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清廷爆发了由官制改革引发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对清末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该年为农历丁未年，因此史家将这场政治风波称为“丁未政潮”。政潮涉及当时朝中两派重要的政治势力——奕劻、袁世凯集团与瞿鸿禨、岑春煊集团，皆为清末政坛上赫赫有名的要员。这次政潮始于1907年4月，终于同年8月，历时4月有余。是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亦是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枢机。

　　一

　　瞿鸿禨，字子玖，号止盫，湖南善化人。1871年（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初年，大考名列第一，擢为侍讲学士。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年升为内阁学士。先后出任福建、广西乡试考官及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四省学政。光绪二十六年因荣禄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命之前往陕西行在供职。“命直军机，兼充政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鸿禨为尚书。”

　　时庚子国变不久，朝野人士鼓噪立宪。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则使立宪呼声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势下，慈禧在召集大臣时终于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1906年6月，清政府派出的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端方等先后返京，向清廷汇报考察情形，奏请实行君主立宪。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宪政，首先着手的即是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实为最敏感问题，牵涉着众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中央与奕劻“深与接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执朝政。”遂授意官制编制馆拟订了一个以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各部大臣同为内阁政务大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冀以内阁代君主，可总揽大权”。“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然这一议案旋即遭到了以瞿鸿禨和岑春煊为首的反对。

　　岑春煊因庚子事变勤王有功，得慈禧宠信。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都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机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

　　其时，西太后征询瞿鸿禨对责任内阁方案的意见，瞿进呈说帖，称军机处“立法精密，实为千古所无”。并指出“今中国官民程度俱有未及，议院未能遽立，地方未能自治，而先行立宪之官制，其势必多格”；“惟各直省地方风俗之不齐，人民知识之未浚，措手不易，格必多，有不仅如各省督抚所患人才难得、款项难筹者”。此语正中西太后下怀。

　　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采纳了瞿鸿禨的“保留军机”方案，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和瞿鸿禨二人。改制之后，袁世凯亦被迫辞去八项兼差，所练北洋六镇中也有四镇被收归陆军部管辖。

　　此第一回合中，庆、袁所主持的修订官制案被瞿鸿禨所扼，奕劻和袁世凯在和瞿鸿禨的暗斗中落败。瞿、袁的矛盾公开化。其时的局面，知情者讲得很明白：“官制命下，中外盛传，中朝将仿行内阁制，逮奉军机一切照旧毋庸复改内阁之谕，已疑公（瞿）实主持。又故事外务部尚书必以军机大臣兼充，公得独留枢垣，势已孤危。”

　　二

　　岑春煊的进京拉响了倒奕大参案的前奏。据《乐斋漫笔》：“丁未正月十九日，（岑）奉旨调补四川总督，毋庸来京请训，知仍出庆、袁之意。……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时，电请顺道入觐，不俟俞旨，径乘京汉车北上。抵京之日，即奉两宫召见，温谕有加，并详询年来病况，命在京休息，以备续有召对。……”

　　同年四月，袁世凯给两江总督端方的密信透露岑春煊的进京实出瞿之安排。袁信云：“大谋此来，有某枢暗许引进，预为布置台谏。大谋发端，群伏响应，大老被困，情形甚险。……”此信中的“大谋”，指春煊；“大老”，指庆王奕劻；“某枢”，则隐指瞿鸿禨而不名。由此可知，岑春煊之借口“入觐”，突然北来，及在面对时即痛斥奕劻之贪庸误国，都是瞿鸿禨所一手策划。其后岑春煊面劾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案与赵启霖奏参段芝贵与奕劻、载振父子的杨翠喜案，虽无瞿鸿禨直接参与，但均于幕后为之筹措、布置。

