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维新志士，诗歌创作是他的生活历程和变法活动的生动反映。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的同时，他创作了不朽的诗歌作品。但他的诗歌创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过程，其在《致刘淞芙书二》中，曾自述学诗经历：

　　嗣同于韵语，初亦从长吉、飞卿人手，旋转而太白，又转而昌黎，又转而六朝。近又欲从事玉溪，特苦不能丰腴。大抵能浮而不能沉，能开而不能翕。拔起千仞，高唱入云，瑕隙尚不易见。迨至转调旋宫，陡然入破，便绷絃欲绝，吹竹欲裂，卒迫卞隘，不能自举其声，不得已而强之，则血涌筋粗，百脉腾沸，岌乎无以为继。此中得失，惟自己知之最审，道之最切。

　　其实，谭嗣同不仅吸取了唐代诸贤和六朝诗歌的营养，而且从谭嗣同传世的二百余首诗作和他的学习成长经历来考察，可清晰地看出，他的诗学思想和创作特色还受到很多前贤和当代大儒的影响，比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王夫之、黄景仁等以及当代的欧阳中鹄、刘人熙等。正因为谭嗣同能够转益多师，故能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艺术特色。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谭嗣同的诗歌创作特色。

　　1  慷慨激昂，遒劲雄健：志士之诗的显著特色

　　谭嗣同诗歌的总体特色为慷慨豪迈，刚健遒劲，也正如他自己所言：“拔起千仞，高唱入云。”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青年诗人的豪迈胸襟在他的山水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潼关》、《晨登衡岳祝融峰》诸作，代表了一种冲决罗网的时代精神，壮丽宏伟，气象万千，正如皎然《诗式•明势》所云：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睹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歘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互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

　　这段话道出了山水诗的千变万态、气象万千之风格。而谭嗣同的山水诗深得其要旨，《秦岭》《陇山》《崆峒》诸作皆可为代表。

　　在游历生活中，首先是祖国锦绣的河山、雄伟奇特的风景激起了诗人的爱国之情。因此，在谭嗣同很多写景诗中常常可以感觉到他的激情澎湃和热血沸腾。潼关、黄河、秦岭、陇山，这些都引起了诗人无限感慨，壮丽景色激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一切鞭策着诗人，使他的报国壮志奔腾雀跃，不可束缚，同时亦表现出一种洒脱自然的风格，这是借山水以寄寓情志的山水诗传统在特定时代的高扬，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消极遁世、寄情山水的中国山水诗传统的反叛。他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志向抱负等都决定了含蓄并非他的诗歌美学追求。相反，他追求的是酣畅淋漓、气势恢宏。其慷慨激昂之作，纸上有声，如：

　　崤函罗半壁，秦晋界长河。为趁斜阳渡，高吟击楫歌。

　　──《出潼关渡河》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其四

　　终南巨刃摩天起，怪底关中战伐多。

　　──《陕西道中二篇》

　　这一类作品在艺术上表现出遒劲雄健、慷慨激昂的美学风格，这点与谭嗣同的个性气质紧密相连。梁启超的评价曾涉及谭嗣同诗作与个性气质之关系：

　　莽苍苍斋集中有诗云：“身高殊不绝，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盖《晨登衡岳祝融峰》作也。浏阳人格，于此可见。南海先生《乙丑出都作》一律云：“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漫有汉廷追贾谊，岂教江夏杀祢衡。陆沉忽望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南海人格，于此可见。“身高殊不绝，四顾乃无峰”、“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此何等自负语！两先生作此诗时，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时之人物，其气魄固当尔尔。

