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13年开春，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举。新一届国会大选业已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此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问鼎总理，势不可挡。恰在宋教仁北上之际，却不幸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政党领袖身体的消亡，注定演化成政治事件乃至于军事斗争。这看起来像是1913年事变逻辑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民国呈现出一片溃败之势。
但问题在于，“刺宋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疑问。到底是谁主使刺杀宋教仁，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仍是一个不断被争议的话题。而吊诡的局面，却在1913年并不清晰的“事实”上出现了。刑事案件演化为政治攻伐，进而上升为军事斗争，从而改变了历史航道。
从这个角度来立论的话，刺宋案案情本身，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何种动因会聚到了宋案之上，并且由此导致了大分裂乃至于大败局。
刺宋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从上海赴京。
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全胜。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如不出意外，将北上组阁，成为政府总理。时年，有十年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正处而立之年，组阁之夙愿得遂，正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十余天前，宋氏登杭州之南高峰，看钱江潮起潮落，做诗言志，抒胸中之意，称此时之心态，似“竞上高峰”“欲挽强弓”以成政治伟业。
晚10时许，宋教仁与送行的人抵达沪宁车站。车站有专为议员而设的接待室，宋教仁与送行者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一送行人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想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宋教仁腰部。随后又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响，显然没有再击中人。
按照于右任的回忆，此时他正在议员接待室与友人叙话，见接待室中没有宋教仁与黄兴，以为二人已上火车，忽然听见枪声，知有异变，急忙往前查看，见宋教仁倚靠在检票口的铁栅旁。宋教仁痛苦已极，口呼叫“吾中枪矣”。于右任、黄兴等一面安排追捕凶手，一面派人借汽车，送宋教仁前往沪宁铁路医院。当时诸人欲先护持宋教仁，而车站警察也不知去向，凶手竟扬长而去。
一位目击者后来向警署报告称，枪手“身材矮小，着黑色军衣”。当时目击者称，凶手开第一枪命中宋教仁之后，即匍匐于地，随后左右连开两枪，用意为吓唬追捕之人。
另一位目击者当时看到一人自地上爬起来，从月台往外狂奔，中间连跌两次，终于消失在车站之外，该目击者还注意到，当时车站没有巡警，并且案发前一直在水果摊前的两个男子，也神秘消失。
宋教仁送医院后，医生Dr.Culpin（格尔本）断定宋之生死，需四十八小时后再做判断。随后黄兴至医院，按宋教仁口授致袁世凯遗电，语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22日晨，宋教仁逝于上海沪宁车站医院。
宋案发生、凶手未逮捕之前，舆论界对于此事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起。《民立报》当月23日刊文即指出当日社会舆论对于宋案的混乱：
对于此事之评论，则无不以刺客为受人指使而来，灼然共见。其议论中约略可分为数派：有一派谓发生于党争者，国民党于议院既占优胜，又主张政党内阁，权利关系，遂有他党生出龌龊之感想，致产生此凶残之手段者；有一派谓议员有定昨晚北行者，因宋先生被刺，立即至车站、船埠取回其行李，视宋先生伤势如何，以确定其趣旨者；有一派谓此系宗社党所指使者；又一派谓此意外事，与总统问题极有关系者；又有一派谓宋先生系极有力之政治家，其北行之职，志在调和南北，反对党之加害宋先生者，正以害国民，自此南北统一之希望，益陷于渺茫之境者；又有一派谓国民党失一宋教仁，将有百宋教仁出，前仆后起，以从事于建设事业，经此一打击，国民党或可益加振作，且打消其从前之暮气者，云云。
这些猜测，虽然互不统属，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是相通的。其一，宋教仁遇刺，不是个人私怨，而是政敌的龌龊手段。其二，宋遇刺，将是民国政治的一大危机，关涉议会、内阁、总统、南北调和乃至国民党改造等等民初政治中最大的问题。
就在宋教仁遇刺次日，国民党就得悉，刺客名为武士英。23日，英租界巡捕就捕获了武士英幕后主使、上海青红帮的首领之一应夔丞。而随着线索越挖越深，案件直接牵连内阁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宋案的漩涡越卷越大，果如案发之初议者所言，民初政治遭遇了严重危机。
