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官至总督，清末“大儒”、“中兴第一名臣”。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官至巡抚，逝后追赠总督。两人同为湖南人，同办团练，同剿太平军，同为清末重臣，逝后待遇也相同：朝庭颁旨建专祠，谕赐入祀国祠，谥封号。曾国藩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正”；江忠源入祀昭忠祠，谥号“忠烈”。曾国藩和江忠源两人始见于道光廿四年八月（1844年），终别于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只有9年多的交往时光。然就是这短短的9年，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在晚清时期演绎了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传奇。

　　相见恨晚

　　曾国藩之母姓江，与江忠源同姓，故有文章甚至著作说曾国藩之母与江忠源之父为亲姐弟关系，曾国藩与江忠源就是理所当然的表兄弟，由此而推，两人后来的交往也就顺理成章。其实不然。史料有二，一是史料载：曾国藩之母“妣江太夫人，同邑江沛霖女”。同邑即是同乡，即湘乡，时属长沙府，而新宁时属宝庆府；二是曾国藩为江忠源的父母写了一篇《江岷樵之父母寿序》，称呼“一峰先生和陈太孺人”，而非“舅舅、舅母”。

　　曾国藩与江忠源几乎同龄，曾长江不足一岁。两人青少年时期有惊人的相似：均禀资聪颖，记忆超群，饱读诗书。曾国藩16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人。江忠源15岁考取秀才，25岁中举人。两人的“起跑线”是相同的。但中举之后至道光廿九年期间两人的仕途、命运迥然不同。曾国藩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一鼓作气考取进士，入仕途，高歌猛进，39岁即做到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从二品副部级京官。江忠源则走的是学以致用、经学济世之路，讲义气，好交游，喜兵法，但仕途不顺，到38岁时还是个“教职”，即无品无级的“教书匠”。江忠源在京师客居八年，本为会试，取功名，以他的资质和才学，考个进士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为了护送客死京城的朋友回藉，三次误了考期，断送了功名，此等忠肝义胆享誉京师，其名声不亚于注重品性修养的曾国藩。他们同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传闻说，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但两人齐名而不曾谋面，直到道光廿四年八月。

　　首次见面当然是江忠源拜会曾国藩，是通过郭松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国藩之女儿亲家）引见的。史料载：“道光廿四年八月，新宁江公忠源以公车留京师，因郭公松焘求见公。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屑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松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时承平日久，闻者骇之。江公自是遂师事公。”这次面谈至少说明了三点：一，两人有相见恨晚之感；二、双方谈兴很浓，“酣笑移时”；三，曾国藩对江忠源评价很高。当时在座的郭松焘听到曾国藩的这番评价也“骇之”，问“何以见得？”曾国藩捋须而言：“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要知道，这是一位“国家副部长”与一介书生的交谈。这一面之交，曾国藩竞如此高度评价江忠源，此奇一也；后来证实，曾国藩预测的江忠源之运、之死如此之准，此奇二也。

　　知遇之恩

　　曾国藩素以相人之准而闻名，并著《冰鉴》载其相人之道。他所相中之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罗泽南、郭松焘等后来均成功名显赫人物。但江忠源也非等闲之辈，他以料事之准而让曾国藩折服。在京之时，江忠源就对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预言新宁将有教徒作乱。江忠源回家后，告诫亲友不要参加青莲教，并团结丁壮，添置兵器，作好了军事应对的准备。二年后，复上京城，曾国藩戏笑他说：“青莲会匪竟如何？何久无验也？”江就把自己的防备举措告诉了他。等到江忠源再回到湖南时，果然爆发了雷再浩之乱。江以区区500乡勇彻底平了乱，得以保举知县。不久到京城，江忠源又对曾国藩说：“这还不算，不久还有大乱！”一年后，即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凭这件事曾国藩对江忠源很佩服：料事之准，此一服也；未雨绸缪，此二服也；军事才能，此三服也。

