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作为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主要领导者，在组织和发动武昌首义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孙中山曾将其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并明确指出“辛亥武昌发难，公功为冠”。本文认为，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的为冠之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湖北新军革命化改造中的杰出历史贡献。一、蒋翊武对清末新军革命化改造的
杰出历史贡献
（一）使湖北新军成为湖北新军最高的军队
1909年秋，蒋翊武怀着运动新军发动革命的明确目的，与刘复基一道来武汉，先后加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并在实践中成长为湖北新军中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湖北新军的革命化改造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他领导的文学社成立仅半年就由最初的800人发展到3000多人，成员遍布湖北新军各部。尤其是在蒋翊武以革命大局为重实现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以后，湖北新军加入革命组织的占1／3，同情革命的占1／3，与革命为敌的只有1／3。这就为实现将原本属于清王朝维护者的新军转化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是身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抬营主义”理想的实现。
蒋翊武为首的革命党人将湖北新军改造为全国革命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为武昌成为全国首义之区创造了最为关键的条件。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一度蔓延着失败情绪。孙中山等人认为推翻清政权尚须等待数年时间。1911年5月底，谭人凤初来武汉，“因知新军运动，文学社已奠基础，极为惊讶”，同年7月底，在讨论组织中部同盟会时，谭人凤又主张发动起义应“从武汉着手”，“那边新军运动，很有基础”。谭是黄花岗起义的亲历者，知道发动新军进行武装起义的深浅，以上两个材料表明湖北新军革命化改造的满意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
使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全国新军中革命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与文学社和共进会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文学社的功绩又是主要的。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通过详细的资料考证和对比，从新军中的组织建设工作、军界所发展的革命势力、武装起义的筹备情况、参加起义的经过等四个方面论证了“论功，文学社应居首位”。此外，武昌首义后一两天发生的阳夏光复，文学社的功绩更是无须争辩；四川资州反正，湖北施、鹤反正，荆、襄、郧、安的收复，九江、镇江的响应，文学社也功勋卓著。
（二）以新军为基础准备了细致周到的起义计划在对湖北新军的革命化改造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基础上，以蒋翊武为首的革命党人准备了细致周到的起义计划。1911年8月，蒋翊武主持制订了起义的详细计划，该计划的最大特点是以士兵代表制度为基础明确了各个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9月24日，在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席会议上，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读起义计划，会议通过了该计划并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正因为有了细致周到的起义计划，所以在起义总指挥部意外遭到破坏，起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最终按照蒋翊武事先主持制定的计划发生。将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二团体联席会议上通过的蒋翊武主持制定的起义计划，10月9日蒋翊武以总司令身份发布的起义命令，10月10日起义实际行动作详细比较，就会发现：“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因此，“起义前下达的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
关于谁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争论，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打响第一枪的是城内的第八镇工程营，但早在1936年，就有胡祖舜在汉口《中西报》上撰文坚称，首先发难者不是城内的工程营而是城外的辎重队。尽管曾出现相当激烈的争论，但“争论双方都承认”，是“按照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的起义司令部制定的起义计划行事的”。首义时的革命记者蔡寄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余谓城内为工程八营先放枪；城外为辎重一营先放枪。两处都是自动的争先，无分乎谁先谁后。”经过学术界的详细考察，从时间上看，首先动作的是城外的辎重队，但由于远在城外，该队纵火释放的起义信号并未引起其他部队的响应；工程营仓促发难后，“各标、营、队均仍按作战命令同时动作”。从带动整个武昌起义的发动来看，第一枪应该属于工程营。因此，时人有评价曰：“首动尾应，一唱众从，推翻专制，建立民国者，幸有此计划周详之命令存焉。否则安能收按步行动之效乎？”
从军事策略的角度分析，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蒋翊武事先主持制定的起义计划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蒋翊武主持的起义计划中，除了各部队的具体任务分工明确之外，“工程第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被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以此为核心的起义计划体现了“扼吭拊背”的策略。“由于体现革命党人扼吭拊背谋略思想的起义实施计划早已被各标营代表所熟知，因此，起义枪声一打响，各营区的革命新军战士不约而同地冲向和占领军械库、总督署、藩署和八镇司令部。”这一策略是武昌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党谋略及其运用的“最精彩的一笔”。