刺宋案第一环节：刺客
武士英是被摆在刺宋案前台的小人物，同时，又是辛亥后政局冲击的游荡“兵痞”。
刺客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贵州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南方军队大规模裁员，他就流浪到了上海谋食。
武士英所住六野旅馆旅客供称，武在上海，相当狼狈，“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又有报道称，武士英“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总之，这名被裁撤的前滇军管带在上海相当不得意，坑蒙拐骗，无所不为。
南方军人在辛亥之后不得意，武士英不是个案。民国元年（1912年），南北议和成功，随后南方裁减兵员数十万人，却没有办法妥善安置。士兵如何复原，成了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兵士，在辛亥年，或多或少曾为革命出过力，也对革命功成之后分一杯羹心存幻想。然而，革命之后，非但未有获利，反而被裁汰，混迹社会，又没有谋生的办法，难以立足，讨口饭吃尚且不得。裁兵而成兵痞，对社会不满之心态，正可为人利用。同时，因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素有军事训练，身手敏捷，也正是刺客的最佳人选。
据事后《民立报》报道武士英供词，武士英杀宋教仁，完全是受人（应夔丞）利诱蛊惑。武士英的供词中，关于宋教仁所属的政党（国民党），并不了解。不过他对作案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之所以杀宋，是因为“名利双收”。“名”指的是入共进会之事，而“利”则是应夔丞许诺事成之后的一千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青帮红帮公口三帮）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而应夔丞正是共进会的首领。入共进会，对武士英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保护伞。而一千大洋，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资，对落魄的武士英来说，这个诱惑也相当大。
以民初武士英这样的边缘人物，根本无缘得知宋教仁的行踪，也没有能力独立策划刺宋这样的大案。刺宋元凶，据武士英的初供、在应夔丞家查获的手枪和来往密函，直指应夔丞。
那么，雇凶杀人者应夔丞又是什么人？雇凶目的何在？
早在《民立报》报道的查抄应夔丞家之时，就注意到了应夔丞府第不同凡俗。应府在新北门外文元坊，有房三十余间，甚为豪阔。府门有两块牌子，分别为“江苏巡查公署”与“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
私人府邸，同时作为两个机关的衙署，说明应夔丞身份不一般。在后来的一系列报道中，应夔丞本人奇诡的身世经历，也变得逐渐清晰。
应夔丞，原名应桂馨，字夔丞，四十九岁，原籍浙江宁波人。应其人，外观壮伟，出手阔绰，善于逢迎交际，有文化功底，中西文略窥门径。应夔丞早年家底颇丰，因游手好闲，又染上烟瘾，整日沉迷鸦片馆，家道由此败落。因缘际会，应夔丞在鸦片馆认识了清末上海帮会中最重要人物的范高头。凭借处事圆滑狡黠的本事，应夔丞为范高头所欣赏，并提拔为得力助手。范高头为清末帮会最为著名人物之一，其帮会主要从事贩卖鸦片、开设烟馆，最盛之时，下辖数千成员。范高头本人，出道之前，为沪上一船夫，未入帮会。故应夔丞拜著名青帮头目李征五为师，排号“大”字辈。
青帮排辈，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二十四字代代相传。至清末，随着青帮上一代“理”字辈的纷纷过世，“大”字辈已属青帮中辈分最高的人物。时在法租界独霸一方的黄金荣，因未入正式帮会，自称“天”字辈，意为比“大”字辈更高一级。而下一代青帮领袖人物杜月笙崛起于1910年代，其辈分不过是“悟”字辈，与“大”字辈还差一辈。
应夔丞协助范高头打理帮派事务，在清末青帮中获得了较高的辈分，这成了他后来屡次起伏的帮会资本。后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成员在冲突中因杀死官兵，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久范被拿获正法，其党羽也四散逃匿。
应逃避了一段时间，恰逢山东赈捐，遂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后又因贪污不法事，弃官逃走。遁迹一年之后，应夔丞因通洋务，得了河南一官员的欣赏，改往河南省办差。不久又因为大肆招摇，为同僚忌惮，遂查应在上海不法事。应不得已，又挂冠回宁波，旋又因侵占宗族公祠公产，引发同族公愤，重回上海。
辛亥革命前，应夔丞入同盟会，与陈其美往来密切。同盟会向来重视利用帮会力量闹革命，在资金与人力上，都对帮会有所倚仗。陈其美之所以能在上海站稳脚跟，更与帮会的支持大有关系。应夔丞在青帮中地位高，又广有产业，自然成为陈其美最信得过的帮会成员与得力后援。应夔丞家新北门外文元坊遂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的一个据点。据称辛亥革命前，于右任也长期住在此处。辛亥革命中，率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就有青红帮组织的敢死队，据称应夔丞也曾组织敢死队为陈其美效力。革命成功之后，同盟会一方的陈其美与光复会一方的李燮和发生总督之争，青红帮势力再一次襄助陈其美，使其夺得上海都督之位。
