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女杰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是黄兴、宋教仁、秋瑾等革命志士的亲密战友（图一）。她办女报，兴女学，以唤起广大妇女的思想和政治觉醒。在她的影响下，一大批中国知识女性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之中，为推翻帝制和建立民国立下奇功。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赞誉她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图二）。民国初年，她组织并领导了妇女参政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她的女权思想不仅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也为后来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一、坎坷成长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女权思想
1871年12月8日，唐群英出生于衡州府衡山县（今湖南衡阳）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唐允微，咸丰年间以功升提督，并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诰封振威将军。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伯叔父五人，也都是显赫一时的以军功累至将军之人。
受军功家庭的影响，唐群英从小性情豪放泼辣、桀骜刚强，颇有男儿之风。4岁的时候，适逢父亲40大寿，家中热闹非凡，她发现来到家中的所有男孩都未缠足，行走自如，就将自己的裹脚布扯掉，坚决不再裹足。唐群英秉赋独特，从小就有女权意识。堂兄重男轻女，因为自己的女人总是生女不生男，就在几年内连娶了三个女人，结果都未生男孩。当堂兄大骂三个女人不中用、没福气的时候，唐群英勇敢地站出来为嫂子们辩理，斥责堂兄说：女人同男人是一样的有福之人，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就不会有男人。
唐群英从小聪明好学，十三四岁时就已遍读《四书》《五经》《楚辞》《史记》等中国古代名著，《木兰辞》更是让她爱不释手。书中民族英雄的忠心烈胆和爱国主义情操深深地打动了她，使她学到了坚强不屈、刚直不阿的品格。父亲所讲的杨家将一门忠烈的事迹，让唐群英听得更是入神，《杨门女将》中的佘老太君、穆桂英为国征战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的心灵，使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唐群英经常效仿穆桂英，和男孩子们一起打打杀杀，练习骑马时腿摔瘸了也不放弃。她“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意即遗憾自己不是男儿身。
1891年，19岁的唐群英嫁到湘乡荷叶（今双峰县），其夫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在那里，唐群英与葛健豪、秋瑾结为好友。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论古道今，互相传阅进步书刊，忧国忧民的情绪与日俱增。后来，三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唐群英在婚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相继丧子亡夫，蒙受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按照旧礼教，唐群英应该是“生为曾家人，死为曾家鬼”。可是，她冲破恪守封建礼教的曾国藩家族的阻挠，于1898年毅然回到了湖南衡阳的娘家。
此时，为了解决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救亡变法的思想通过各种书刊得以广泛传播，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的《天演论》等进步书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些书籍特别关注妇女问题，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提出了男女平权的主张。
湖南巡抚陈宝箴早年追随曾国藩，此时在湖南办新学、兴新政，为全国封疆大吏中唯一支持和从事变法者，使湖南成为变法维新最活跃的地区。在这维新大潮中，身在湖南的唐群英和秋瑾一样，如饥似渴地寻找维新书刊进行阅读，对其中关于男女平等的内容倍感兴趣。康有为在《大同书》“妇女之苦总论”一节中，对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康有为发文为中国妇女被歧视的传统状况鸣不平，对唐群英原本就有的男女平权思想更是有力的支持。
在如饥似渴地追求新思想的过程中，唐群英的女权思想也日益形成独特的内涵。
1901年，30岁的唐群英在和秋瑾讨论时局的过程中，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提出异议。她认为：“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国将亡而思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为此，她大胆提出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观点。
1903年，唐群英在《读大同书抒怀》的五言绝句中，展示了其女子也能替天换风的英雄气概。诗曰：
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居沧浪里，誓作踏波雄。
本诗中，“钧天”、“换风”是目的。“钧天谁换风？”既展示了唐群英改造世界的豪情，也表达了她对妇女地位低下卑微、任人驱使和奴役的不平世风的愤懑。“犹居沧浪里，誓作踏波雄”是决心，是气势。但是靠谁来“钧天”，“换风”？唐群英认为在这个男权掌控一切的世界里，每一个要强的女子都有责任“誓作踏波雄”，都应该像孙中山、黄兴和许多革命志士那样，走出国门，到一个新的世界里，去寻求真理，索取答案。
“天下兴亡，人皆有责”和“誓作踏波雄”的提出，标志着唐群英女权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东渡求学，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
