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到近代中国民主宪政的历史时，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宋教仁。过去百年研究，无不将宋教仁视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特别是他最后悲剧性的结束，更是令人唏嘘不已，既为宋教仁一个鲜活的生命如此终止而惋惜，又为中国民主政治失去这员大将而抱恨。许多研究者甚至以为，假如宋教仁不死，假如宋教仁如愿筹组议会第一大党组阁成功，中国民主政治应该能够走出一条新路。
谁是幕后策划人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宋教仁就是被歹徒枪杀在通往议会通往内阁总理的路上了。原本很有希望的共和国很快进入一场政治危机，司法调查和审判还未开始，孙中山就认定宋教仁血案就是袁世凯干的。因此，孙中山力主绕开司法途径，直接诉诸武力，号召南方各省起兵反袁。
宋教仁血案确实是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初建的共和国确实因此受到巨大打击。但这个惨案究竟是谁干的，在过去100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袁世凯信誓旦旦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稍后的司法调查也认为这个案件只能追溯到内阁总理赵秉钧，至于赵秉钧之上是否还有主谋，是否就是袁世凯，可能就出于想象或多疑了。
民国初年的司法系统沿袭了清末法律和体制，是1903年司法改革后的产物，是绝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更有力更直接的证据，很难推翻这些结论。
当然，孙中山和参加“二次革命”的同志是不会相信这个结论的，他们始终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等人干的。这个看法在过去100年占主流，然而无论如何谁也想不到的是，最近几年恰恰有学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宋教仁被杀的真正主谋不仅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赵秉钧，反而是孙中山，是陈其美。孙中山、陈其美等人，都是宋教仁的同志，都是国民党的领袖，这个结论太惊天动地了，太具颠覆性了。不过作者的研究也合乎学术规范，仔细排比了新旧史料，钩稽往事，自圆其说。
按照这些研究者的看法，袁世凯没有作案动机，也不屑于这些鸡鸣狗盗之类的小人作为。至于赵秉钧，毕竟是军人出身，真的要杀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复杂，直接干掉一个人就像杀死一只鸡。而真正具有作案动机或作案嫌疑的是宋教仁的同志，因为宋教仁在改组国民党之后，不仅一门心思想与袁大总统合作，弄个内阁总理当当，而且想尽一切办法架空孙中山，成为孙中山政治道路上最大障碍。而革命党毕竟还没有走出革命传统，暗杀习惯在不经意间再次成为政治转向的关键。
不过我个人在归纳各种可能性之后，还是比较相信民国时期传统结论，以为宋教仁之死的幕后指使者就是赵秉钧。除了民国法院提供的那些理由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赵秉钧有作案动机。
我们知道，宋教仁热衷于选举，热衷于筹组议会第一大党，但他这些活动都不是为了竞选总统，所以无论宋教仁的国民党怎样强大，都损害不了袁世凯大总统的既定地位，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只是赵秉钧，不论智慧、能力、文采，还是综合素养，赵秉钧都没有办法和宋教仁比，面对宋教仁的竞争，赵秉钧除了认输，真的毫无反抗力量。
军人出身的赵秉钧还是近代中国警察的创办人和早期领导者，按理说他应该知道利用程序致对手于死地。然而，宋教仁气势如虹的合法公开竞争使赵秉钧乱了方寸，急切中出此下策以至铸成民国史上第一个大错误。
间岛问题
赵秉钧有作案动机，而袁世凯不仅没有作案动机，甚至极而言之，袁世凯大约也有想用宋教仁去建构一个竞争体制，约束赵秉钧等北洋系的意思。我们过去只知道宋教仁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要求朋友代为致电袁世凯表示感谢，我们不知道宋教仁与袁世凯早就惺惺相惜相互敬重。
根据现在的研究，至少还在前清时代，大约在1907年即清廷主导的君主立宪开始不久，一大批先前的革命党人就因清廷的政治变革而开始与革命疏远，逐步回归社会主流，参与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刘师培、何震夫妇等向两江总督端方输诚是一类；而章炳麟、苏曼殊等人期待张之洞、端方等大员资助前往印度当和尚也是一种情形。至于等而下之的“革命军中马前卒”等一般的革命参加者原本就对革命、共和等概念很模糊，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其实根本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他们只是出于赤诚希望国家好，这是他们追随孙中山追随革命党的唯一理由。
现在朝廷终于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觉醒了，朝廷主导的政治改革终于按部就班开展起来了，革命者向改良回归名正言顺，没有什么不可思议。革命与改良从此开始了赛跑，改良主义的兴盛、顺畅，其实也就意味着革命出了问题，陷入困境。中国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促使革命达到一个小高潮之后，随着清廷预备立宪的开始往下坡路上走，同盟会内部在1906年之后开始出现分裂，章炳麟、陶成章等一大批志士仁人的出走，过去站在孙中山的立场很难理解，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背景说，这就是革命与改良的跷跷板效应。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当清廷的政治变革如火如荼顺利进行之际，原本对宪政有过深入研究的宋教仁也萌发了回归社会主流参与变革的意思。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道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的这个转变太正常了，一点不令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根据刘师培等人的说法，就是到那里发动“马贼”武装起义。根据刘师培的分析，“马贼”就是宋教仁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重要。至于其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以及孙中山、黄兴策动的起义相似，都是在清廷政治改革背景下怎样拯救革命，唤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正在通过历史重塑，试图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韩国固有领土，而韩国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这块地方就是现在的延边自治州，包括延吉、汪清、和龙和珲春四县市，日本人、韩国人称为“间岛”。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韩历史文献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在这个漫长时间段也不曾到这儿居住。