　　梁启超从作家与作品关系的角度，指出谭嗣同、康有为诗歌与其个性气质紧密相关，诗如其人，人如其诗。

　　观其所著《莽苍苍斋诗》、《秋雨年华之馆从脞书》，慷慨激昂、遒劲雄健之志士性格或隐或显，贯穿始终，于山水纪行、边塞田园诸作中，尤为显著。如《潼关》《赠入塞人》《秦岭》《陇山》《崆峒》等壮怀激烈，铿锵有力，俨然是诗人性格、气质的写照，成为志士之诗的显著特色。谭嗣同具有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在那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堪的时代，他依然能够自由而无所拘束的抒发怀抱，自吐心声。他的个性、胸襟、才华、阅历乃至世界观都在诗篇中自由地呈现。

　　2  想象丰富，语言绮丽：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谭嗣同继承了屈原、李白以来的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尤其深受近代龚自珍的深刻影响。钱钟联认为，“谭复生诗，代表当时浪漫风气，仿佛似龚定庵”。也就是说，近代由龚自珍所激发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在谭嗣同这里得到进一步拓展。这首先表现在谭嗣同诗歌丰富的想象和绮丽的语言上。谭嗣同“十五学诗、二十能文”，并且在学诗道路上转益多师，勤学苦练，而最终能在诗歌创作上别具特色。以《怪石歌七古》为例，写诗人来到陕西商山，见到一块怪石。于是，他详细生动地描绘了怪石的来由、形象，并抒发了自己的情感。诗人将天地万物都化为诗歌意象。他曾这样描述怪石：

　　疑是战士披甲胃，又疑河朔横行寇。若非山魈出世宙，定类木客鼻嗅嗅。北溟大鸟濡其咮，南华真人短其脰。或者骅骝逸内厩，昆明石鲸逃禁囿。不然天竺亡灵鹫，月黑深林啸猨狖。

　　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力，比物取象，连用十种不同的形象比喻这块怪石的形状，充满了海阔天空的想象。他从披甲胄的战士、河溯大盗，到山龟、木精、北溟大鸟、南华真人，然后又用皇宫内厩跑出的骏马、汉武帝昆明池中逃出的石鲸、天竺国飞来的灵鹫、黑夜森林中长啸的猿猴来形容这块怪石，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赋予这块怪石以鲜活的生命力和光怪陆离的神奇色彩。在这首诗中，不仅穷尽怪石的千姿百态，而且还描绘了它的岁月与气质等，明显受到韩愈《南山诗》的影响，不仅有赋家铺张雕绘之工，且具画家写意传神之妙。

　　谭嗣同写诗总好选择奇特的景物形象才能表现出他那种豪迈雄健的气魄。而这又必须依赖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和炼字锻句的工夫，如《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松拏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

　　回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一个桃花开遍崆峒山谷的春日，诗人在黎明之际登上山顶，满天星斗渐渐隐退，似乎被高耸入云的山峰吞没一般。极目远眺，锦绣河山尽收眼底。崆峒是西北名山，在甘肃平凉，极高峻雄伟。诗人所注目的是崆峒山的高、险、雄、奇，他只想将自己的人格、理想、境界、志趣、抱负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抒发出来。名山大川成了诗人的代言人。起笔写斗星高悬于天际，然而它之下的崆峒诸峰，几乎可以把它一口吞没，“吞”字，显示了动感和力度，气吞斗牛之态极状崆峒之高峻雄伟。“斗星”位于天极，而在诗人笔下，却要将它“吞”没！“莽荡山河剑气昏”用典寓意。相传三国后期，斗、牛二宿间有紫气，吴亡后，晋张华派人在丰城掘出二剑，紫气也随之消失，始知紫气乃二剑的剑气所化。在崆峒之下，是辽远无际的大地山河，在山河尽处，是昏昏欲坠的剑气。山河在横向上延伸得越远越广，崆峒在纵向就越显得高峻；剑气越是昏昏，崆峒越显昭昭。前二句用比衬，合而观之，实有虚实相生之妙。“剑气”即帝王之气，使人直指其昏，不能光耀“山河”，其矛头所指是非常明显的。颔联“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以“隔断”、“划开”两个极富想象力的动词起笔，说得虽是茫茫云海和峻岭崇山，但却把云海那隔断尘世人寰的高洁、山岭划破天庭的壮烈凸现出来。其进取开拓之志向，借壮丽河山喷薄而出。颈联写山中青松巨石敢与天斗、不惧天威，肩负重任、奋勇向前的神态和气势，无疑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尾联明志：“回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当诗人登高回望之际，那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壮志豪情就要一吐为快了。置身崆峒，回望那桃花开满山谷，眼前美景使人流连忘返，与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时代相比，很容易使人想起与世隔绝、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但是，诗人的志趣绝不在此！他总是那样精神焕发，积极向上。面对人间桃源般美丽的崆峒山，他断然否定消极遁世的意念，决不会去寻找通向“武陵源”的道路！那种冲决罗网的精神和跃跃欲试的气概，以及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极富想象力的描摹，将自身山水化，将山水人格化，是一首劲气贯注的力作，是谭嗣同诗歌代表作之一。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将气势雄伟、高耸入云的崆峒山，栩栩如生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其锻字炼句之功力，于此可见。