应夔丞积极参与革命，自然并不是做赔本买卖。革命之后，陈其美视应夔丞为左膀右臂，任命其为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孙中山赴上海，也由应夔丞殷勤招待。后应夔丞扈从孙中山入南京，担任护卫队队长，随后改任庶务科科长。因终究不脱帮会作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应夔丞解职返沪。1912年7月，应夔丞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召集长江上下游青、红、公口三帮，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充会长。9月，应夔丞入鄂活动军队发动兵变。鄂省兵变失败，副总统黎元洪通电缉拿应夔丞，获即正法。应又返回沪上，随后结识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经洪述祖与陈其美的多方疏通，得江苏都督程德全转圜，注销通缉，并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
应的这份履历表之大起大落，好比过山车，让观者应接不暇。前清之际，敢随范高头以帮会之力挑战清廷，又勾连革命党人以敢死队攻击清廷衙署，民初之后，煽动党徒四处活动，甚至于挑动兵变。处在黑白两界，数跌数起，应夔丞这类奇诡人物的生存技巧，也只有处清末与民初国家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才有可能立足。不过，应夔丞数度颠仆背后，始终透露出一致的消息：帮会与政权之间的多重关系。
作为前清青帮“大”字辈的大佬，应夔丞在乱纪违法的同时，也有反对清廷的一面。但应的反清，是为“乱”而反，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念。而革命党人（陈其美）利用的，恰恰是应夔丞的青帮势力，以此造反。不独上海如此，帮会势力参与革命，甚至主导革命，是辛亥年革命的一大特色，四川、山西的哥老会，云贵的公口、上海的青红帮，都是革命中重要的力量。但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帮会势力参与革命，并无建设心态，要的是在革命之后进入政权分一杯羹。但其作风，又难以脱离帮会人员本色，其参与政权的结果，又往往声名狼藉、民怨沸腾。以贵州公口为例，贵州革命后公口林立，会党“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政权匪势混而为一”“一家不入公口号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詈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官长兵弁四行奸淫，省垣受害之人总在千家以外，凡属良家妇女不敢一出户庭”。会党势力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猖獗，终究不过是一时。南北议和之后，国家内战分裂危机在形式上获得了解决，帮会势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新政权一旦稳定，就调转枪口，扫平会党势力。仍以贵州为例，唐继尧在贵州一天之内，就“枪杀帮会分子200余人”。
应夔丞在革命后，受陈其美重用。甚至一度担任孙中山卫队长，高度接近中央权力。但应的江湖作风，却使其无法立足。据称，应任孙中山卫队长，动辄颐指气使，甚有动枪胁迫他人的举动，孙不得已，改任其为庶务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应顺势被解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应夔丞组织“共进会”，是要将帮会力量改造成新型的政团，以避免与政府正面冲突。该会曾在《民立报》上刊出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
1912年9月，新政权发布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打击帮会组织，共进会也在其列。同月，共进会首领之一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文为会党求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10月，浙江与江苏两省严令要求解散会党。江浙，为共进会重镇。共进会备受压力。而在此时，原与帮会势力在革命一端有合作关系的革命党人对其却不理不睬。于是，应夔丞不得已，求助于北洋系力量。
此时，北洋力量也介入了帮会的整治。10月16日，国务秘书洪述祖陪同应夔丞前往谒见江苏都督程德全，程德全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其后，程德全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如是说：
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
18日，袁世凯回电说：
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