　　但凡曾国藩相中的人才他都会加以培植、交往，今后能为己所用。从史料上看，曾国藩对江忠源确有知遇之恩：一，收留资助之恩。江忠源因参加会试客居京城，原来居无定所，穷困僚倒，自与曾国藩认识后，“自是遂师事公”，住进了曾府，有了落脚之处。江忠源回乡，曾国藩资助了一百两银子，并且送江至长辛店。其时江忠源正是失意落魄之时，因为道光二十五年，遇朝廷“大挑”（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江忠源只名列二等，当了个教职官员。江忠源慨然说道：“穷达，命也。谋个教书的职位，奉养亲人算了。”曾国藩安慰道：“以你的才干，日后定有建树，但有父母在堂，还是先回去吧！”患难之中见真情，曾国藩的解囊相送与真情抚慰，令江忠源感激不尽。二，荐举之恩。道光三十年，朝庭颁旨令部院九卿举贤才，曾国藩举荐了5人，其中就有江忠源，其推荐词为“忠义耿耿，爱民如子”。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之时曾国藩向咸丰帝举荐了江忠源，结果咸丰帝亲向赴广西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三，教导点拔之恩。查《曾国藩全集》，其“事略”、“年谱”、“奏稿”、“日记”、“书札”、“文集”等有很多与江忠源交往的记录，其中“书札”部分就正式收录曾国藩写给江忠源的7封书信。如道光廿九年，“公闻新宁之乱，恐匪党寻仇及江公之家，遂致书江公，劝其弃官以赴家难。未几而贼党溃窜，江公家亦无损焉。”可见交往之频、之深。特别是咸丰元年江忠源丁忧回藉守制（古制，父母亡，官员回藉守孝三年）期间，曾国藩特意写信，力劝他夺情（守制期间起用）出山，协佐赛尚阿，书云“世无艰难，何来人杰？贤弟素有‘当为一世不可少之人’之志，现正是英雄崛起之时。皇上器重于你，你要‘大礼不辞小让’，大展平生之抱负，酬皇上之隆恩。”江忠源能抓住这次夺情出山的机遇及至后来的建功立业，与曾国藩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同舟共济

　　曾国藩相人、江忠源料事之准，从后面的事实来看，“准”字落到了同一件事上，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本来没有既是京官又是文官的曾国藩什么事，也没有远在浙江秀水当知县的江忠源什么事，但鬼使神差般因为同一个原因把他们俩卷了进来：丁忧回藉守制，江守父制，曾守母制。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当时闹得最凶的地方在湖南，他们俩人又正好在湖南老家守孝。朝庭夺情起用他们俩也是就地取“才”，理由亦顺理成章：曾国藩是兵部右侍郎，管着军队；江忠源曾与起义军交过手，有经验。就这样两人似天意般由原来一北一南的神交朋友转眼间成了同一个战壕同舟共济的“战友”，而且还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地方武装中一前一后的两个最高指挥官。

　　准确地算起来，曾国藩和江忠源“并肩战斗”的时间仅仅一年，起于咸丰二年十一月曾国藩守制被夺情“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止于咸丰三年十二月江忠源守庐州，城破自杀身亡。他们的合作主要有三件较大的事：一是办团练。当时在南方与太平军作战的正规地方武装（清庭恩准有合法地位）只有江忠源的“楚勇”，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其实就是帮江的团练“楚勇”。二是成立长江水师。这是应江忠源力主并奏请，皇帝准奏，交由曾国藩办理的一件很有远见的大事。三是畴划并实施“楚皖一体”战略格局。这三件事对后来曾国藩的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江忠源这时是报了曾国藩很大的恩的。因为这时的江忠源已今非昔比，一年之中完成清代绝版的“五级跳”，已官至巡抚，品级超过了曾国藩。江忠源帮助曾国藩主要体现在：一、帮建“湘军”。曾国藩想建立自己的武装，是江极力向朝庭争取到的合法番号“湘勇”，才有后来的“湘军”。二，力主建水师。后来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筹码和决胜点就是水师，江忠源的先见之明让曾国藩受益非浅。三，为曾国藩顶住了太平军的第一波冲击。当时南方战场的主将是江忠源，他以惊人的军事天才以区区“楚勇”守住了桂林、长沙、武昌、南昌等大城市，为曾国藩练军和完成军事部署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至于江忠源被围安徽庐州之死与曾国藩有无关系，史学界存有一定争议。但仔细研究史料，可以肯定与曾国藩无关，理由是：一，无力去救。当时的曾国藩还只是个“空头司令”，湘勇、水师均还在招募、筹建之中。江忠源被围令咸丰帝都坐卧不安，竟发出了清代罕见的圣旨“庐州可失，而江忠源必不可死”，并屡发谕旨要曾去救江，曾以冒杀头之罪直言“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可见实在是爱莫能助。二，无法去救。江忠源之前对太平军犯下了“血债”：蓑衣渡一战，太平军几乎全军覆没；永安六王就有两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死于江忠源手上。这次洪秀全不惜一切代价要报仇雪恨，将庐州城围成铁桶般严实，连江忠源的亲弟弟江忠浚有近两千“楚勇”离城只有五里都无法杀进去。三，庐州是座空城，几无兵可守，且此时江忠源已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了。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曾国藩确实无能为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庐州城破，好友江忠源投水自尽，应验了他“当以节烈死”的那句预言。

　　江忠源死后，清庭将“楚勇”和“湘勇”合二为一，成立“湘军”，交由曾国藩挂帅，自此曾国藩才正式挑起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担”。曾国藩对江忠源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他向朝庭为江忠源及其家属奏请了很多封赏，亲写了《江忠烈公神道碑》和挽联，联曰“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