正当唐群英决心走出国门寻求真理的时候，先期抵达日本留学的好友秋瑾，从日本致信唐群英，告诉她日本的各种革新信息，盛情劝说唐群英离开家乡，赴日留学。唐群英极为兴奋，1904年秋，34岁的唐群英抵达日本，自费考入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学校，与秋瑾成为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两年后，唐群英又以优异成绩升入东京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为成绩优异，湖南督抚批准唐群英由自费生改为官费生。
在日本，唐群英一方面精研学业，一方面广泛结交中国旅日革命志士，先后结识了黄兴、宋教仁、刘道一、刘揆一等。1905年5月，经黄兴和衡阳同乡赵恒惕介绍，唐群英加入黄兴领导的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华兴会，成为唯一的女会员。同年7月下旬，在黄兴引荐下，唐群英拜会了前来日本筹建中国同盟会的孙中山。随后，唐群英和黄兴等一起，参加孙中山主持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协助孙中山筹组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由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合并而成立了孙中山倡导的中国同盟会，唐群英由此而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签字入会的女会员。孙中山称赞她：“你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你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不久，何香凝等也相继加入中国同盟会。9月，唐群英和冯自由联名，将自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由于唐群英比秋瑾大四岁，比何香凝大七岁，同盟会中大家都称她为“唐大姐”。
加入同盟会后，唐群英更加积极从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当时，唐群英主要把精力放在组织与唤醒留日女学生起来革命的工作上。1906年9月，唐群英与王昌国等发起组织成立爱国团体“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她被推选为书记。在成立大会上，大家当场宣誓：“吾辈远别宗帮，留学异国，所担负之责任何如！国内同胞之希望何如！今日既以此团体始，他日幸勿仅以此团体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争取最尊严最壮丽无上之位置，勿使至二十世纪之中，犹不入世界优胜民族之列也。”由于唐群英在女生中为著名的活跃分子，又具备相当成熟的女权思想，其凝聚力在留日女学生中独占鳌头，所以，成立大会后不久，大家一致推选她为会长。中国留日女学生有了唐群英这样热心组织大家一起活动的人作为会长，女生们出国在外就不再有孤家寡人的感觉了，而觉得自己已经是革命组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员。
与此同时，唐群英经常为《民报》、《洞庭波》等进步刊物撰稿。曾有绝句八章，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流传，尤以“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的诗句，明确地表达了她炽热的爱国之情。她号召觉悟女性“勿云巾帼无能，但须娥眉有志，及时勉励，养成毛羽，东亚天地，任我飞翔”。
秋瑾加入同盟会后，于1906年归国，先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接着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与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策划，拟于夏季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不料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就义。
1907年7月下旬，唐群英从《民报》上得知秋瑾在绍兴牺牲的消息，悲愤填膺，痛极生病。当孙中山、黄兴前来医院探望时，已经振作起精神的唐群英，当即向孙中山保证：回国一定继承秋瑾的遗志，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唐群英挥笔撰写了纪念秋瑾的挽联：“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
这幅挽联看上去是对秋瑾的哀悼，实际上表达了唐群英头脑中早就形成的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一种认识。“秋风吹起”形容革命已经势不可挡，尽管好友秋瑾牺牲，但是自己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特别是“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一句，更是清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把秋瑾的牺牲看作是一种为革命追求自由的必然现象，革命者牺牲的时候正是自由之花在血雨中更加绚丽之时。挽联证明，秋瑾的牺牲反而使唐群英坚定了革命意志，焕发了革命力量。
1908年2月，奉孙中山之命，唐群英从日本回国。行前，孙中山特地撰写一首五言诗相赠：
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
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
孙中山很少写诗，除了挽刘道一的诗之外，至今发现的就是这首赠唐群英诗，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唐群英的倚重和厚爱。同时也证明了在众多留日女学生中，秋瑾牺牲后只有唐群英的革命精神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因在其心目中的位置之重才使得孙中山破例用五言诗作为送别时的嘱托。
