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嗣同散文的四种形式
谭嗣同的散文作品收入《寥天一阁文》、《远遗堂集外文》初编及续编、《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氤氲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仁学》、《报章文辑》、《壮飞楼治事十篇》等，另有书简若干。可分为以下四种形式。
（一）笔记之文
谭嗣同的笔记之文，主要见于《石菊影庐笔识》，其中《学篇》七十六篇，以治学、读书笔记为主；《思篇》五十四篇，以思考问题为主。《学篇》二十六：
《毛诗》“泾以渭浊。”孔疏：“泾水以有渭水清，故见泾水浊。”朱子沿之，谓“泾浊渭清”。他说皆谓“泾清渭浊”。纷争靡定，国朝遂有寻源之使。其实水之清蚀，随所见之时为异耳。嗣同随任甘肃，往来度陇者八，其他小观近游，尤不胜纪。结靷方舟，乱于泾渭，不下数十。留心觇之，夏秋二水皆浊，冬春二水皆清，合流处亦随时清浊，乌睹《毛传》所谓“泾渭相入而清浊异’耶？湘江之清，遘风雨而浊；黄河之浊，逢冰凌而清，岂可据为常清浊哉？当泾涨渭涸，则“泾浊渭清”；泾涸渭涨，则“泾清渭浊”。《诗》所言，其为泾涨渭涸时乎？
这段笔记文字是考证《诗经•邶风•谷风》中记载的“泾以渭浊”这一现象。他不囿于毛传和孔颖达、朱熹的笺注，从实地考察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由此可见谭嗣同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而在《思篇》中，可见谭嗣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思想的演变轨迹。
《石菊影庐笔识》中的这一类笔记文字，往往就一个问题进行阐述，论证严密，短小精悍。如《思篇》十七，是有关“游魂”的论述；《思篇》二十，要求人们破生死关，破功名关，并在破除了生死关、功名关以后不要消极，还要积极地“不忘情天下”：
夫川上之叹，虽圣人不能据天地之运以为己私。天与人固若是之不相谋也，而岂庄生河汉其言哉？虽然，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夫！惟驰域外之观，极不忘情天下耳。
谭嗣同的笔记散文所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不仅有他的治学心得和学术研究成果，还保存了很多文献资料以及诗文作品。如《学篇》二十三是关于文字字形方面的研究；《思篇》四十六是自己关于杜甫《北征》与韩愈《南山》诗的见解；《思篇》五十记载了自己仅作的一首词《望海潮•自题小照》；《思篇》四十八是关于甘肃友人李景豫（甘肃临洮人，诗人，书法家，因早卒而无文集传世）的记载并保存李的诗作十首，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二）传记之文
传记性的文章在谭嗣同传世作品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主要见于《寥天一阁文》和《远遗堂集外文》，包括谭嗣同为自己家族祖先所作的家传，其他人物传记，自传，逸事状等。谭嗣同早期的文章，显出“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的桐城风格。如《刘云田传》写得清淡简朴，生动地塑造了可敬的“奋发敢任，无择劳辱”的役仆形象。作者首先叙述了光绪四年父亲赴甘肃任所的途中遭遇的艰难：山西、陕西、河南数省遭遇饥荒，赤地数千里，赴甘途中，行旅相戒，“宾从死二人，厮隶死十余人”。然后写刘云田：
云田羸瘠若不胜衣，独奋发敢任，无择劳辱。大人卧疾陕州，一家皆不能兴，资斧行竭，药又不时得。云田日削牍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药，践死人，大惊，绝气狂奔，踣于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进，连触死人首，卒市药归。归则血濡韈履，盖踣伤足及践死人血也。而云田亦卒不病。
这段文字以简洁的语言和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极状刘云田夜行市药之艰难，并将云田“羸瘠若不胜衣”与踣足而终能市药以归作对比，将云田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谭嗣同早年曾对桐城古文做过深入地研究和学习，而他的早期文章也能深合桐城文“义法”、“雅洁”之要求。桐城派的理论家和鼻祖之一方苞解释“义法”的来源及含义：“《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用言之有物诠释“义”，用言之有序诠释“法”，可见“义”与“法”分别指文章的题材内容和形式手法，义经法纬，相辅相成。而“雅洁”则是由方苞“义法论”而衍生出一条具体的古文写作要求，它将前人有关行文雅洁和语言雅正的作文经验和追求合而为一，并且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雅”是对文章语言的要求，所谓“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是指古文雅训、清醇的语言特色。“洁”是指文章内蕴充实饱满，表达谨严约净，无蔓枝繁叶、杂事游辞，是一种简约洗炼的文风。谭嗣同早期很多作品都是在对桐城文体、文风的学习和模拟下创作的，他为自己家族祖先所作的家传、其他人物传记、自传、逸事状等，莫不如此。以《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为例：
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侧倚，或终日不一言笑。
谭嗣同的散文创作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曾自述学习经历云：