程德全密电说的清清楚楚，应夔丞之所以要输诚，实是因为光复之后，“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一拍即合。应夔丞答应解散共进会各地分支，袁世凯给予特赦，并在经济上支持应夔丞的活动。12月，洪述祖陪应夔丞北上，受袁世凯传召，应夔丞并表示原会中的骨干力量将为袁所用，袁不置可否。之后，应夔丞从袁世凯处获三万元活动经费，并再获赵秉钧召见，获国务院密码本一份（即后来的应密本）。
辛亥之后的共和国基本权力架构，是北洋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三足鼎立的联合政权。应夔丞活动于三种力量之间，而至1912年底，因与革命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帮会与革命党在南方的联合已经基本破裂。为谋求生存空间，应不得不倒向北洋系，在南方为北洋刺探情报。应夔丞主谋刺宋，这一极端行为的基本动机，或许就是要报复持稳健立场的革命党人（正热衷于议会政党政治的国民党），并向北洋系投桃报李。以下一段应夔丞庭审时与其辩护律师爱礼司的对话，正能反映出应本人对于革命党的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
一问一答之间，透露出的消息是，应夔丞对于革命前盟友（同盟会—国民党）的“叛变”极为愤怒。应夔丞主谋刺宋，其心理上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应夔丞此时已是北洋系窥测南方一个的马前卒，有向北洋效劳之心。而充当应夔丞与北洋最高层之间的牵线人的，正是国务秘书洪述祖。
共进会试图策动湖北兵变之后，袁世凯政府对于帮会组织颇感棘手，如何令共进会解散且为我所用，成了袁世凯的难题。于是，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具有复杂人脉关系的洪述祖就成了不二人选。1912年10月，洪述祖南下，勾连共进会首脑应夔丞，二人一拍即合，随后就称兄道弟。洪述祖以应夔丞邀功获利，应夔丞以洪述祖谋利转圜。二人的结合，既有利益交换，又有政治联盟。更奇妙的是，应夔丞与洪述祖，同属贪财忘义、目无法度、大胆妄为、近乎肆无忌惮的亡命之徒。这样的组合，只要一个触媒，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12年底，随着国民党力量在议会中的不断壮大，立宪派与北洋系在中央的联盟备感压力。随着国会选举结果的公布，洪述祖与应夔丞的焦点，都对准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要在宋教仁身上做“文章”，打击国民党，成了二人的“题目”。
刺宋案第二环节：“毁宋酬勋”
自1912年10月，应夔丞认识洪述祖之后，就与北京方面密电、信件往来频繁。1913年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应夔丞处抄获的函件，仅就应夔丞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信函电文，就达三十六件。这些函件，起于1912年10月29日，终于1913年3月23日。2月之后的信函，透出应夔丞与洪述祖手段不断升级，最终动用暗杀。
1913年3月13日，事情进一步发酵，洪述祖以密电致应：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这段文字，历来是洪述祖、应夔丞往来函电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费解之处。其中，“毁”与“勋”做何解释，都是这段文字的难点。不同的解释，完全可以对刺宋案引发不一样的结果。
《民立报》的按语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民立报》的解释中，“毁”为“杀”之意，对“勋位”则没有怀疑，也没有做别的解释。程德全公布的全本中，对“毁宋酬勋位”没有解释。
倒是洪述祖在该年5月3日的自辩通电中对这个毁字做了解释：
再，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
洪述祖对“毁”字自圆其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说文》解“毁”，缺也。《康熙字典》，“毁”可解释为坏、訾、折、去等。口毁曰訾。按照洪述祖自辩所说，前电文中的“毁”当释“訾”意。洪述祖的解释，也得到了今人的支持：
以往著述中常以“毁宋酬勋”四字作为刺宋计划出自北京的最重要证据，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比如民初章太炎见袁世凯，袁辩白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章回答道：“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这里“毁公”与“诬我”对应，毫无疑问是指污蔑，没有杀人的意思。当时以北京话为官话，白话文也以北京话为基础，此处“毁”字即出于北京口语，查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即“败坏他人名声”，比如“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为“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洪述祖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辩是成立的，即“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