唐群英回国后，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找到已经回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张汉英、陈荆，她们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全国各地宣传同盟会宗旨，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先后在湖南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以及江西西部等地策划组织武装起义，但均告失败。1910年6月，经黄兴安排，唐群英再次来到日本。除了在东京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外，继续担任留日女学会会长，并领导留日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唐群英第二次来到日本没多久，孙中山、黄兴等人积极筹措广州再次起义。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她认为中国女界至少是中国留日女学生完全有必要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她领导留日女学生会在日本开展各种爱国活动的同时，女权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她认为在这个时候，应创办一个像《民报》一样的女性进步刊物，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唤醒留日女性团结起来为推翻封建腐朽的清王朝而英勇斗争。
1911年5月，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会刊《留日女学会杂志》在东京创办出版。该刊以提倡女学、男女平权、改良婚姻、振兴职业为办刊宗旨，唐群英为主编，众多知名女士为执笔者。
《留日女学会杂志》创办时，革命风潮已经风起云涌。杂志创办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唤起女界投入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风潮之中，所以杂志内容多是痛陈国家的危难局势，深刻揭露西方列强不断武力侵略我国的事实：“英占片马，俄入伊犁，法迫蒙自之警报，纷至沓来。惊涛骇浪，耳目为昏，满眼繁华，都成惨景，天涯春色，尽入悲观。呜呼！瓜分瓜分，实行瓜分之危言，震破耳幕，枪雨弹烟，频频入梦，刀光剑影，咄咄逼人。”同时，杂志还告诫女界，在国家危亡面前，女子不能再像过去事事依附男人：“我国女界数千年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从为义务，不知国家为何物。且不知国家与女子有何关系，故对于国家放弃权利，对于男子毫无自由。”特别强调女界在国家危难之际恢复女权和实行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今日恢复女权，还我自由之声遍天下。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危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则不失天职，即能得自由之先生……中国今日强邻迫处，四面楚歌，欲免瓜分非专恃铁血不可。纤纤女子，何能为力？不知铁血者，男子之事业，亦教育之结果也。非教育之力不能收铁血之效。女子者教育之起源，文明之根本也。教育完备，专赖女子。女子不学则已，女子有学，吾敢断言之曰：救国家之危亡，得力于女界者尤为多。”
《留日女学会杂志》除了提倡恢复女权之外，还在改良社会上提出许多独到的观点：一、主张改革政治，改良社会，改变腐朽的专制制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却通过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及妇女享受民主权利的情况，表明中国也应该实现共和政治和天赋人权。二、破除封建迷信，反对旧的风俗，揭示妇女是封建迷信的最大受害者。三、提出重男轻女是世俗之谬的传统，必须更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四、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传统，实现婚姻之事男女平等。五、男女同有受教育权。六、提倡女子从事实业劳动和医药救护工作。唐群英办《留日女学会杂志》，团结了一大批在日留学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撰写的发刊词中显示的中国妇女解放思想至今依然闪烁着辛亥革命的光芒。
《留日女学会杂志》一问世就产生很大影响，对提高中国女性觉悟，唤起女性觉醒，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三、推翻清王朝革命中的辛亥女杰
辛亥革命的前夜，1911年秋，唐群英奉命又从东京赶回祖国，先后到达上海、湖南、湖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她决心先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在国内筹建女子军队，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武装革命。
（一）组建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北伐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全国到处爆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唐群英认识到，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清王朝将要进行垂死挣扎，同时也感觉到革命起义军在殊死的战斗中急需后援。10月下旬，唐群英与张汉英立即决定在上海发起并组织“女子后援会”，唐群英责无旁贷地担任起会长。她们抓紧时间募集军资粮饷送往前线，作为革命军的后援。随后，唐群英等又挑选部分年轻体壮的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场，担任抢救受伤士兵的任务。此时，黄兴也火速由香港抵达上海，与宋教仁相商光复南京的部署之后，决定赶往武昌，亲临战地指挥。为了使黄兴能从清军的眼皮底下顺利到达武昌，唐群英以行武出身的智慧让黄兴化妆成女子救护队里的医生，一路上沉着冷静，以救清军为名混过敌人的检查关卡，顺利到达武汉。黄兴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武汉战场，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而唐群英的护送，是先行成功的基础。到了10月底，正是战斗激烈之际，唐群英主动请缨杀敌，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同友军配合共同攻打南京。黄兴同意了她的要求。在唐群英的努力下，一支雄赳赳的女子北伐队宣告成立。刚成立时尽管人数不多，但飒爽英姿的气势确为起义军提胆壮威。
