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同盟会创始人及主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8月25日，他以同盟会为基础，吸收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组成国民党，并当选理事，代孙中山主持党务。1913年初，他使该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造成内阁总理“非宋莫属”之势。不幸的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突然在上海北站遇刺，22日医治无效去世。3月23日，巡捕连夜赶到妓院迎春坊将买凶杀人的应夔丞捉拿归案，并赴应宅拘捕凶手武士英。次日下午复去应宅搜得函电及密码文件，该函电及文件证实，应夔丞受国务总理赵秉钧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命布置杀宋。宋案罪证全部公布，全国哗然，以国民党为首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袁舆论风潮。“宋教仁血案”及其引发的这场舆论风潮成为民国初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们成为国民党与袁世凯统治集团矛盾全面爆发的导火线，也成为民主共和向独裁专制转变的转折点。对于宋教仁被杀事件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都着眼于剖析“宋案的凶手”，对于此案引发的舆论风潮及其对政治局势变迁的影响却少有论及，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阐述。
一、舆论纷争与国民党的声誉受损
（一）民初人心思定
“宋案”发生时，正是天下初定、合作建国时期。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民国，人心思定。在政治上消除内忧外患，在经济上实现休养生息成为民心所向。
但事与愿违，一方面初登政治舞台的新生政治力量革命党，急于一统天下，大显身手；另一方面旧的政治势力立宪派虽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却毫发无损，摇身一变混入新派政治力量的队列，试图与革命派争夺政治权益。这使新旧政治力量间的斗争依然存在，但两者间的政治斗争与清末相比明显不同，体现为两者间的舆论斗争更加激烈。议员、政党、官僚等纷纷利用舆论工具争夺政治利益，造成舆论纷争剧烈的混乱局面。这给新生的民国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致使刚经历变革手术未愈的民国，再次被“最酷之临迟”、“最恶之肺病”折磨，几处“不死不活”之境地。
对此，报界表示强烈反对：“夫一人有一人之心理，不偏于彼，则偏于此，或不直政府之所为，或拥护政府而大声疾呼，以撼之者为非是，于是国以内乃更扰攘。隐然有两派相敌相争，而各出死力，以殉其所主张者。此盖为改革以后，第一不易解决问题。”并反复诘问舆论对峙的双方，“此其（舆论纷争）中岂有利国福民之道欤？此其中岂有巩固民国之方欤？此岂真爱中国，真为共和者所忍出欤？”
感慨过后，报界进一步理性分析舆论纷争的消极影响，认为因参与舆论纷争，党派间“面谈背笑、貌合神离，”以致民国成立以来万事俱废。同时形象传神地把参与舆论纷争的政党比作对“中国之人民与国家执行临迟之刽手”，比作导致中国患“肺病之微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政党间的舆论斗争造成了政局的“不死不活”。因此，他们强烈反对政治利益集团间的舆论纷争，认为只有各派势力“平其心，息其气”，才能“南北之猜嫌泯”，“国事之进行”，才“有可望”。
民国成立后，百姓从基本生存的需求出发，期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定生活。令人庆幸的是，南北议和后，暗杀革命风暂息，人们坦然地享受着民国带来的幸福安定。但“宋案”出人意料的发生，改变了一切。“革命”、“暗杀”等暴力传闻、谣言四起，无情地将百姓的幸福生活化为泡影。
（二）国民党言论过激，声誉受损
可见，在民初合作建国、稳定发展是人心所向。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行都要以此为指向，谁逆潮流而动，谁就会被人民所抛弃，退出政治的舞台。
在“宋案”初发生时，人们义愤填膺，对于暗杀舆论表示痛恨：“暗杀是专制国的产儿，非共和国所应有。共和国人人权利平等，如有所不惬，公可以诉之于议会，私可以诉之于法庭。为什么还要采用暗杀手段呢？”在真相未明的情形下，多数人推测此事与政治斗争颇有关系，或直指为政府所为，或斥责政府治安不力。3月22日国民党人徐血儿在其主编的《民立报》登载的《呜呼万恶之奸徒人道之贼公理之贼》一文中断言道：“可逆知此可骇、可诧之暗杀案，非仅二、三奸徒为之，而内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还进一步推测：“宋先生之死，吾不敢谓为主张总统制及混合内阁者所主使，然必出于反对平民者可断言也。”包括一些像《申报》这样的大报，黄远生这样的知名记者，也在报上刊文称：国民党中以认为“此意外事与总统选举问题极有关系”为主，他们“多以刺宋案必与政治有关系，其怀疑反对党之心思尚少，怀疑政府之意思颇多，认为袁世凯为幕后指使”。