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办学起源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变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的连续性。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余所国立大学之一。
正如1934年编定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学校教育概况》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湘抚奏改岳麓书院为湖南高等学堂，宣统三年，高等学堂停办。民国元年，迁优级师范学校于岳麓，易名为高等师范学校。民国五年，高师停办，经省议会议决，以岳麓房舍拨归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民国十三年省府主设省立大学，指定岳麓为校址，将当时工、商、法三专门学校改组，名曰湖南大学，民国十五年正式成立。”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中间历经高等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至1926年省立湖南大学才最终得以成立。
1.岳麓书院（976-1903年）——湖南高等学堂
岳麓书院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进行扩建，“外敞门屋，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岳麓书院规模空前扩大。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至南宋，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之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书院也随之成为湖湘学派的活动基地。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开启了中国学术史上会讲之先河。至此，岳麓书院进入繁盛阶段，与白鹿洞、嵩阳、睢阳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师生奋起抗元，城破后大多学生自杀殉国，书院也付之一炬。后经过多次整修，书院逐渐恢复。明初，由于统治者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对书院进行了全面的整治，书院得以兴复。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统治者对书院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岳麓书院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康熙、乾隆两帝分别赐予“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以示嘉奖，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呈现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盛况。甲午后，随着新学的不断涌入，岳麓书院在山长王先谦的主持下，与时俱进，引入新学，开设算学、方言等新式课程，并设立译学会，为湘省各地书院改革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将全国大中小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将求实书院改为湖南大学堂，次年，改为高等学堂。同年9月，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并将由求实书院改成的高等学堂并入其中。合并后的湖南高等学堂接收了岳麓书院、求实书院和时务学堂的校产，规模得以扩大，岳麓书院从此开始了近代化的新历程。
2.湖南大学筹办与创建（1912-1926年）
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高等学堂奉令停办，湖南优级师范学堂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改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不仅继承了岳麓书院校址与校产，在教育思想方面也深受书院影响。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揭示第四》对岳麓书院的重要揭示，诸如讲堂揭示、斋舍揭示、膳堂揭示等均作详细述载，并作为校史和学校教育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称“一切仍之”。民国五年（1916年），教育部施行分区设立高等师范的办法，湖南划入武昌，次年暑假湖南高师停办。
此时，恰逢工专提请省府延款扩建工场校舍，湘督谭延闿欲以岳麓书院为校址，以高师工专为基础，创办湖南大学。于是，批准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迁工专于岳麓。但由于“谭公不久去位，继任之傅良佐、张敬尧率北军抵湘，而本省教育，似几于停顿，湖南大学何时成立开学，谭公已不及与知矣”，故大学筹备处被暂时撤销，前高师校址校产全部拨归工专，由其暂代保存，待将来大学成立后，再行拨归大学管。因此，可以说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上承岳麓，直继高师，下启湖南大学，是湖南大学倡办、筹备、创设过程的重要积累和准备。
早在民国五年（1916年），北洋政府部署高师调整之时，湖南学界、教育界就开始呼吁以岳麓书院为校址创设省立湖南大学。首要发起人是岳麓书院和时务学堂著名学生、湖南高师著名教授杨昌济。民国六年（1917年），杨昌济等学界、教育界名人联名呈文湘政府，请于岳麓高师校址创办省立大学，封存高师校产留为办大学之用，该提议得到了湘督谭延闿及湘政府的肯定。八月四日，湖南省长公署批“杨昌济等呈请设立大学筹备处并划定工业专校借用地段由”，并委定杨昌济、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为大学筹备处筹备员，甘融为高师校具保管员，湖南大学筹备处获准成立。但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湖南省官员调换频繁，湖南大学筹备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民国十年（1921年）三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向“自治根本法筹备处”提出“规定建设湖南大学之建议案”。“省须设立大学一所”的提议被写入湖南省宪法中。从此，筹备与创设湖南大学有了法律依据，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省长赵恒惕令设“省立湖南大学”，以岳麓书院为校址，由工、商、法三专校合并组成。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省议会议定湖南大学筹备办法。次年一月二十八日，省长赵恒惕颁发《湖南大学组织暂行条例》，任委李待琛等10人为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令组成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总理全校一切事务。二月一日，湖南大学宣布成立，“三专门学校，截至一月三十一日取消，所有校产图书文卷仪器用具等件，限半月内册送委员会接收”。三月九日，湖南大学正式开学。