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瞩目，非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
笔者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曾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
上文笔者已经指出，“毁”字其实在文言文中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并非只有一种。如解释为“坏”，则可以认为是“杀宋酬勋位”。而将“毁”解释为“坏”，是接受度最为广泛的。《民立报》的解释，取的就是“坏”之意。后世将“毁宋酬勋位”一语做“杀宋酬勋位”解，应该说，并不是望文生意，事实也证明，恰恰是应夔丞“坏”了宋教仁性命。中国最为流行的侠义小说《水浒》中，“莫要坏了好汉性命”，就是一句相当流行的口头禅。我们应注意到，洪述祖的密电，是发给擅长杀人越货的青帮头目应夔丞的，而不是文绉绉咬文嚼字的文弱书生的。
“毁宋酬勋位”一语关键，并不在于北京方面含混的外交措辞，而在于这一信息的接收者如何去理解。洪述祖对于一个青帮头目传达指令之时，在已确知无“宋案物件”的前提下，继续诱导青帮头目应夔丞“毁谤”，并且“相度机宜，妥筹办理”，那反而更有悖常理了。“毁宋酬勋位”一语中，还有一处关键，即“酬勋位”。上引述文字中，评论者认为“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瞩目，非比寻常”，所以袁世凯不会用此“笨招”。实际上第一个注意到“授勋位”存在问题的，是赵秉钧，赵在自辩中说：“查临时约法，授予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系评决。”
但这里的含义，不能以一种已知结果的态度来讨论其滑稽程度。回到洪述祖的密电本身，“酬勋位”一语，对信息接受对象（应夔丞）起码表明了两种含义：其一，授勋是国之大事，必须有国家元首的肯定，那么，洪述祖试图向应夔丞暗示“毁宋”（暗杀）已获得袁世凯授权；其二，帮会人士处在政治底层，向来被认为是下九流，应夔丞四处寻找可依附的力量，洪以授勋相诱，应岂有不从？在“授勋位”这一细节上，还可以说明一点，应夔丞本人，确实是对于革命有功的，授勋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宋案既然是一桩政治谋杀案，那么谋事者的前提，是不被侦破，那么授勋显然可以通过应夔丞革命有功这一点来办到。所以，以事后应夔丞成为重犯的角度来评述“授勋位”之不可能，实际上已经南辕北辙了。
应该说，洪述祖在这里相当机敏地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刺宋事关重大，洪述祖不敢下明确指示，含糊其辞却又杀机重重。
不过，同日应夔丞的回电，就准确地回应了洪述祖：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应夔丞致洪述祖3月13日密电）。
青帮头目应夔丞使用的措辞相较于洪述祖的含混，准确无误，是“去宋”。并且在电文中再次与北京方面商讨刺杀价钱为二十万。
1913年3月13日，在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电文中，刺宋的剧本，至此写就了。
刺宋案第三环节：政客
国务总理赵秉钧，是宋案发生后被国民党方面怀疑的第一对象。原因不外乎两点：证据一，在应夔丞处查获的往来电文中，一份为赵秉钧发给应夔丞，三份为应夔丞发给赵秉钧，亦即国务院与应夔丞往来密切；证据二，应夔丞关于“宋骗案”的电文（冬电），是发给赵秉钧的，赵在背后指使洪述祖。所谓宋骗案，是指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事。《民立报》1913年5月6日刊载救炎《宋案勘言》一文说：“当间岛交涉时，遁初（宋教仁）著《间岛问题》，署名‘宋炼’，驻日钦使李家驹延见遁初，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世凯时为外务部尚书）。袁电李，令遁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攫。宋故以川资不足为辞。留学生编译社遂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当时同志颇有疑遁初，有弍心于满清者。遁初不得已在报纸上登一告白：有‘革命首领宋教仁著间岛问题一书，为某君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之语。该社经理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应夔丞向北洋政府称已购得“宋骗案”底版，依此诈骗钱财。
关于证据一，赵秉钧发给应夔丞的信，时间约在1913年1月：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先生鉴。钧手启。
赵发给应夔丞密电并手书嘱咐细节，确实是在官言官，语未及私。应夔丞发往国务院的三份电文中，前两份（分别为1913年1月25日、1913年2月1日电）与宋案无涉。唯一有关系的，是第三份电文，即1913年2月2日电。赵秉钧对这些电文，均未做回应。往来密切之说，也就不成立了。赵秉钧自辩说：“甲乙谋杀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