不言而喻，这里的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主张总统制及混合内阁者，虽没有指名点姓，却已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国民党人攻击袁世凯为杀人真凶。自应夔丞被捕消息传出后，政府也曾散布传闻说：“刺宋案系国民党内部暗斗之结果，与政府毫无关系。”并指出应夔丞为同盟会及陈其美部下之人，因此，怀疑为陈所为。《大公报》以南北议和之际，陈其美曾告某君曰：“一面是共和，一面是手枪”为据，断定枪击宋教仁之凶犯系陈其美旧部。接着又传言黄兴派人杀害武士英，并组织“暗杀团”，“以图炸毙要人”，“颠覆政府”。此时，双方皆在舆论斗争中直指对方，但因被害者宋教仁是国民党人，政府的杀人嫌疑确实大于国民党，或者说至少是治安不力，因此虽然国民党言论激烈，但出于同情心、正义心，舆论还是倾向于国民党的。
但随着案情的一步步发展，国务总理赵秉钧被牵涉进来。国民党各报指认其为宋案主谋，证据是从应夔丞处搜得的2月23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致应的密电，该电内容有“毁宋酬勋位”一语。国民党认为所谓“毁宋”的真实意思就是“杀害宋教仁”，因而此电文成为赵主使应谋杀宋教仁的铁证。对此，赵秉钧称各函电均是洪与应单线往来，其本人并不知晓。此外，他还对“毁宋”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二月二日应犯寄程经世转赵总理冬电内，本有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之语。……及二月十一日洪致应犯函‘宋件到手，即来索款’，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各语，皆指收买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而言，决不影响于谋杀。”也就是说“毁宋”原意并非指谋杀宋，而是要寻找证据败坏宋的名誉，制造不利于宋的舆论。
以赵秉均为首的袁派人的辩解虽然有些勉强，但终归还显得是以大局为重。而国民党不顾一切的声声斥责，却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国民党系统的报纸以《民立报》为首高声指责：“赵秉钧尔非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耶？尔之名字，何赫然发现于宣布证据之通电耶？”甚至激烈地声称：“海运局之营仓，检察厅之横舍（监狱），现已准备欢迎（赵秉均）矣。”九江的国民党人还公然散布袁世凯与赵秉均同谋行刺宋教仁的传单约三千张，发往北京。其文曰：“袁总统不能再称为大总统，而赵秉钧不能为总理，该二人实为犯罪，要求大总统与国务总理送往上海审讯。”
国民党后来的这些过激言论，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在宋案发生后，连一向不与袁世凯为伍的岑椿萱、伍廷芳、李经义、谭人凤等人，也表明了其对国民党激烈言论的强烈反对：“政府固不便强辞辩护，抗不受理。攻政府者宜静听法律制裁，不必纯尚感情，过于激烈，公理当尊视，大局亦当维持。”作为中间派的舆论重镇《大公报》也指责国民党：“以莫须有三个字，故入人罪，非但挑起两方罪恶，更是破坏民国前途。”
舆论对国民党以后的革命行为也表现出不支持的态度。1913年6月9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响应，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对于南京独立，人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南京未宣布独立以前，未尝不独立也。今日所谓独立者，不过与中央断绝关系耳。夫与中央断绝关系与否，不过行政人员耳，与我地方人民无稍涉也。我地方人民犹是南京之人民，犹是中华民国之人民。故南京而欲与中央战，则与中央战，勿伤及我人民一毛一发，中央而欲与南京战，则与今日之南京行政人员战，亦勿伤及我人民之一毛一发。”《盛京时报》也认为：“各省都督具有保护人民治安之责任，当必能持以镇静，不至于逞小忿而乱大谋，各省军人同是共和国民，尤当不忍遂各方面之感情互相仇杀，同心同德极力维持，一秉国民公意，和平解决各项问题，转危为安。”
国民党作为当时最大的政治派别，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合作建国、人心所向”这一点，以至于在宋案发生后采取了过激的言行。就该案而言，若宋教仁果是袁世凯、赵秉钧之流合谋杀害，国民党也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去搜查袁、赵合谋杀害宋的有力证据，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不应在无充分人证、物证的情况下，过于激烈地散布一些袁世凯、赵秉钧即为主谋的传闻。他们的言行，在大多数人看来，非但于事毫无补救，还适得其反，有随意滋事的嫌疑。诚然，国民党制造传闻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对总统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产生怀疑，以致否定他，以此作为彻底击败袁世凯政府，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致命攻击手段。但是，对于国民党而言，这种借传播传闻攻击袁派之举，毫无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考虑，难以获得民意的支持，不是成熟、理性的选择。最终，国民党因过于武断激烈的言论声誉受损，支持力削弱。