　　想象奇幻丰富、语言概括凝炼是谭嗣同诗歌的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秋气悬孤树，河声下万滩。

　　──《憩园五律三首》其一

　　肠断依稀旧游处，虫声满地此招魂。

　　──《哭武陵陈星五焕奎七绝三首》其三

　　桐待凤鸣心不死，泽因龙起腹难坚。

　　──《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其一

　　像这样想象丰富，语言简练，概括力极强而且含藏不尽之意尽显于字里行间的例子在谭诗中很多。又如在《西域引》中所描写的“冻鼓咽断貔貅跃，堕指裂肤金甲薄”的边疆战士形象十分生动，这些都是想象力纵横驰骋，语言艺术高度概括凝练的证明。谭嗣同的诗歌语言风格在总体上是雄丽豪放，充满激情。这一特色在他创作数量较多的山水纪行、田园边塞之作中较为显著，如《秦岭》、《陇山》、《崆峒》、《出潼关渡河》等作。

　　另外，对仗工整，极富韵律感也是谭嗣同诗歌语言的显著风格之一。谭嗣同“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长期练就的基本功在他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

　　扁舟卧听瘦龙吼，幽花潜向诗鬼哭。

　　──《蜕园》

　　柳外家山陶令宅，梦中秋色李陵台。

　　──《赠入塞人》

　　败枥铜声瘦，危崖铁色高。

　　──《老马》

　　万山迎落日，一鸟感孤烟。

　　──《病起》

　　对仗是我国诗歌独有的最有魅力的格律元素，它汇聚了诗歌作品的结构形式美和声律音乐美，使表现的内容鲜明生动，富有张力。同时也增加了诗歌的气势美，通常是律诗的闪光部分，也极能显现诗人锻字炼句的功力。

　　谭嗣同的诗歌语言也具清新质朴的特点，如《兰州庄严寺》《秋日郊外》等。有一些诗作还具民歌特色，语言质朴而说理深刻，如《儿缆船》《六盘山转饷谣》《罂粟米囊谣》。而《古意》《道吾山》诸作，清新明快，质朴自然。再如：

　　小楼人影倚高空，目尽疏林夕照中。为问西风竞何著，轻轻吹上雁来红。

　　──《甘肃布政使署憩园秋日七绝》

　　棠梨树下鸟呼风，桃李蹊边白复红。一百里间春似海，孤城掩映万花中。

　　──《邠州七绝》

　　前诗写诗人登楼远眺，但见远近林木尽在夕照之中，秋风己将雁来红（花名，其茎、叶、穗在深秋时变为红色）涂上一层红色。后者写诗人自兰州赴京参加乡试途径陕西邠州时，桃红李白，鸟鸣林间，邠州城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这类诗，如春雨秋蝉，又如潺潺流水，清脆悦耳，沁人心脾。