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壹之士，稍稍自惭，既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耆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辽焉。……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则存乎深观者。
桐城古文是清代文坛的主流，自从桐城三祖创立该派以来，他们在散文方面与明代唐宋派的理论联系较为紧密，而方苞、姚鼐都是宗奉程朱理学的著名学者，在清代力求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条件下，容易为朝野所接受。加之方苞、刘大魁、姚鼐对《左传》、《史记》和唐宋古文家写作方法做过细致地总结，且提出了比较系统地论述，使学文者有章可循，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少年谭嗣同对桐城文勤奋钻研，为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嗣同早年受业于欧阳中鹄，而欧阳中鹄认为桐城古文与八股文在神理上是相通的，淡雅简洁，结构谨严。这种文体极适于初学者，又与科举取士紧密结合，所以谭嗣同“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但是这种文体与谭嗣同的个性、志趣都格格不入，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所以他又开始新的探究，转而学习骈文，吸取了阮籍、嵇康愤世嫉俗、藐视礼教的叛逆精神，以及使气骋辞、奇偶相生、慷慨激昂、自由纵姿的文风。桐城文的理论和创作都处于一种发展之中，其间经过了姚门四弟子，到了曾国藩的时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倾向更加明显，并且后期桐城派在创作上流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追求，脱离了万方多难和激烈变革的时代，成为文坛形式主义的逆流。这是谭嗣同最终摒弃桐城文而转向魏晋文，以至于上溯秦、汉，下循六朝之文的原因。他所好者乃魏晋间“沈博绝丽之文”，同时也注意到这种文体仅有华美的语言、形式是不够的，应该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逐渐跳出了桐城文循规蹈矩的狭窄视野，开始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创作了一些不拘骈散、亦骈亦散、不法唐宋、不效桐城，而上追魏晋、独往独来的文章。
谭嗣同创作的一些铭、叙、赞等文章中，有一些自叙平生的文字，亦可视为传记之文，如《城南思旧铭并叙》。
（三）尺牍之文
尺牍文字也是谭嗣同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见于《寥天一阁文》、《远遗堂集外文》、《兴算学议》、《思纬氤氲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的书信十五通，见于《书简》的有一百零五通。另外，欧阳予倩辑有《谭嗣同书简》（上海文化供应社1948年版）。在这些尺牍文字中，也不乏文情并茂的散文佳作，尤其是他写给欧阳中鹄、贝元征、刘淞芙、沈小沂的书信，汪洋恣肆，词藻华美，很能代表谭嗣同散文创作的成就。如《报刘淞芙书一》：
既而薄上京师，请业蔚庐，始识永嘉之浅中弱植，俶覩横渠之深思果力，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缅乡贤朱先生闇然之致，又有王信余、陈曼秋、贝元征以为友。
叙述求学交友经历，极富美感，依然可见桐城影响，合“义法”“雅洁”之要求，而语言骈散相间，又具有魏晋六朝文之华丽纵姿，呈现出词句匀称之美，又贯注舒畅谐和之气。
（四）报章之文
报章文体的出现源于近代传媒的发展和对报刊作用的发现，同时也是经世致用、文学救国这一思想指导的结果。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和西学东渐的深入，报纸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出现并发展起来。这种大众化的传媒方式也适应了近代维新党人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他们也由此探索出一种全新的散文形式，即报章文体。其开拓者是近代著名的政论作家王韬，他主编《循环日报》，大力宣传变法图强的主张，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政论体，极大的影响了近代散文革新的进程。作为维新变法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有为的政论散文也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战斗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全新的散文形式不拘桐城“义法”的束缚，自然引起很多旧文人的攻击。为了回应这种攻击，谭嗣同作《报章总宇宙之文说》，大力鼓吹报章文体，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作，与后来的文界革命的主张有诸多一致之处，显示了得风气之先的敏锐的思想穿透力，也最终为梁启超的“新文体”和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谭嗣同的报章之文思想大胆，长于雄辩，其《仁学》一书，共二卷，计五十篇，约五万字，熔中外古今思想于一炉，主张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呼号冲决一切罗网，倡导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自新”、“去故”，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是他的报章文体的代表作。