二、舆论同情袁世凯
在辛亥革命后，人们欢呼民主共和的胜利，对于民国缔造者革命派的领袖人物极为崇拜。相对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的革命派领袖人物的威信而言，袁世凯难望其项背，其政治威信甚至不及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
一次，袁世凯问政府某君，外间舆论近日如何评价他。某君直言告诉他：“近日外间谓大总统之卑鄙无耻达于极点，若不设法挽回其现象，殆不可想象。”可见，新闻舆论对他是毫不留情的大加指责，甚至于谩骂，他的威信也可想而知。袁世凯之所以声誉很差原因在于，其旧色彩过浓，加之在以往政治事件中的一些富于争议的做法，引发一些对他的新仇旧怨，导致社会心理对其接纳度很低。
但“宋案”的发生，却让袁世凯的信任危机“柳暗花明又一村”。案发后，他政治上表现较为纯熟，也较具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他清醒地认识到，民初社会急需休养生息，使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获得充分的稳定发展空间，因而维护社会秩序符合民意，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自己作为执政者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巩固政权的利益需求。于是，袁氏表现出开诚布公的一面，号称尽量以“百折不挠之手段挽回南北和平”，甚至要用自己的“精诚所至，沥胆披肝”，使“悍夫感泣”。他对于不利于己方的传闻镇静低调处理，与国民党的激进形成鲜明对比。当国民党直指赵秉钧为杀人主谋时，赵自请辞职。袁世凯却“甚不以为然”，认为宋案最终必能水落石出，既然“问心无他”，“又何嫌疑之可避”，“若于此时辞职，反落他人口实”，并让赵照旧办事。袁还曾声明：“宋案发生后，谣诼繁兴，政府中人几乎无一不处于嫌疑之地，究之此案关系重大，无论如何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现在各项谣传原无辩驳之价值，仅可听之而已”。国民党指其为杀宋真凶，对此他摆出一副哀兵之相，据理辩护，以博得同情。袁世凯以此来获得民心，重塑自己的形象，获得了舆论的肯定。舆论把政府的“据理辩护”行为，肯定为“防浮言而固国本”。对此，当时的主流舆论表示认可，由此表现出明显的拥袁态度：“谣诼横兴指斥及于伟人，播弄甚于宵小。……欲藉是以摇撼之，而思乘隙以售其奸耶？”可见，袁世凯已博得舆论的同情和肯定。
政治家之所以为政治家，在于他能够在与政敌的斗争中，使政治获得发展，最终实现对公共生活秩序的维护，使社会处于稳定平衡的健康状态，这符合政治家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利益，也是历史对政治家的选择标准。政治民主文明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社会生活的民主秩序，对于民初这样一个以民主共和为理想蓝图的新生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国家社会秩序的恢复重建是超越一切的首要任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除非无法选择稳定、和平。袁世凯在这方面作了明智的选择，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在与国民党的民心大战中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也使自己摆脱了舆论被动局面。
三、中间势力话语倾向的变化
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后，由于直督之争、借款、张振武案等事件，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信任危机，倍感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因此，他急需中间派的支持。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与袁世凯政府间的矛盾激化。面对南北对峙的局面，很多势力主张调和。国事维持会就是主张调和的主要力量之一，其“志在于维持国家，匡扶时局，以至诚侧恒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国民党对于该会的态度是：“若纯以调整政府、政党间冲突之故，而设为是会，有一无政府之反证。不特不足以为调停冲突之具，且将以是为酿造冲突之媒。”从国民党对国事维持会的成见可知，它未来面对的调和之路举步维艰。该会磋商调和办法数次，原打算派人南下，希望打破疑团，劝说各方面以国事为前提，藉以维持大局。无奈国民党对中间派势力的调和表示出不屑一顾，甚至怒目而视。他们拒不接受调和，将宋案“铁证”宣布，几乎断绝了南北调和之路。但宋案证据公布于天下，舆论普遍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赵秉钧、袁世凯就是杀宋主谋。而国民党却因过于愤怒，对舆论听而不闻，强指两人就是杀宋主谋，显得鲁莽激进、强词夺理，使许多中间派人物开始对其产生厌恶感。而富于斗争经验的袁世凯对国民党的指责，镇静自若、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力主宋案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与民意相合，使一部分中间派报刊对袁政府产生好感，产生归入袁的队伍中的倾向。这样，在袁世凯对中间派报纸的拉拢策略实施后，效果极其明显。宋案发生没多久，大多主要的中间派报纸抛弃了中立的立场，站在了袁世凯的队伍里。
