵略事宜之时，他将几年以来对于西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做到“制御远夷”，首先就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了解和掌握外国的发展情况，并且提出了从上海、广东、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共聚一处、集思广益地研究西方事物的具体建议，同时也提议在天津专设制造局，仿制西式战舰以达到“制夷”的目的。对于郭嵩焘的这些建议，咸丰帝曾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还下旨专门召见他以询问详细的方略和举措，这对于后期蓬勃开展的洋务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光绪元年（1875），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对于清政府大力筹议和兴办洋务方略的想法完全支持，他慨然命笔，将个人关于兴办洋务运动的主张与观点洋洋洒洒地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朝廷。在这份奏章中，思维敏锐、视野开阔的郭嵩焘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为了彻底达到兴国强兵的目的，肃清人们心中的陈旧观念，他大胆指出：纯粹将西方的发达强盛仅仅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单纯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兵学之法，是万万不够的，“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若想真正地强大起来，就必须要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理念和强烈的经济发展意识，“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也就是说，要适度变革中国的制度管理，大力发展中国的工商行业，只有这样，才是国家唯一和正确的发展出路。在思维意识封闭落后的晚清朝廷，郭嵩焘此番大胆辛辣的思想观点，立即在朝野当中名噪一时。然而，迎接他的更多是顽固守旧派的热嘲冷讽和刻意排挤，以致他在朝廷当中一时处于无法立足之势。恰在此时，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英国借此要挟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并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本土道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后便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当年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使得郭嵩焘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这个消息公布后，顽固守旧派们纷纷对郭嵩焘予以指摘讥讽和大加鞭挞，更有无聊文人以对联谓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但他们又何尝了解郭嵩焘情愿远赴英国之行背后的深刻爱国思想动机，那就是想亲身实地考察和了解西方国家发展的背景、原因和特点，以便能够为中国社会的繁荣兴盛建言献策。当时，在晚清朝廷要臣之中，只有李鸿章为郭嵩焘的英国之行明确撑腰，其云：“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
二、出彩的外交生涯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大清驻英使馆。自到达英国那一刻起，郭嵩焘就马不停蹄，对英国的历史沿革、政治体制、工商经济、教育科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了解，访问了众多的学校、工厂、天文台、水族馆以及报社等，还结识了许多英国的专家学者，并且以六十高龄开始潜心学习外语。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又兼任驻法公使，对于欧洲大陆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和探究。在1876—1879年于英法两国停留的这三年当中，郭嵩焘并未如同晚清顽固守旧派所想象中的那种“卖国求荣之徒”，也没有每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睁眼看世界”，对于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先进发展理论与实践特别留意，积极参与了解，详细进行记述，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中肯建议。
光绪三年（1877）十月，应一位英国工厂主的邀请，郭嵩焘访问了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英国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也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电话。当时的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为了验证电话的功能，郭嵩焘与随从张德彝进行了现场演练测试，他自己在楼上拨打，让张德彝到楼下接听，初次感受到了电话这种近代早期通讯工具的独特魅力，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光绪四年（1878）四月，郭嵩焘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南堪兴坦博物馆迁馆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其中在美国馆中，郭嵩焘见到了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请求发明者爱迪生当场为其演示，爱迪生熟练地为郭嵩焘演示完之后，又耐心地为其作了一番解释：“传言纳之筒中，推使其针紧逼轮中，而后发机转动，则所传之言皆至罩中一一传出。”原来此时郭嵩焘所看到的，正是爱迪生刚刚发明不久的圆筒式留声机。
同时，在出使期间，郭嵩焘还处理了数量繁多的具体外交事宜，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关系，成为忘年之交。由于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展现了不卑不亢、分寸合度、不屈不挠、儒雅谦逊的友好姿态，而且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也合乎国际惯例，因此给驻在国均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当其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表达出依依难舍之情。
三、深远的时代影响
在担任清廷驻外使节期间，目睹西方诸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飞速发展，郭嵩焘感慨万千之余，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对于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做法进行了潜心钻研，提出了具体建议，形成了深远的时代影响。
郭嵩焘根据自己利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处理经济事宜而能屡屡得胜的经验，积极倡导和建议晚清的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以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可以有所参考和借鉴。总理衙门欣然接受了郭嵩焘的建议，虽然后来因故并未编成《通商则例》，但还是组织得力人员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法律规章以备使用，这些都为后期中外贸易的有序交往贡献颇大。
郭嵩焘“虽处江湖之远而勿忘忧其君”，他曾将在英法的所见所闻记入《使西纪程》一书，极力称赞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管理概念以及发达的教育科技，主张中国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学习和研究。然而，当他将该书寄回国内并希望总理衙门刊印时，却招致保守派人士的仇视和满朝士大夫的误解，以至于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等向皇帝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对于此书引起的强烈反响，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写道：“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而之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未能较早地采取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掌握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中国的社会发展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步履艰难、忍辱负重，而反观当时郭嵩焘提议的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的观点和见解，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和富有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