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1903年考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后又参加科学补习所。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留学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并与田桐等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并被推为司法部的检事长。本文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国民党的建立，展示宋教仁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奋斗的历程，揭示和梳理民初纷繁复杂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

　　一、对内阁制度的推崇

　　武昌起义后，在修订由汤化龙等立宪派提出并由军政府宣布的《鄂州约法》时，宋教仁就将其政治理念进行初步尝试。宋教仁关于政治法律的学识素养在当时的同盟会中堪称第一，在其留学日本之时，就花费大量时间精研欧美日多国政治制度，翻译了多部多国的宪法和法律。在宋教仁看来，“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在此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以取内阁制为最优。修订后的约法称《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其中约法第四章关于“政务委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为：“政务委员依都督之任命执行任务，发布命令，负其责任。”而第三十九条则为：“政务委员于都督公布法律及其它有关政务之制令时，就于主管事务，须自署名。”该条充分体现了内阁制精神和宋的主张。

　　1911年12月26日晚，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上海的孙中山寓所举行“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孙中山主取总统制，而“钝初始欲戴（黄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因对由11个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满，至1912年1月27日，宋另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对原大纲进行了修改，并在草案中多处明确提出设立内阁，如第24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参议院所议定之法律。但有不以为然时，得以内阁员全体之署名，说明理由，付参议院再议，以一次为限；”第29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依法律任免文武职员，并给与章差，及其他荣典。但任命内阁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从上述草案规定看，宋教仁最为强调的，是要在国家约法中确立内阁制，后又多次强调“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始设法制院，宋教仁任院长，负责编修法制。至此宋教仁得以发挥其所长，实践其主张。在《临时约法》开始修订之时，法制院将原宋教仁草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送至参议院处，让其作为参考，为参议院所拒。但在起草《临时约法》的同时，南北议和双方逐渐达成一致，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这种形势下，参议院出于对袁世凯进行防范的需要，开始以原宋教仁起草的草案，特别是以内阁制为中心的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为基础，修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原来的总统制为内阁制，实行参议院、总统、法院三权分立。

　　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并有志成为总理，与其说是权利方面的斗争，不如说是他坚持自己政治理念的实践，坚守公正正义、无私清白。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等同盟会内阁阁员坚决辞去职务，之后宋致力于在参议会中组建国民党，并为第一届国会选举付诸努力。

　　二、对政党政治的阐述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宋教仁较早地接受并宣传了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在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中，宋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解最为透彻的人物之一，其对政党及政党内阁就极为推崇，说：“夫政党者，其目的在欲得政权，以己党之政见，为国家之政策，而实行之者也”，并且要造成政党政治，“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之类，其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伦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恒为少数，……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同时，政党还须“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蕲向。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即是说，政党要在议会中组成政党内阁，从而进一步组织或监督政府。

　　宋教仁非常重视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所谓政党政治，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通过在宪政轨道上“相摩相荡”的党争，政治就会日益向上，共和制度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政党自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宋教仁对政党必须具备的重要因素和特征——政见和政纲也有较恰当的认识。在他看来，“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是建立一个“强健而良善”的政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政党达到取得政权目的唯一手段，就是指“凡非政府所当为之事，皆无有定为政见之必要，藉非然者，必其所谓政党，只有形式而无实质，不能别于学会、研究会、讲习会等者也”。他明确提出，政党应该“以己党之政见，为国家之政策，而实行之者也。”同时，宋教仁把“政党”与“革命党”区别开来，其出发点是革命时期和建国时期其功能作用的不同，他认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这样细化的区别为“政党政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内阁制必须有政党组织，而且只能是“纯粹的政党内阁”。他认为：“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

　　三、致力于国民党的建立

　　1912年8月，同盟会组党成功，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促使宋教仁不遗余力的致力于改组同盟会呢？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除了上述与他对政党政治的理想追求，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将结社自由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具有了合法性。各种名目的政团、社团、政党迅速兴起，最多时竟达300余个，堪称政党林立时代。然而，民国初期的政党政治的成分十分复杂。党派之间斗争激烈，相互攻讦，各执己见；党派内部成员复杂，内讧严重，争权夺利。梁启超则指出：“异派固相倾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卒致以主义目的精神思想丝毫无区别之人，亦复分派相抗，不欲联合。”这种复杂的局面和极端的党派意识使得议会工作效率低下，并降低了议会威信。

　　其次，辛亥革命之后，原本就出现在同盟会内部的分裂现象加剧，内部矛盾更趋复杂尖锐，组织上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况。章太炎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张謇组织“统一党”；孙武等人另组“民社”，拥黎元洪为领袖。王正廷、陈其美、于右任等。均另行组党。1912年3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时，一部分会员宣布正式脱离同盟会。5月，号称“同盟会内阁”的唐绍仪内阁倒台，同盟会声势更是大不如前。

　　最后，袁世凯就任之后大权在握，气势逼人，宋教仁感到只有一个责任内阁制不够的，唯有在中华民国造成政党政治的局面，才能使民主共和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对袁世凯有所制约。他说：“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之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之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912年7月，唐绍仪内阁倒台，袁世凯胁迫参议院通过了陆徵祥内阁，使内阁成为其可操控的工具。宋教仁感到必须联合和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才能抵制袁世凯并实现政党内阁的主张。同时，多数同盟会干部也认识到了组建新党的必要，赞同组建新党。1912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其他党派交涉，谈判合并组党。孙中山、黄兴来电，赞成同盟会改组。8月13日发表《国民党宣言》称：“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概列五事，以为揭橥：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与改组前的同盟会相比，国民党的政纲有了一些变化，这是为了吸收一些中间势力，在组党中宋教仁作出一定的让步，以便扩大国民党声势。14日，同盟会本部致电各支部，正式通知改组。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民、全国联合会等六政党合并。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但会后，孙中山忙于筹办铁路，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主持党务工作，掌握国民党的实权。

　　国民党成立后，广泛发展党员，力图造成全国第一大党。宋教仁更是四处活动，党员人数迅速增加。1913年初，参众两院选举。国民党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宋教仁周游南方各省，到处发表演说，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2月，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独占392席，占总议席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在这种形势下，宋教仁欲遵循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份组阁。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商议国事，被杀手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也因他的离开而随之化为泡影。

　　四、结语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推行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其一生为在中国实行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而奋斗，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追求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政党思想的传播，至今仍是中国民主思想史上壮丽的一页。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