1911年11月初，唐群英面见江浙联军总司令李燮和，要求将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得到李的同意后，唐群英立即找到吴芝瑛、吴木兰、林宗素、林宗雪这些在上海很有影响的女界好友，并得到了她们的鼎力相助，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女子北伐队扩充到两百多人。
（二）“双枪女将”名扬天下
1911年11月下旬，起义军准备攻打南京。唐群英闻讯，率领女子北伐队要求参加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又必然火药味十足的战斗。在女子北伐队向南京进军的誓师大会上，唐群英站在主席台上声色俱厉地发表讲话，号召女战士要戮力同心，和衷共济，不怕牺牲，如班超之深入虎穴，李广之誓扫匈奴，痛歼顽敌。按照黄兴的指示，她带领女子北伐队开赴句容县与联军何奇伍的队伍配合，共同向南京进发。经过商定，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任务，女子北伐队则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知道这助攻的重要性，如果不把玄武门的战斗打赢，为主力赢得机会，整个战役就有可能功归一篑。唐群英不愧为战将的后代，她运筹帷幄，事先挑选不怕死又敢于拼杀的部分精英女子，身藏短枪、短刀，组成小分队，由沈警音带领，化妆作难民，利用清军不注意妇女这一疏忽，巧妙地混入玄武门内，突然间拔出刀枪，杀死守门清兵，使城门大开。清兵见状以为是起义军主力到了城中，立刻慌了阵脚，乱作一团。唐群英身挎双枪，趁势迅速带领全体女军杀入城内，给迎面冲上来的清军以沉重打击。唐群英身先士卒，左右开攻，英勇拼杀，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逃跑之敌，无力抵抗，联军主力乘机从各城门蜂拥而入，南京顺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名声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也由此名扬天下。南京既克，南北议和得以在上海举行，“北伐”遂告中止。南京战役的胜利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唐群英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无愧于后人送给她的光荣称号——辛亥女杰。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2月1日，唐群英在南京以女界协赞代表身份，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孙中山赞誉唐群英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唐群英以实际的英勇行为，实现了“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和“救国家之危亡”的革命宏志。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男女同为革命出力、同为国家献身的实践，使唐群英的男女平权意识和妇女解放思想进一步走向明朗和坚定。
四领导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运动
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纳入社会改革方案，最早是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来的。不过他们主张妇女解放的目的是为了相夫教子，并没有提出妇女在政治上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戊戌维新时，有少数妇女在“天赋人权”思想影响下，萌发了参政意识，要求设贵妇院，设女部大臣，尽管只是为少数贵族妇女的地位着想，但对几千年“女不言外”的封建礼教却是首次大胆冲击。辛亥革命造就了一批女界精英，唐群英即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被封建社会制度压制了数千年的中国妇女，要改变在家中的卑微地位，要做国家的主人，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民国之初，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等，觉悟了的知识女性纷纷组团建会，掀起了颇具声势的女子参政运动。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辛亥年间威名赫赫、被孙中山赞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且女权思想已经成熟的唐群英，自然是这场妇女参政运动的活跃人物，并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一）组建女子参政同盟会
中华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再加上南北局势紧张，男女平权仍然只是一句空话，毫无实际行动可言。1912年，清王朝宣告彻底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标榜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华民国，妇女的地位也应随之出现转变，但是妇女的权利仍然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1912年2月，唐群英针对临时参议院不同意女子参政，不承认男女平等地位的情况，与张汉英联络林宗素、吴木兰、王昌国、沈佩贞等，到处奔走呼吁，发表演说，鼓动妇女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辛亥革命前后，主要女子团体有“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等妇女团体。这些女子团体的发起人或主要活动分子均系同盟会员，又都是男女平权的积极提倡者。她们一开始就将参政要求与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同男人一起投入战斗，同为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浴血奋战，又都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随着民国政府建立和清帝宣布退位，实现男女平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唐群英等于是很快转向以争取“男女平权”为中心内容的参政运动。