除了国际法知识外，宋教仁大量运用中日韩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和革命党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廷卖国。相反，这部著作成书后，据说日本人愿意出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宋教仁均不为所动，而是通过关系将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希望为中日谈判提供支持。李家驹见书后感慨万千，迅即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外务部尚书此时由军机大臣袁世凯兼任，因而这部书实际上就是送给了袁世凯。还有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也曾见过此书，他也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他除了利用宋教仁的这项研究与日本人进行谈判以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凯答应给宋教仁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的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映，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所作《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廷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被宋教仁拒绝。大义凛然表示自己著此书只是为中国一块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革命党与袁世凯即将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宋教仁既然无意回归主流社会，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不是更有利于传播正确的知识，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吗？
显然，过去的说辞有不够周密之处。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革命党领袖的身份遇到了问题，即便清廷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真的走上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宋教仁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回归主流，但宋教仁与袁世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应该由此开始，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契机。
绝对的宪政主义者
宋教仁没有像刘师培等人那样回归体制参与宪政，而是在体制外继续革命，但是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实宋教仁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心中并没有谱。只是由于清廷在君主立宪的最后时刻失误连连，反而使革命等到了机会。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邀来到武昌，参与军政府工作，并受命主持起草了《鄂州约法》，以此为军政府存在的基本法律依据，具有根本法的意义。
从《鄂州约法》文本进行分析，这个法律文本并没有什么革命气息，通篇体现了近代政治中的三权分立原则，规定鄂州新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委员与议会、司法共同构成，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则归属于法司。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起草的这部法律与孙中山一直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理论毫无关系，在本质上其实就是清廷一直在进行的立宪，只是剔除了君主，改成人民立宪而已。很显然，这与袁世凯多年来的政治信仰相契合。这也是他们二人在进入民国之后进行合作的基础。
后人大多夸大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质，夸大宋教仁身上的革命性质。其实，就宋教仁个人而言，他确实在过去很多年参与革命，领导反对清廷的斗争，但是宋教仁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多年来对西方近代宪政理论的研究和认知，都使他确信中国应该走上宪政的路。
走上宪政，就是走上一条政治竞争的路。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中，宋教仁在民国建立之后，在中国步入宪政之后，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人那样退出现实政治，等待继续革命的机会，而是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代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步到位，成长为成熟的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