二、蒋翊武与湖北新军“自下而上”的改造模式
蒋翊武对清末新军革命化改造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他丰富和完善了湖北新军“自下而上”的改造模式。这种模式与当时同样以新军运动成熟而著称的广州新军的“自上而下”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在武昌首义的发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两种新军改造模式简介
“自下而上”运动新军的模式主要出现在湖北。该模式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栖身士兵行列，在其中发展革命组织，广泛而有效地开展革命宣传。对于中高级军官一般不予发动，甚至于对一般正、副班长之类的下级军官加入革命团体都是非常慎重的。革命者在士兵中横向地开展活动，迅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动摇反动军事机器的基础，然后，依靠新军下层发动起义，带动或逼迫新军的中上层参与起义。该模式最先源自于吴禄贞，经过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近十年的发展。尽管日知会时期曾以发展中下级军官为中心，但从群治学社时期开始吸取教训，专心发展下层士兵。从群治学社到文学社该模式逐渐发展成熟，蒋翊武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历史作用。
推动“自上而下”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赵声。从1906年初开始，赵声先后在江苏、广东新军中任职，作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发动工作，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新军改造模式。这就是以新军中级军官为核心，以下级军官为骨干，自上而下地对新军士兵进行思想改造，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赵声始终是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善于运动新军的能手，如熊成基、倪映典等人。熊成基于1908年11月发动了著名的安庆新军起义，在赵声的统筹领导下倪映典发动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赵声与黄兴一起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
（二）两种新军改造模式的效果比较
1.“自下而上”模式易于发动，难于维护。“自下而上”模式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发地发动起义，这可从武昌首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成于意外”而得到证明。但是，起义成功后，由于革命党人大多军职较低，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和核心，因此，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发生内耗，革命果实为黎元洪等旧官僚窃取。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起义前总指挥部遭破坏，蒋翊武等领导人无法亲临现场有很大的关系，但军中革命党人普遍军职低微，起义发动后难以形成有威信的军事领导核心也有重大影响。据熊秉坤回忆，起事的几支新军队伍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他以总代表的名义发布命令，但命令发完了后，“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汪长林带左队队官吴兆麟来，众兵无不喜形于色，欲戴为总指挥，熊即召各队代表集合会商，多数不以为然，但为发挥全军攻击精神起见，不能不随兵士之愿，即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视地位”。后来，当张振武等奉劝吴兆麟为都督时，吴自度“资望太浅，即以湖北军队而论，多数尚未响应，而带兵官位居我上者，必不肖服从。即与我同级者，亦未必悦服”。
2.“自上而下”模式难于发动，易于维护。在赵声等人的积极引导之下，广东新军的大部分士兵都具有革命倾向，但是由于在革命士兵基层缺乏中坚力量，平时的发动工作是自上而下的，从而在起义发动过程中对领导核心赵声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在清政府对赵声等人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一旦赵声等人不能亲临现场，起义就难以有序爆发。然而，由于有军事领导权威的存在，一旦起义成功，则有利于巩固起义所取得革命成果。赵声是广东新军中极富个人魅力的中级军官。据当时的陆军小学学生陈铭枢回忆：“赵不仅使全校师生倾倒，也受到新军的普遍崇拜。当时广州军人在各种集会上，林曾、罗炽扬都异口同声地夸谈赵声，开口‘赵伯先’，闭口‘赵伯先’，甚至有人说成‘我们的赵伯先’。”正因为如此，尽管黄花岗起义失败了，但事后还是有人指出：“伯先不死，必能主持北伐大计，回师以窥中原。”
（三）蒋翊武对新军“自下而上”改造模式的具体贡献
1.强化组织愿景。蒋翊武特别重视文学社的组织愿景建设。他主持制定的社章“不仅强调从出身贫寒的下层群众中吸收社员，而且严格入社审查，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能加入”。以上这个字数并不多的规定，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蒋翊武强调在下层士兵中发展力量，从组织愿景的角度而言，这很好地解决了文学社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依靠力量问题，同时又强化了“自下而上”模式的基础；二是要求加入者“确是与本社宗旨相合者”，又保证了加入者与组织意愿的高度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战斗力。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是，过去我们对于武昌首义在群龙无首情况下的“成于意外”，只关注了武昌新军中加入文学社的人数，而忽略了加入者的质量，也就是他们“确是与本社宗旨相合”的革命同志。如果湖北新军中没有一大批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武昌首义是难以“成于意外”的。