　　《谭嗣同全集》中也有冷艳凄清之作，调子低沉，笼罩着悲凉气氛，多与自己身世相关。如《湘痕词》《残魂曲》《古别离》等，数量不多，不是他的主流风格。

　　3  中西合璧，艰涩怪诞：“新学诗”的特有风貌

　　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对自己的学术渊源作了一个简单论述：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这段文字虽是针对他的哲学著作《仁学》所说，但亦可窥见谭嗣同治学门径之广泛。他少年勤学，而淹通群籍，在诗歌创作之中，则是用典寓意，信手拈来。这一特征不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著作中都有突出表现，如《秦岭》《出潼关渡河》《残嶰》《咏史七篇》《阻风洞庭湖赠李君时敏》等。以《阻风洞庭湖赠李君时敏》（其二）为例：

　　中原击楫几何时，廊庙伊谁发杀机。

　　岂有党人危社稷？竟教清议付诸夷。

　　令名寿考原难并，郭太申屠匪所思。

　　忍绝读书真种子，先生如此我安归。

　　“击楫”用《晋书•祖逖传》中的典故，东晋名将祖逖，于建兴六年（313）率部渡江北伐苻秦，在中流敲击船桨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达了他收复中原的壮志雄心。此指实现自己的报国志愿。郭太，即郭泰，东汉时人，他好品评人物，不向权势屈服，敢于直言。申屠，即申屠嘉，初从汉高祖起兵，官都尉，文帝时升为御史大夫，拜丞相，封故安侯，为人刚正不阿。此处运用典故旨在说明维新派的主张被弃而不用，为此，他要像祖逖一样为国尽忠，向申屠、郭太一样刚正不阿，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事业。

　　在谭嗣同三十岁（1894年）以后，由于国家民族形势急剧变化，同时也受新思潮的影响，谭嗣同开始创作“新诗”，又称“新学之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〇：

　　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

　　谭嗣同等人创作新学之诗，时值甲午战争之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新党人力主维新变法。而他们把诗歌作为政治活动的宣传手段，在文学领域大力宣传新学，提倡新诗。谭嗣同新诗代表作《金陵听说法诗》四首，《赠梁卓如诗》四首等，现各录其一：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颂言。一任血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梏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金陵听说法诗》其三

　　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磷获，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纲光中见，来去云孙脚下行。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

　　──《赠梁卓如诗》其一

　　诚如梁启超所言：“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读来怪诞艰涩，不知所言，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诗中引进了新名词，即西洋名词、典故、佛家语等。也就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类“新诗”形式上还是旧的格律，但诗中夹杂了一些外国名词和佛家语，从诗的审美角度来讲，它破坏了中国古典诗歌固有的意境与韵味，自然是不成功的。但从另一方面，它们却也表现了一种新的诗学观念的诞生。这就是勇敢地与传统决裂，把传统诗歌视为“旧学”，加以摒弃，而自创新诗，宣传新学，从功利角度，要求新诗为维新变法服务。而这种要求，背离了文学发展的规律，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决定它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但是，在旧体诗中引进新名词，已经打破了古典诗歌的封闭系统，并注入了新的内容──新学思想和异域文化，这种新文化、新思想极大地拓展了古典诗歌的题材内容，给沉闷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容本身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先行者们渴望了解新学、了解世界、面向世界的精神风貌，尽管这种新的内容的表现还仅仅局限于一些新名词，但它毕竟是对传统诗歌内容的一大冲击，意味着中国诗歌跨出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第一步。这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对旧诗的一次自觉变革，成为新诗探索的开端。

　　于是，这就形成了谭嗣同的这部分诗歌中西合璧、艰涩怪诞的美学风格，即在深厚的国学根基之上用典寓意，信手拈来；或大量采用西语名词和西方事物、佛家语入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晚清时期，在时代思潮与国家民族形势的激荡之下，诗人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探索的结果；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处在变革时期特有的现象。就其诗作来说，一方面是谭嗣同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表现；另一方面，却使这一部分作品晦涩难懂，若非作者本人，便无从索解，从艺术角度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