　　然此一回合，纵瞿、岑方有所斩获，然终是未能撼动庆、袁派的势力。看起来是瞿鸿禨与岑春煊完胜，但事实上若如此尚不能动摇庆、袁地位，则瞿、岑二人已面临重大危机。

　　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

　　6月16日，“薇孙（按即恽毓鼎字）受奕劻指，以‘授意言官’劾退瞿相国鸿禨，时论非之。”恽毓鼎上疏奏劾瞿鸿禨，据说疏稿出于袁党人物杨士琦之手。次日，瞿被开缺。丁未政潮以瞿鸿禨、岑春煊集团的惨败而宣告结束。

　　三

　　关于瞿鸿禨被开缺一案，《清德宗实录》中记载的谕旨称：“光绪卅三年五月丁酉，谕内阁：恽毓鼎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一折，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瞿鸿禨久任枢垣，应如何竭忠报称。频年屡被参劾，朝廷曲予宽容，犹复不知戒慎。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瞿鸿禨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

　　然随后奉旨查办的大学士孙家鼐、陆军部尚书铁良上复疏，却不能为恽毓鼎证实瞿鸿禨的罪名：“臣等反复推求，恽毓鼎所奏虽出有因，尚未能遽定此案虚实。开张报馆，未有不欲售报之多，则假一有势力之人以张其消息灵通之效，报馆积习，大抵如此。谓曾广铨汪康年借瞿鸿禨之势力在外铺张，恐所不免；瞿鸿禨择交不慎，防闲未能周密，或亦有之；若云用人行政大端，敢于预为泄漏，恐瞿鸿禨断不致糊涂至此。如以平时偶有往来，即指为暗通消息，似尚未为允协。”

　　由此可见，瞿鸿禨被斥逐放废，所谓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理由在当时即被认为是靠不住的。

　　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而庆、袁深知慈禧心理，故5月28日奕劻上朝独对时，便指出瞿、岑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推翻大老（奕劻），排斥北洋（袁世凯），为归政计。”“所谓忤太后旨者，殆指鸿禨有密请赦还戊戌党人事，实则奕劻借此以媒孽之，谓欲翻旧案，图谋归政，适中慈禧之忌耳。”

　　四

　　纵观丁未政潮全局，笔者有如下一些想法：

　　其一，丁未政潮极大地削弱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尽管瞿鸿禨和岑春煊是以为立宪制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为名而对袁世凯、奕劻大加挞伐，但仍应该看到的是，即使是“浊流”一边的袁世凯、奕劻亦同样是支持新政、赞同立宪的开明官员。事实上，当瞿、岑把矛头直接指向庆、袁的贪污腐败，想借此获得朝野人士的支持的时候，他们所没有看到的是清廷皇族比之于北洋实更为反动。故尔，无论政潮以哪一方的胜利为结束，均是对朝廷立宪派力量的重大削弱，亦将从根本上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

　　其二，丁未政潮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了基本格局。早在新政之前，就有刚毅造“汉人强，满洲；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口诀，排汉之精神，已深藏于满洲亲贵之心中而牢不可拔。至此时，从表面上看北洋派似乎获得了最终胜利，但事实上慈禧对北洋的猜忌日深，并于政潮前后开始扶满排汉。早在官制改革中，她就打破了以前满汉堂官平列的旧例，并开去了袁世凯的八项兼差。瞿氏开缺后，她又使载沣入军机，以至满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然而政潮中，清廷内部立宪力量的削弱及满族亲贵的补入，给预备立宪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而清末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丁未政潮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就瞿鸿禨本人而言，政潮后他即淡出政坛，不再过问实际政事。综其一生，瞿鸿禨本人风节峻厉，操守廉洁，完全不与当时的腐败政风同流合污。柄政之日，更希望竭尽所能，改造政治环境，为国家开创新的机运，虽然所愿未遂，而其志向极可钦佩。

　　然另一方面，很多事情看起来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当中：有时候一个好人对社会进步未必有帮助，而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却无意中促成了制度的变革（虽然未必是出于公心）。譬如说奕劻，他是贪官，但他也做出了中国政治结构转型的努力；而瞿鸿禨，不能说他不清廉刚正，也不能否则他同样是热心新政、赞同立宪的开明官员，但他却顽固的抵制了官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固然他的出发点不错，其所作所为却依然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