2.创建核心制度。蒋翊武还有效地开展了组织架构和组织制度建设，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发展和完善了士兵代表制度，并使其成为湖北新军“自下而上”改造模式的核心制度。“振武学社成立一月，蒋翊武乃利用星期假日，召集各标营代表20余人在蛇山抱冰堂开秘密会，制定标营队各代表负责公约规程。”尽管与这一制度相似的做法此前在革命组织中出现过，但真正形成制度并充分发挥作用，却是在蒋翊武的卓越领导下完成的。这项制度的优势是“一旦爆发革命，代表们可以按照干部会的指示，像军官指挥士兵那样去指挥他所在部队的同志”。士兵代表们成了组织的核心，形成类似于总委员会的干部集团，不仅成为了革命组织的决策机构，也是组织基层的领导核心。士兵代表制度后来为共进会所借鉴，带头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共进会会员熊秉坤即是工程八营总代表，从熊秉坤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工程营之所以能打响第一枪，该项制度发挥了不可缺少的支撑作用。
3.建立宣传阵地。蒋翊武领导文学社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革命宣传活动，比如：放映幻灯、吟诗联句、讲故事、做游戏等。但是，蒋翊武在宣传工作方面对湖北新军革命化改造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大江报》打造成文学社的机关报，将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有效结合起来，并使该报成为士兵心目中“反对官僚腐败最有利的武器”，文学社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大江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百年前，作为一个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始终紧紧地控制着一家报纸，并把它看成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在海外的孙中山等少数人外，在国内当属蒋翊武。《大江报》的成功使文学社在革命宣传上占据了一块高地，形成了居高而下的势能。
4.明确发展战略。在领导文学社扩大革命力量时，蒋翊武除了注意薄弱环节和重点对象两个重要组织发展战略外，还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学社成立之初，蒋翊武便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即“首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会员。扩大范围为要，号召同志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第二，蒋翊武不仅注意做新军的革命发动工作，而且注意在新军以外发动群众。文学社社员遍布于湖北军、政、学、商界各单位，辖区自省城武汉以迄河南信阳等地。文学社成立的时候，正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当时武汉地区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因此，上述策略与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是相符的。
三、蒋翊武为新军革命化改造作出杰出贡献的原因
（一）早期革命斗争中的经验积累
1.西路师范学生运动中的经验积累。20世纪初，蒋翊武就读于常德西路师范，是该校进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该校校外有一“启智书局”，“专贩卖港、沪出版之新书，累架甚富，任人取阅，业务兴盛”。西路师范的学生，“每于课余之暇，群集书局，口诵心惟，耳濡目染，参透感悟之后，酝酿成为叱咤风云进步思想”。他们经常在学校幽静的音乐教室集会，后为监学查禁，又在校外祗园寺设立秘密机关，“存放各种排满革命之书报，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洞庭波》、《浙江潮》等，分途密卖”，秘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其后，校方在清政府授意之下，严密监视学生的言行，视线集中于蒋翊武等学生领袖身上。然而，在蒋翊武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进步学生与监学双方，“彼此监视，终因学生人多，消息灵通，监学人少，鞭长莫及”，因而学生的秘密革命活动始终未被发觉。西路师范的学生运动是在督学严密监控之下秘密进行的，这段经验对于领导屡遭破坏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组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至少，我们不能忽视其影响。
2.反清武装斗争中的经验积累。赴武昌运动新军之前，蒋翊武先后参与华兴会长沙起义、马福益洪江会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武装反清斗争。前两次起义主要是发动会党参与起事，后一次起义的组织分工中，蒋翊武“负运动新军责任”。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其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使蒋翊武认识到，“戊申（1908年）以前各次起义之失败”主要是缺乏革命依靠力量，而发动会党起义是不可靠的，“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运动新军举行反清起义，蒋翊武并不是最早的，但由于他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对于发动新军的认识相对比较深刻。此外，蒋翊武能主持制定一个细致周到的起义计划，使武昌首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一举取得成功，与其多次参加武装斗争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3.办理革命报刊的经验积累。蒋翊武早年曾在上海深度参与《竞业旬报》的办理。《竞业旬报》是革命组织竞业学会的机关刊物，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对外声称“振兴教育，提倡民主，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实际上这都是“门面语”，该报“骨子里是鼓吹革命”的，“专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宣传排满革命，抨击改良立宪。这段经历为蒋翊武以后通过创办报刊掌握革命舆论阵地，将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准备了经验。其后，蒋翊武在武昌参与编辑和发行的《商务报》就“佯称以‘沟通商务’为宗旨，实则为革命作鼓吹”。在创办文学社时，又总结此前屡屡引起官方注意致使组织发展受挫的教训，“以研究文学为由，更名文学社”。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了人的能力。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蒋翊武的革命经历是比较全面的，不仅如此，蒋翊武还是湖北新军中少有的几个同盟会会员之一，参加革命的这些经历和经验，使其具备了成为革命组织主要领导者的基本条件。