受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上许多人甚至许多有影响的名人也难以接受妇女参政这种变革，就连同盟会内除孙中山以外领导层中的不少人也都认为妇女能力太低，对其参政一事持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孙中山曾顶住各种压力，在多次接见女子参政代表的时候明确地表示过“承认男女原应一律平等参政”；但是他又把能预见到的阻力以及他所要进行的调解也告诉给女子参政代表。孙中山的远见卓识在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是罕见的。唐群英在妇女参政问题上没有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她看到当时的女子团体虽然很多，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利于团结起来进行有效的斗争，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的举动，决定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图三）。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2月初制定的《临时约法》竟然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比起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后退了一大步。为此，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恢复“男女平权”，均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所以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上提出的宗旨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并于2月26日领衔上书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接着又向参议院提出改正方法，“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请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结果，在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中，仍无男女平等之规定。参议院无视唐群英等人的正当要求，激怒了自幼在军功家庭中就形成刚正豪放、不惧邪恶性格的唐群英。她于3月21日，率20余人怒闯参议院，砸碎了玻璃，踢倒了卫兵，制造了举国皆知的“大闹参议院事件”。会场上有男议员发难说：“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与此政事，会误国机。”女议员沈佩贞反驳道：“你们这些议员大人，晚上打麻将，白天开会打瞌睡，发言打官腔，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高见？”会场上，拍桌打椅，乱作一团。
在这种情况下，唐群英等向各省提督、报界宣称“南京参议院所布剥夺女权的《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唐群英、张汉英等人继续为男女平权开展不懈的斗争，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唐群英亲自设计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徽章和由她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简章》中明确11条政纲为：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只就以后实行自由结婚而言）；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事业；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这11条政纲的提出，明确了妇女团体的奋斗目标，使多少年来一盘散沙、备受欺凌的妇女有了第一部行动纲领，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男女平权思想在这11条政纲中无处不在，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英雄创举，是五千年来女权问题的第一缕曙光。
（二）为争取妇女参政权利而奋斗
“南北和议”后，政权落入袁世凯之手，女界提出的女子参政权问题，袁世凯更是百般压制。当时中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变的关键时刻，妇女参政运动始终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跌宕起伏，在建国建党的伟业中也激荡不已。尽管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大多数站在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对立面，但是唐群英在这场运动中并没有因为对立面强大而表现逊色。同盟会总部迁往北京后，唐群英不顾袁世凯的阻挠，与王昌国、沈佩贞等一起“联袂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孙中山、宋教仁等对女权问题的支持也不够主动积极，特别是宋教仁、林森等大人物在思想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他们都认为女权问题应该是以后考虑的次要问题，把唐群英等人所提出的“男女平权”的政治主张放在了一边。
1912年7月，同盟会召开会议，商量成立中国国民党事宜，唐群英获悉，国民党的新党纲草案中已经删去原同盟会章程中“男女平权”这一条。这对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来讲，是极度难忍之事，于是她冲进会场，质问主持改组事宜的宋教仁：“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除？”宋教仁面红耳赤，尴尬无词。
1912年8月，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了其他党派意见，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这让唐群英等人非常愤怒。国法不平本以难忍，难道党纲也要欺辱女性吗？唐群英等人据理力争，希望宋教仁等人将“男女平权”的条款写入正式党纲。