赵秉钧在国务院收到电文之后有没有看过，属赵一人之行事，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宋案发生后，当时的国务秘书长张国淦提供了一条关于赵秉钧极为有趣的现场记录，也耐人寻味：
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日国务院例开会议，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秘书记录），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
张国淦身为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会议几乎无会不与，这条记录，有较高的可信度。赵秉钧听到宋遇刺之后，“大惊失色”，相当失态，并担心别人怀疑其主谋了宋案。
如果赵秉钧对于宋案真的全不知情，那么此时的失态之举，就完全不可理喻了。按洪述祖身份为国务秘书，隶属于赵秉钧管理的国务院，在职责上，无论赵秉钧有无密码本，洪述祖的所作所为，是需要直接向赵秉钧报告的。这些官场基本行为准则与办事原则，几十年宦海沉浮的赵秉钧与洪述祖想必都十分清楚。另外，从赵秉钧的履历上来看，赵一直从事警务工作，行事风格相当严密细致，尤其对于职务之内的机密事件，粗心大意到毫不知情，似乎也不太合情合理。
赵秉钧或知情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小动作，但既未阻止，也未推动，而是将绣球抛给了袁世凯，让袁世凯去定夺此事的处理办法。2月12日，赵秉钧将密码本交出，让洪述祖一手经理，也是不想参与此事的一个证明。
宋遇刺后十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追悼，赵秉钧委派警察总监王治馨莅会并发表演说，王治馨说：
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
演讲完之后，王治馨还有答问，称“杀宋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自有人负责”。
王治馨为赵秉钧之亲信，算是中国警界元老级人物，为人敢言。王此段话，是为赵秉钧辩护，同时也将矛头引向了袁世凯。袁世凯阅报后，震怒，谓“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后王治馨坐贪赃五百元而论死罪。王治馨将死，赵秉钧遗孀欲救，使者候于客厅。袁不见，及批复死刑，始出。
宋案中的赵秉钧背后，隐隐约约藏着深不可测的袁世凯。赵秉钧的彷徨无措、去官求免、一再自辩，王治馨的不当言辞，暗示了一种可能，即指使者或为袁世凯，赵秉钧有苦难言。
袁世凯有没有应许洪述祖、应夔丞谋杀宋教仁，属袁洪二人独对，外人难以知晓。即便捕到洪述祖，只要袁世凯不承认此事，要判定其为主凶，也无此可能。此后，洪述祖始终没有承认其参与谋杀宋教仁，更遑论承认有更高层人物介入到宋案之中。
单纯从案件发生之后公布的材料本身来说，宋案实际上止于洪述祖。根据王治馨话中透露出的消息，也只能认为洪述祖是揣摩袁世凯心理从而采取了刺宋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以从中牟利。
但袁世凯在此案中并非全无责任，袁为总统，放任洪述祖刺探政敌情报。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密电中，数度谈到获取情报的价码，这部分钱，肯定不是出自洪述祖本人，而是由袁政府来出。由此，可以推论，袁或许曾允诺给予洪述祖钱财支持。或许，正是袁世凯对“宋骗案”极为关心，使得洪述祖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
本文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刺宋案第一个层面的情况，袁世凯与赵秉钧显然是知情的，赵秉钧默许或者规避，袁世凯则大感兴趣。袁感兴趣，是推动宋案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因。而恰好洪述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慎始慎终的职业官僚。洪为人，贪鄙好货，做事风格行险侥幸，不按常理出牌。这在洪本人的官场生涯中，已经被反复验证。
袁世凯之相信应夔丞掌握证据，要搞臭政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民初的政局。民国政治，在1912年至1913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北洋系与国民党在辛亥年之后的政治合作（或者妥协）为什么在仅仅一年之后就维系不下去了？
辛亥革命开创的政治空间，是在共和的前提下，妥协各派力量。辛亥革命之后，南方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是确立议会制为政体，通过议会—政党制展开政治竞争。内阁制，是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前修改临时约法时确立的，推出内阁制的根本用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遏制北洋系——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约法出台的前提，是基于南方政府对于北方政府的不信任，必须以法律框架来规范之、束缚之，使其不得伸展其手脚。