（二）对湖北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握
1.明于度势，选准湖北新军。湖北新军最大的特点就是“秀才当兵”，军中的知识分子比重很高，这是包括北洋在内的各地新军所不及的。1905年，一次在黄陂招募的新兵，“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新军第32标中，知识分子“即占百分之二、三十”。这些知识分子不少入伍之前读过反清著作，对现实不满并富有“种族思想”，通过深入开展革命教育，就能很好地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蒋翊武在邀刘复基同赴武汉进行革命时曾说：“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日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如前所述，经历了几次反清武装斗争的失败以后，蒋翊武认定了只有发动新军反正才是正确的道路，但哪里的新军才是最理想的对象呢？湖北新军中“多志士”的判断是蒋翊武选择在武昌运动新军的关键原因。蒋翊武关于湖北新军的信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老同学黄贞元，二是来自同乡好友杨载雄。其中，黄元贞1905年就投入湖北新军，深知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蒋翊武对于湖北新军中“多志士”的判断基本来自黄、杨二人。蒋翊武选择武昌，主要不是因为地域接近或者有人脉资源，而是看到了湖北新军“多志士”这一有利于革命发动的关键优势，这正是蒋翊武自1907年返乡以后，经历两年多闭门思索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蒋翊武选择赴鄂从军，是明于度势的结果。
2.勇于借势，推动反清洪流。1905年清政府开始废除科举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官僚或家庭环境较好的知识分子选择出国留学或者进入新式学堂；“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被迫参加新军“寻找出路”，但他们入伍后不仅在政治上未找到出路，而且在经济上处境艰难。政治上，他们大多数最初还是想从这个途径出国留学或升为军官。张之洞先前派过一批人出国留学，也办了陆军小学堂，吸收知识分子士兵入堂学习。但后来不仅未派新军出国留学，就是陆军小学的一千五六百名毕业生中升为下级军官的也不及一百人。新军中的“军官都由上级派来，一般当兵的没有升任的希望”，“绝大多数的士兵，只能终身充当士兵”，士兵对此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的思想，都已埋藏在每个士兵的脑海中间”。经济上，新军士兵薪饷本极低微，加上层层克扣，所剩无几，镇统张彪“吞蚀军款百万有奇”，协统、标统全是“花天酒地，广置姬妾”，大肆克扣军饷。因此，有人入伍后，只好忍痛弃家不管。《六十谈往》一书的作者胡祖舜就曾有过这样悲痛的经历。
政治上的无望和经济上的艰难，又因为新军中的官兵矛盾和民族矛盾而更加尖锐。新军中的官兵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军官对于士兵可任意罚跪、杖责、开除，另一方面也经常有士兵的暴力反抗。1911年9月24日，武昌南湖炮队发生的兵变就是由于官兵矛盾积累造成的。工程八营打响武昌首义的第一枪，也是由于官兵矛盾直接导致的，事发前“熊（秉坤）将子弹自留六粒，各队代表各三粒，平时胆大与长官有恶感者各发两粒”。新军中的满汉矛盾也比较突出。“陆军受满籍者，双粮双饷，大官好缺，均授满人。”军政大权完全为瑞澂、铁忠、连甲等满人掌握，他们在鄂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深为汉族士兵所痛恨。新军士兵中的知识分子多“富有种族思想”，这种思想与接触到的现实结合起来，必然产生对清政府的憎恨。
蒋翊武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的发动工作，很好地把握了湖北新军中内部的主要矛盾。他勇于借势，在湖北新军中推动反清洪流。蒋翊武所创办的《大江报》，时常揭露新军军官的腐败和新军军官对士兵的虐待。比如：第29标统带李襄邻克扣士兵军饷，被《大江报》揭露出来，引起普遍关注，迫使他的上级将他革职查办。“军中官长畏日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文学社的组织建设也随着《大江报》的日渐受欢迎而不断发展壮大。蒋翊武在革命宣传中也注重利用民族矛盾。比如：有人回忆蒋翊武在士兵中曾如是演说：“本镇各标营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之上……本标第一营旗兵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高人一等。”
3.智于造势，积极开拓创新。自吴禄贞等人最初确立发动新军的革命方针以后，湖北革命组织虽然屡遭挫折，几经演变，但是运动新军的方针始终未变。在湖北新军中从事革命发动工作的资历比蒋翊武早的大有人在。然而，蒋翊武自1909年到武昌以后，在两年的时间里就成为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主要领导，既是时势造英雄，更是英雄造时势。如前所述，蒋翊武早期比较全面的革命经历使其具备了担当革命组织领导者的条件。从1909年10月赴鄂到1910年10月，短短一年时间，蒋翊武就开始主持振武学社社务，与其自身的革命经历和活动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被选为文学社社长之前，蒋翊武“已经被证明是一位能干的领导人”。蒋翊武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创造性地丰富和完善了“自下而上”运动新军的模式，为武昌首义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蒋翊武不仅将个人的经验与革命党群体的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将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难能可贵地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些包含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思想水平的做法，比如：对新军以外的革命群众的发动。他除了前述之在政、学、商各界发展革命势力外，还亲到潜江一带饥民中进行革命发动，并曾派人到信阳等地发动学生、工人与农民。又如：士兵代表这种深入基层的工作制度含有“民主”的色彩，“有某些列宁主义的工作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