8月25日，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在众多女会员簇拥之下，走上主席台，为删除“男女平权”这一条再次质问宋教仁，指出这“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因而要求向女界道歉，并于党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内容”。宋沉默不语，盛怒之下，唐群英给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出来圆场，建议举手表决是否男女平权，男议员竟然无人举手，林森也被唐群英扇了一记耳光，女会员们愤然离场。男女平权内容没有写进党纲，但唐群英当众打了宋教仁、林森耳光，却为争取“男女平权”的女同胞出了一口恶气。
唐群英的个性刚强而执着，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表示决不妥协。她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孙中山于1912年9月2日派人给唐群英送去了一封他的亲笔复信（图四）。信中讲到：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随着一些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日益妥协，他也“爱莫能助”。孙中山在信中对唐群英是这样说的：“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参议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更有一言奉献：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此复，并期努力进行。”孙中山的信让唐群英深受启发，她决定暂且放弃党内女权之争，把矛头转向对付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她在北京设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并被推举为本部总理。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说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随即在《女子白话旬报》上开始公开发表文章，抨击袁世凯政府。
（三）创办《女子白话旬报》，提倡男女平权
袁世凯得掌临时政府，妇女参政运动陷入绝境。但唐群英没有退缩，为了使广大妇女同胞针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女权问题便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妇女参政同胞会总部迁到北京后不久，就在北京创办了《女子白话旬报》（图五）。该报纸是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从1912年10月创刊到1913年5月停刊，共发行11期。《女子白话旬报》自第8期改为《女子白话报》，是民国初年倡导妇女参政运动的三大妇女刊物之一。虽然只出版了11期，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女子白话旬报》的宗旨是普及女界知识，为女子参政做准备。报纸从政治、经济、教育三个方面论述了妇女参政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向女性同胞阐述了男女平权、女子参政以及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呼吁全国女性觉悟起来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女子白话旬报》还及时向女界报导政治动态和妇女参政运动状况，激励女界关注时事，关注妇女运动的发展。《女子白话旬报》真实记录了民国初年女界要求参政权的艰难历程和斗争情况，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向女界灌输新思想、新观念，宣扬妇女参政理论，成为妇女参政运动中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
唐群英的《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中有这样一些言语，表明她力争男女平权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而停止。她说：“平等也，自由也，此人类之初生，天所畀赋者也”，“无男无女皆立于平等”。但同时她也看到了要想实现真正的男女平权，并非易事，其斗争的道路必然是漫长的，她说：“以女子无才为美德，以服役男子为天职”，“女权遂剥，弥沦千古”，“然综四千余年之积毒，一旦扑之正之，割除而剔灭之，夫岂易易”。后来唐群英在她主办的《女子白话旬报》上又连续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始末记》、《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志盛》、《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草案》、《女子参政之先声》等文章，宣扬妇女参政的意义，推动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
除了《女子白话旬报》，唐群英还主办了《亚东丛报》、《女权日报》，恢复了《神州女报》。无论是从报刊的数量、内容分析，还是从所办报刊在当时以及后来所产生的影响来分析，唐群英不愧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卓越的妇女维权宣传家。她从反封建、争民主、争女权、反歧视这一角度出发，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办报纸，向广大的妇女群众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观念。可以说唐群英创办的《女子白话旬报》为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传播新文化奏响了前奏曲。
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世凯的迫害。1914年11月，北洋政府勒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旬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唐群英逃往天津，乘船经上海、香港，取道河内，于1915年才经昆明辗转回到了老家衡山。
五、从女权斗争转到女性教育