其他如《壮飞楼治事十篇》，讨论变法事宜，宣传维新思想。另有《论学者不当骄人》、《湘报后序》、《试行印花税条说》、《论电灯之益》、《论湘粤铁路之益》、《论中国情势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群萌学会序》等二十篇文章，大体属于报章政论文的范畴，它们或宣传变法，兴利除弊，或提倡新学，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文中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这些文章大都气势充沛、笔锋犀利、条理清晰、语言畅达，在长短不齐的句子中又杂以俗语、俚语和外国语词，使作品显得清新活泼，富有生命力，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桐城派“义法”的束缚。
二、谭嗣同散文的艺术特色
谭嗣同一生业绩不在文章，但其文章实有特色。在语言上，他喜“沈博绝丽之文”，主张骈散合一，并且提出“所谓骈文，非四六俳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要求文章华美的语言形式要与充实的内容相结合。与他的学文经历和他关于散文形式的主张紧密相关，骈散不拘是谭嗣同散文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如《三十自纪》：
制情偷惰，未付简毕，退缅游乐，难忘于怀。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续此以往，仍有前之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哀鸣箫于凌霞，翼叠鼓于华辀者乎？不敢知也。聊复登录，识一时欣遇，云补游记焉尔。
他摒弃了自韩愈以来，以至于近代桐城派对骈文的偏见，主张吸收骈文气势磅礴、词藻华美的特点，融入散文创作，而放弃对空洞、骈俪的形式的追求，从而在桐城散文行将没落的时代，展现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在散文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谭嗣同散文的另一特色是长于抒情。《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叙》写兄弟之间的情谊，真实生动，委婉曲折，亲切自然，感人肺腑。《远遗堂集外文续编•自叙》亦是突出的代表：
叙曰：《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为先仲兄作也：吾之哀吾兄也止此乎？呜呼，难言矣。吾之抒吾哀也，笔焉而中止，与不止而卒毁其草，不知其几。则四五年来独游孑处，仰而叹，俯而悲悯。方今思昔者，心绵之而益孤，遇参之而弥舛，目之而形枯，耳之而声恻，其始也微动，而其究也无穷。所为敛口而啸，哆口而歌，哭非哭。笑非笑，轮囷樛葛，以塞噎于灵台之中，欲笔焉而不能者，又不知其几也。呜呼，难言矣。
文章抒发悼念亡兄之情，语言绮丽哀婉，情感真挚自然，其为人极富感情，为文也长于抒情，言情叙事，无复依傍。
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也是谭嗣同散文的显著特色，尤其表现在他的报章文字中。如《壮飞楼治事十篇》、《湘报后序》、《论湘粤铁路之益》、《论中国情势危急》等。
三、谭嗣同散文在中国散文近代变革中的意义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改革者，与他的社会活动相一致，他关于文学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改革者特征，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历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谭嗣同等人的“新学诗”创作实践，是近代诗体探索、新诗尝试和否定传统、面向世界的最初起点。而谭嗣同对散文文体革新的贡献，则成为中国近代文界革命的先声，具有得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报章文体的提倡和言文合一的主张上。
谭嗣同有感于桐城散文行将没落的现实和近代报纸的出现以及对它社会作用的认识，大量创作报章体散文，同时从文体学的角度对散文文体进行了探索。而作为社会精英人士对这种文体的提倡，是对龚自珍、魏源以来要求文学创作适应社会变革要求这一进步主张的继承和发展。王韬大量创作报章政论文，谭嗣同则要求发挥报纸对社会政治的积极作用，严厉驳斥守旧文人对报章政论文的攻击，并以自己的创作，有力地支持了这种文体的发展。其《仁学》就是杰出的代表。
尽管这样的创作还未触及散文形式革新的根本问题，但却是中国古典散文走向白话散文的起点。正是谭嗣同散文中的科技新事物、西方名词、佛家语、俚语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的因素，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也使中国散文在题材内容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的、细微的、富于生命力的变化，也正是中国散文从自身变革的开始，已经与此后文界革命中要求散文语言通俗化的主张相契合。谭嗣同散文的新内容，如铁路、报纸、电灯以及许多反映人类文明新成果的科技、人文新事物是以往散文中没有出现过的，这些新的内容反映了新的、急剧变革的时代，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以谭嗣同为杰出代表的优秀散文家，将这些新生事物注入了中国传统散文古老的躯体之内，一方面，使中国古典散文获得了一个辉煌的终结；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散文的近代变革昭示了新的方向。