现以民初不具有政党背景的中间派报纸《申报》、《大公报》为例，来说明中间派立场的转变。上海《申报》一向政治色彩不浓，宋案发生之初，保持了中立的立场。但后来则发生了变化。一则名为《穆湘瑶之专横》的杂评言词激烈地对上海警务厅长穆湘瑶大加抨击。原因是审判宋案地点在上海市政厅，应夔丞也被关押在市政厅楼上。穆湘瑶闭锁市政厅大门以严防应夔丞有不测，这使市政厅不能办公。按理说宋案是要案，又牵涉政治。出于小心谨慎，防范应夔丞逃脱或重蹈武士英覆辙（案件审理前，武士英服毒），特事特办关闭市政厅大门，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做法。但却被《申报》斥为：“以如此卤莽灭裂之人为上海之警长，上海日后不有暴烈之事，我不信也。”《申报》言论激烈、小题大做，似乎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解释这个疑点并不难，言论的背后，是它立场的改变。宋案发生后，《大公报》在新闻言论中也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们指责：南方某党“未有经验”、“鲁莽灭裂”，“借口政府主谋，力图反对。其实有意倾陷政府，蓄心已久”。
四、特殊舆论形态对二次革命的催发作用
3月20日宋教仁忽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枪击，在这一敏感事件的刺激下，一时间人心惶惑，危言耸听，一发而不可收。《民主报》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就在评论中假想：“此案若是政党所为，则堂堂大党对于他党应有光明磊落的行为，出此危险暴乱之毒手，则其政党当名为‘暗杀政党’。若是政府所为，则政府对于国人尤当有光明正大的行为，出此危险暴乱毒手，政府当名为‘暗杀政府’。”中华民国有“暗杀政党”、“暗杀政府”，成何世界？”《申报》也曾言之凿凿：“元勋如此难保，他人能毋更危，势必至人民动相戕贼，如孟子所谓人将相食者，其祸伊于胡底”，“怀才爱国者人人自危，阴谋主杀者在在皆是”。
关于暗杀、兵变的传闻更是遍及大江南北，上海传闻北京、太原兵变，东北三省称袁总统被刺，其他各处又传黎副总统被刺，一时风声鹤唳。关于二次革命的传闻更是铺天盖地。1913年4月10日《申报》有《造谣者意欲何为》一文，称：王芝圃、李光瀛、吴定庵等在天津图谋二次革命。4月15日《申报》又有南方三省宣布独立，及某某在沪宣布北方罪状的谣言。广东都督就此谣言特电问中央政府，政府答复并无其事。所传事件经证实均是有人蓄意制造。
宋案发生后，出现了危言、传闻等这样一些特殊的舆论形式，它们有三种社会功能——操纵功能、整合功能和破坏功能。这些功能表现为造谣者借用危言、传闻来掀起舆论狂潮，对大众的心理产生强烈的影响。使人们或对袁政府产生反对倾向，或对国民党产生支持倾向，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产生恐惧的心理。一些人在危言、谣言、传闻的反复暗示下，加之一些舆论领袖的思想动员，无所畏惧地产生一致的思想行动，成为二次革命中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的舆论形式催发了二次革命，而此时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革命者在反袁舆论的影响下完全出于感情用事，毫无革命条件的考虑。因而，虽说二次革命主观上是一次旨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武装斗争，但客观上却给袁世凯武力镇压革命派以口实。最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取缔，袁世凯基本上铲除了国民党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央的势力。因此，传闻等特殊的舆论形式促成了二次革命的仓促发动，不仅造成了短暂的社会混乱，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党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由以上可知，宋案舆论纷争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间的矛盾，改变了时人的政治倾向。同时也催发了革命心理的再生，导致二次革命爆发。随后，由于国民党声誉受损，难得民心支持，加之准备不足，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的政治进程遭到了挫折。在清除了政治军事上的最大对手后，袁世凯着手解开国民党施加在他身上的所有束缚，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