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频遭列强侵略，被打得鼻青脸肿，才被迫开始推行洋务，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免继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然而，从当时的政治体系与权力结构来看，洋务的推动与实施，只能在军工与商务方面进行低层次的技术操作，盖盖兵工厂，制造火轮船，招商兴办实业之类。一旦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开放，就会侵犯当权者的利益，也使得心态保守的统治阶层感到不安，觉得中华天朝世代尊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观受到挑战，维系人心的孔孟之道遭到玷污。学习西方的军事与经济，是为了富国强兵，勉强可以接受。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政治参与乃至于宗教信仰，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人所信奉的天经地义，篡夺了一贯正确的意识形态，是绝对要不得的。因此，“同治中兴”之后开始推行洋务的人，经常被人标为“汉奸”，甚至辱骂他们宣扬的改革言论为“卖国”。

　　湖南人郭嵩焘（1818—1891）就是当时比较激进的洋务派，思想开放，对西方文化充满了学习的兴趣，而且认为，在外交方面要知己知彼，“以理自处”。一八七五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外交纠纷，清廷只得派钦差大员到英国去“通好谢罪”，就选了郭嵩焘。这个任务，在当时人的眼里，是个丧权辱国之举，而担任这样的职务，当然就成了如假包换的“汉奸”。试想，大清是堂堂的天朝大国，自有家规国法，岂容洋鬼子在中国内地随便出入？洋鬼子自己不检点，跑到云南边陲去找死，死了不是活该吗？凭什么威胁中国加开通商口岸，逼得天朝派钦差大臣去道歉？郭嵩焘顾全大局，接受任命，就有人作了侮辱性的对联，在当时广为流传：“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是站在儒家的道德高地上，讽刺他当汉奸当得“出类拔萃”，不配生活在神州大地，更不能见容于今天如此光荣伟大的尧舜之世。连父母之邦的人间事情都处理不了，居然还要离开祖国，到鬼子国度去处理鬼子事务，这种人还是中国人吗？担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算是比较开明的地方大员，都曾批评郭嵩焘：“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郭嵩焘当然不忿这种来自保守派的冷箭，因此也曾犹豫，想要辞掉这份差使。看看《郭嵩焘日记》，光绪二年（1876）旧历二月初七，有人替他占卜出洋吉凶，起了一课，结果是：“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总之是个下下的凶卦，前途凶险，动辄得咎。可以想见，郭嵩焘的心情一定是乌云密布，前景黯淡。然而，他最后还是勉为其难，赶鸭子上架，作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郭嵩焘日记》九月十五日，记载出使欧洲之前觐见慈禧太后，领请懿训的对话。慈禧要他“任劳任怨”，“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最后跟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慈禧的口气是安慰他，表示朝廷的支持，完成出使任务，好好用心办事，别理会外面的攻讦。

　　其实郭嵩焘相当了解处境的凶险，因为他对洋务持开放态度，见解比较激进，时常批评保守派的封闭颟顸，又不肯韬光养晦，得理不饶人，很容易落人口实，遭到攻讦参劾。他在洋务上的开明态度，由来已久。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洗劫并火烧圆明园，固然显示了英法联军的野蛮跋扈，也暴露了清廷在外交处理上的无知与颟顸。郭嵩焘在次年七月的日记中，因为涉及与洋商的交涉事务，发现地方督抚官员害怕处理洋务，一味“推拖拉”，完全不想办好份内工作，不禁大为感叹：“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好在他写的是日记，不是公开的言论，否则，让当时人知道他骂中国政府色厉内荏，既怕事又诡诈，既蛮横又愚蠢，还不知会如何对付他呢。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已经年近六旬，基本达成任务，转任驻英公使，却不断受到参劾攻击，最后只好辞官回乡。然而，他虽然仕途蹇困，倒切切实实执行了慈禧太后“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的懿旨。他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详细记载了他的见闻，对英国政治社会制度的运作与源流作了深入观察，巨细靡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西洋文化进行的学理探索，采取完全开放的学习态度，不但要弄清“巴力门”（Parliament）的民主代议制度，还要从西方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汲取经验。他认真学习欧洲的历史，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厘清基督教的始源，从摩西、耶稣到教会的成立与演变。读他的日记，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勤奋，每天记录考察学习数据之多之细，经常超过万字，令人瞠目。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悉心向西方学习新知的老学生，踏踏实实，毫无矫饰，一点一滴地进入西方现代知识领域。

　　他在光绪五年（1879）二月回国途中，日记载录学习西方历史文化的读书心得，并对希腊哲学作了一些有趣的笔记：“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他提到一个“退夫子”，说：“退夫子论人伦、治术、文章、算法、天文、地理，亦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退夫子是谁呢？显然是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546）。泰勒斯试图藉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提出了水的本原说，即“万物源于水”。他还说到一个“毕夫子”，说“毕夫子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声音节奏。”那么，毕夫子又是谁呢？毫无疑问，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至前570之间—公元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毕氏曾用数学研究乐律，由此产生“和谐”的概念。

　　对于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郭嵩焘也在笔记中有所记录。说苏格拉底：“有琐夫子名琐格底（苏格拉底），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说柏拉图：“有巴夫子（柏拉图）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论神有三位：头一位是自有的，称为‘一’者，亦称为善者；第二位从‘一’出来，称为‘道’，是创造世界的第三位天地万物之精气，是从‘道’出来的。皆在耶苏四五百年前。”说亚里士多德：“巴夫子有一学生，为亚力山太（亚历山大）先生，名亚夫子（亚士多里德），言学分里学、外学，里学是奥妙的道理，外学是伦常、治术、文章。言天地万物原来的动机就是神，这个动机不能自立，有一个自然之势，教他不得不然。”郭嵩焘的记述虽然简短，却大体上确当，尤其是解释古希腊的哲学概念，他使用的语言不是中国传统义理的思辨话语，而是混杂了口语、中国传统概念以及现代西方概念的新式话语，十分发人深省。

　　郭嵩焘从英国回来之后，一直在家乡赋闲，想来有点落寞，但却坚信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超越时代，历史会还他一个公正的地位。晚年有“自题小像诗”：“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虽然点出自己性格有些不合时宜之处，但自我矜高，傲气凌云，不把当时人看在眼里，而且预言，千秋万代之后，人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先知先觉之士。这首诗用典，出自杜甫怀念李白，一是《赠李白》中的“飞扬跋扈为谁雄”，二是《不见》中的“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晚年的郭嵩焘虽然官场寂寞，遭到世人毁谤，所幸没有面临杀身之祸。比起百年之后误落尘网的有识之士，生活在晚清，似乎还幸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