孙中山先生“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的教诲，是唐群英思想的转折点。从1920年到1937年，是唐群英由领导女权运动转而专门从事女子教育的人生阶段。她把女权、救国、女教三者看成是自己终生要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在男女不平等现实社会中女教任务尤其重要。她认识到只有女子真正掌握了知识，才能实现男女平权。40岁以后的唐群英，痛感女界的知识严重不足，她倾尽全力从事女子教育工作，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岳阳等地创办了“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和“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女子学校近10所。
唐群英认为“母教贤而国民良”。女子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政治活动，都对国家裨益无穷，对于改良社会作用亦极大。从家庭是社会细胞的这一观点来看，中国社会势力，其根源实在于家族。而家族中，女子权力非常重要，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女子有革旧鼎新之志。开通女子之知识，就要广设学校，使女子尽受良善之教育。
唐群英也是最早提倡白话文的教育者之一。她说过，在女子教育不到位的时代，以文言文实施教育对女子来说是一件难事，演化为白话文进行教育则通俗易懂。唐群英所提倡的改变习俗的女子教育，既有启蒙时期的女童教育，也包括绿衣粉黛之成人女子教育，让她们将涂脂抹粉的功夫，移至左图右史、前纫后织。这既包括先进思想的灌输，亦包括实业技能的培训，使国民之母，养成新国民，革除旧积习，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变。唐群英对此信心十足，她认为：文明之母有了学术思想，又皆依归教育而养成发达，如果有半数的女子接受文明教育的熏陶，思想远大，将会一呼百应，积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数千年恶习必一扫而空。
唐群英认为，男尊女卑、乾刚坤柔是中国几千年儒教学说灌输的一种封建文化，使中国妇女被三从四德牢牢缚住了手脚，没有独立的人格，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唐群英将中国以往的女子分为三种类型：上者，男子之玩物；中者，男子之仆人；下者，死不得死，生不得生的犬马。那么女子服从男子，果真由于女子是弱者吗？并不是。是因为女子以无才为美德，以服役男子为天职的封建传统束缚，才致使妇女人格丧失，地位卑下。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养成女子独立人格，必须要破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使女子受教育，增长知识，为社会贡献力量，成为与男子同等站立之人。作为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在屡屡受挫之后，总结出这样一条：“女子程度不齐，由前此教育之不平等。今我中华民国，既号称共和，主张平等，则男女之教育，不宜再有分别。男子与女子既轨入同等之文明，即增进同等之智识，是男女之程度，必不再有轩轾。”
唐群英具有较为完整的一套女子教育思想，不但撰文宣传，而且勇于实践，身体力行。她从小随父读书，曾多次响亮地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但在投身辛亥革命之后，才知道要想真正唤起女界爱国意识，并非“振臂一呼”即可成功。她在《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中揭示道，中国妇女“承数千年压制之余，守无才是德之训，层层锢习，陷溺已深，一语以爱国救亡权利义务之名词，则目瞪口呆，茫然不解。甚者或返步却走，非笑随之。呜呼！以如此之女子社会，当如此之危急国家，虽男子程度尽如欧美，犹难免为半开化国。竞争之场，必归劣败。瓜分之祸，卒难兴免。而况男子之程度较欧美不啻天渊，国家之危机至今日已达极点，则女子教育，不得不与男子共图发达。”
唐群英在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中，有两点突出的表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称道。一是她的教育宗旨是以树人为本，学以致用；二是竭尽家财办学，教育之志毕生不变。
1920年春，她还在家为母守孝期间，就开始办学。白果距离她的家乡20多里路，但为了家乡的女子都有学上，她不怕路途遥远，历尽千辛万苦在衡山县正式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虹茶亭女子学校”，并任校长。初办虹茶亭女校时，家乡有不少人极力反对，连唐族本家也有人用纸条写上唐群英的名字斜贴在围墙上，以示家族出了不孝之女，讥讽唐群英不规规矩矩在家为母守孝，却以办学为名出尽风头败坏门风。唐群英不顾这些，坚持在家乡为女子办学，并揭露男子能进学堂接受教育而女子不能靠近学堂也接受教育是一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讲学时，唐群英经常向女子们讲述古代花木兰从军、梁红玉抗金等故事，极力说明男子能办到的事，女子也能办到，激励女子要自立自强，不能事事依赖男人。为鼓励大家放脚、剪发，她还自编了通俗易记的《放脚五字歌》，在学生中教唱。
1922年，她又在衡山县城郭祠创办了“衡山女子学校”，亦称“希陶女校”，唐任第一任校长。这是衡山以县为单位的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一直到1938年才停办，校长均为衡阳女师的学生。该校出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才走上社会以后均称赞老校长唐群英的教育功绩。1924年，“复陶女子中学”开学，唐任校长。同年6月9日，湖南女界在该校召开湖南女界联合会，唐群英被选为副会长，并起草宣读了《湖南女界联合会之宣言》。宣言列举了男女平权的四条根据，同时指明了女权运动的目标。1925年，她又在白果乡创办“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号召女子从事实业技能的学习。这更招来了冷嘲热讽。唐群英告诉女学生们说，只有学会各项技能，才能具备生存与平权的条件。据“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毕业、解放后还健在的老人们回忆，初建这所学校时，学生中80％的人都是唐群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一个个“请”来的。为了使女子能掌握知识，不再被社会所歧视，真正地站立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唐群英以何等坚忍不拔的毅力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着中国妇女的教育事业。