而谭嗣同关于言文合一的主张则已经触及了散文语言根本变革的问题。西方侵略的加深、西学东渐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壮大，新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新事物、新名词不断涌现，与此相适应，作为反映这些新事物的语言，也需做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另外，西方文化作为维新思想的来源之一，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已经不能对其进行很好地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域产生了要求语言变革的呼声。黄遵宪在1868年曾提出过“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后来他在《日本国志》中又从中国语言分离的角度表达了文体改革的意向。他说“文字者，语言之所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实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此简易之法，即“更变一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的关于言文合一的主张，在此之后，宋恕于1891年提出“造切音文字”的主张。翌年，卢戆章即首创“中国切音新字”。之后又有蔡锡勇、王炳耀、王照等相继努力下不断有所进展。谭嗣同适应这一文化潮流，进一步强调改革文字，以促进文体的变革，并作《管音表自叙》，积极提倡言文合一，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谭嗣同主张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不仅与龚自珍、魏源以来的实学思想一脉相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华传教士傅兰雅等的影响。傅氏要求文学语言在于“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谭嗣同之后，裘廷梁更坚决的打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旗号，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纵观从黄遵宪开始，经过宋恕等人的努力，再到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最终到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系统的言文合一主张，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也没有完成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任务，但它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维新运动如报刊发行、书籍出版、学校教育、拼音文字等有着多方面的推动，成为近代文学革命的先声，也为以后“五四”白话文运动扫清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作为一名杰出的改革者，谭嗣同的社会活动为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关于诗文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作为他从事维新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也对中国文学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新学诗的创作和提倡尽管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但在文学史上的探索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对报章文体的提倡，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为中国散文古今演变和现代报章政论散文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言文合一的主张最终在很多人的努力下为白话文运动铺平了道路。在创作实践上，其各体诗歌均达到很高的造诣，尽管数量不多，但其中亦有不少经典之作；散文创作更是成就卓著，《仁学》不仅是渊博、精湛的思想著作，亦可堪称报章文体的经典作品。他对于文学的很多见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改良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创作实践，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对其文学作品在接受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使得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文作品广泛传播。单从理论主张或诗文创作来看，他并不是一流的理论家和作家。但是，处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转折点上，谭嗣同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