1912年，新共和国草草登场亮相，看上去似乎已经换了一番新天地，并且从法制的角度，确立了新政治的展开。但1912年的政治实践，却是暗流涌动。唐绍仪内阁在三个月内即告倒台，陆徵祥内阁组建失败，随后，出现了政治的真空期，国家没有政府几达两个月。终于在各方的妥协之中，赵秉钧内阁在民国元年九月出台。赵内阁，算是国民党、立宪派与北洋力量又一次妥协的结果，由此赵氏内阁至宋案爆发的半年时间内，也维持了基本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同样也是短暂的。随着1912年底国会大选的展开，赵内阁随之也进入了风云飘摇的阶段。
1912年10月，宋教仁南下进行选举宣传。至1913年初，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大胜出，在议会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名额。议会占多数的政党组织内阁，这一微妙的政治态势，对于北洋系是相当不利的。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将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所左右，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1913年2月1日，宋教仁在鄂支部的欢迎会上演讲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据张国淦回忆称，袁世凯每日有阅读各地送呈剪报的习惯，袁世凯在阅读宋教仁南下讲话之后，相当不愉快，对张国淦称：“其口风何必如此尖刻？”袁世凯之恼怒，从吴景濂的回忆录中也可见一斑：
赵智庵（秉钧）一日来访，谈及宋遁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遁初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遁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遁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折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遁初受了，珍重道别。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袁世凯起自军旅，前清为督抚大员十余年。袁之掌权，是辛亥革命中南北政治力量妥协的一个结果，袁本人对于新政治缺乏知识，尤其是对内阁制运作规矩，不甚了了。不仅袁世凯本人，当年最有实力的北洋系，上上下下几乎全部对于议会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这应当是武人的知识特征与政治感觉导致的结果。武人对于喧闹的选举、议会政治，缺乏实践兴趣，他们更相信武力与权力是划等号的。
袁世凯本能地认为议会选举，尤其是国民党选举大胜的结果，已经是危及中央政权了。这个中央政权是谁的中央政权？毫无疑问是袁世凯的中央。而在走议会路线的国民党稳健派看来，中央并不是袁世凯的中央，而是约法制约下的中央。这个中央，是可以通过约法更替置换的。袁世凯与国民党在对于议会政治上，天生就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在不危及权力的前提下，这种认识差距似乎并不妨碍国民党与民初各派政治力量在议会制的前提下角力。而一旦议会政治要进入到一党组阁阶段，袁世凯的容忍就相当有限了。
宋教仁遇刺案的第一个阶段。应夔丞抛出假证据，而袁世凯信之不疑，许以重金。这既是袁世凯不懂新政治斗争的办法，也是袁世凯习用老派的政治手段使然。既然无法与国民党在议会政治的体系中角力，那么袁世凯只好破坏民国党领袖的名声，以打倒政敌。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刺宋案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笔者倾向于认为，正是应夔丞说明他有关于宋教仁的丑闻物件，使得袁世凯非常关心要抛出这些物件，来打击政敌。袁世凯一再向洪述祖询问宋教仁“物件”的下落，并表明他对于宋教仁相当之头疼与反感。在获取宋骗案“物件”失败之后，洪述祖投袁世凯所好，用暗杀手段，帮袁世凯达到铲除政敌的目的。此时，袁世凯与赵秉钧，百口莫辩了。
宋案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有意无意偏向了北洋系一方。1913年4月，宋案因洪述祖不获、赵秉钧拒不出庭，陷入死局。同月26日，袁世凯绕过议会大借款，国民党势力极为不满，5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南北冲突一触即发。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7月12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9月，国民党败，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世凯获选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自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一个长时段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隐伏在革命背景中的对抗格局，也终于消融了。只不过，这一消融，是以革命的失败作为尾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