由于唐群英劝来上学的女生大多是贫苦家庭的孩子，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只得免费入学。学校的费用来源，除了开明人士少量的资助，大部分是唐群英变卖家产换来的。这种为中国妇女觉醒不惜倾家荡产的精神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唐群英在家乡办学时，注意培养女生的斗争意识。到了1926年，白果成立了“女界联合会”，一批敢说敢斗、有革命觉悟的娘子军高举红旗，走向革命。她们剪掉头发，扯掉裹脚布，和男子们一起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周围，打土豪分田地。衡山白果妇女闹祠堂一事轰动全国，毛泽东于1927年元月到衡山考察农民运动，在白果芳山公祠专门听取女界联合会的汇报。之后，毛泽东肯定了白果女子的行为：“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他们的便。”所以笔者认为，白果地区女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唐群英多年以来在家乡实施妇女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927年，唐群英在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继任校长。1928年，唐群英回到家乡新桥，担任唐氏广定族校校长。1930年，唐群英60岁，她辞去唐氏广定族校校长职务，本想回到“是吾家”休闲养老，却听说家乡还有许多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一字不识，便与乡人李次渊合作，利用她自己的“云在庐”旧居开设课堂，收罗了附近十多个女学生，请李先生教语文，自己亲授自然科学课。这个班的女生学习比男生班的学生认真，她们放了脚，走路有劲，道理懂得多，胆子也就大，都认为有八姑奶奶撑腰，以后什么也用不着怕，与男人接触时也都是平等相待。
唐群英的夫家是曾国藩家族，丈夫死后，唐群英“大归”，在娘家她争得1／4家产。在旧习俗盛行的时代，出嫁女子是不能回娘家分家财的，可唐群英这样做了。当时，人们不理解她，但后来她变家产为兴学资本，乡亲和族人们便对她十分佩服了。她自己生活俭朴，食不尚珍，衣不求艳，连通常已婚妇女佩戴的首饰也没有，偌大的家产到她手中所剩无几。她教学有方，生财无道，只出不进，两袖清风。
唐群英在家乡实施教育期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孙中山病逝和北伐战争。尽管经历了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但唐群英仍锐气不减当年。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她亲自到唐氏广定族校演讲，组织师生罢课，投入“抵御外侮，惩办内贼”的游行活动。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唐群英不失当年担任领头人的风采，仍旧带领师生上街开展反帝宣传。当她一生追随的革命导师和领路人——孙中山病故的噩耗传来，悲痛之余，唐群英写下一首七律挂在了学校的教务处。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她组织广大妇女和“复陶女校”的师生员工数千人，夹道欢迎。在大事件上面，唐群英的做法是在告诉学生们，要勇于接受实际斗争的锻炼，明辨是非，将来成为对中国有用之人。可以这样说，唐群英在回乡办学期间，思想上仍处于革命的先锋状态。她不与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同流合污，潜心实践自己的办学思想，耐心地培养中国女界的一代新人。她不主张闭门读书，而让学生们关注国家大事，参加社会实践。她默默无闻地、无私地、坚定不渝地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唐群英办学热情之高和办校数量之多，在我国女子教育史上首屈一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唐群英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在家乡办学。她倾尽了全部心血，也倾尽了家产，虽然穷病缠身却始终无怨无悔。
民国政坛的黑暗使她失望，但妇女参政运动的失败并没有让她灰心。她毅然退出政治舞台，去干自己认为值得干的女性教育事业。表面看去，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女杰渐渐归于沉寂；实际上，她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在家乡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唐群英不愿做空头政治家，她选择办学而不从政也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遗憾和惋惜，但更多的人认为，唐群英选择的道路是值得称道的。如果那个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唐群英这样的女杰去致力于中国妇女教育，中国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就必然会早日实现！
1936年秋，体弱多病的唐群英从上海回到了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病故于“是吾家”的老房，享年65岁。唐群英的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于右任、戴传贤、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发去唁电，以示悼念。报刊杂志上，“女界孙黄”、“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等赞誉性报道，随处可见。
六、结语
唐群英在辛亥革命时期与民国初年，为追求男女平权、倡导女子参政运动、争取女子人格独立、启迪妇女觉醒、提高妇女觉悟而进行了各种形式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最终实现男女平权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唐群英和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帅孟奇被评选为“中华百年八大女杰”。这一荣誉正是对这位辛亥革命中的巾帼英雄、中国女权运动先驱的历史贡献，所给予的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