总之，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经历了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复杂的转变过程。湖南大学不仅继承了岳麓书院的校址、校产，而且在教学内容与思想上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优秀的教育和文化传统。其中，维新时期，山长王先谦主持的岳麓书院改革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王先谦对岳麓书院的改革
王先谦（1842-1917年），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县人，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是清末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王先谦47岁辞官回湘后投身湖南的教育事业，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在任期间，他主动引入西学、添设新式学科、改革课章，对岳麓书院教学内容、方式等都进行了改革，不仅开启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使书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在全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湘省各地书院的改革。
1.推崇《时务报》，以开民风。《时务报》是当时全国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报纸，它与《湘学报》、《知新报》并称维新时期南方三大报纸。王先谦认为该报“议论精审，文体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意志，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当时“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守帖括，罕能留意时务”。因此，王先谦联合城南、求忠两书院山长发布《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共同购买《时务报》送至书院，让士子得以浏览通晓时务。此外，为了保证每个书院士子都能读到报纸，他还亲自制定了阅报规定，劝导学生“由此渐摩岁月，必有奇才异能出乎其中，上备国家栋梁之用，此则院长所日夜企祷者也”。在科举盛行之时，在书院中推广介绍新思想的《时务报》，无疑是给长期埋首于经史考课的学子们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增广他们的见识，也为改革传统教育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2.提倡实学，培养务实人才。王先谦认为“方今时事多艰，培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恃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必须培养实用之才，应国家所需。针对当时书院学生埋首故纸堆，沉迷八股取士以求飞黄腾达的现象，王先谦说道：“今之时文，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吾为士人议废此者，专欲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而已”，指出八股“体实已灭裂”。为了纠正空疏之风，他在岳麓书院的改革过程中，积极倡导新学，认为“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所谓当师法外洋者决在于此，不可一切抹杀，坐视沦亡而不挽救也”，他希望学生“博览兼精，累进益上，周知当世之要，成为有用之才”。
3.引入新学，添设新式课程。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多以四书五经为主，甲午后湖南的教育改革突破传统范围，吸收了新式学堂的内容，引入新学，添设新式课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月，山长王先谦发布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将书院课程“分为经、史、掌故、算学、译学五门，以舆地并归史学，经史、掌故由院长自行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延请教习”，并规定“嗣后制艺、试帖每月由官长课试外，其院长月课改用经、史、掌故，照章给奖”。课程设置上在保留经学、史学的传统教学内容之外（实际上史学的内容也已经超过了传统范围），增加掌故、算学、译学，颇能反映王先谦提倡西学而又以注重中学为根柢的思想。对于课程设置，王先谦在《学堂论》（下）和《复黄性田舍人》中也明确指出：“学堂科目，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者也；各国语言文字，亟宜通者也。”
4.效法西法，变通教学方式。古代书院多以自学为主，没有固定统一的课程时间和任务，岳麓书院在结合其自身独特的教学形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学校的某些教学形式，对教学方式进行了变通。如岳麓书院译学会规定上课时间为“今年下半年，每日上午三下钟，明年以后，上午三下钟，下午三下钟”，课程内容规定：“今年下半年（自上学之日算起），英文入门、拼法、写字，并学杂语、杂字。明年上半年，第一本英文、拼法、写字、作句，并学杂语、杂字。下半年，第二本文法入门、拼法、口述、笔录、作论、写字，并学杂语、杂字。后年上半年，第三本英文文法、上半本作论、翻译、口述、笔录、拼法、写字。下半年，第四本英文、一半文法、下半本作论、翻译、口述、笔录、拼法、写字、写信。再后年上半年，第四本英文、下半本作论、翻译、写字、写信、温文法、全本拼法、口述、笔录。”不仅每学期需要完成一定的课程，四年中学生要学习完四本英文课本，懂得拼写、作述、口述与翻译，而且课程内容的安排上也讲究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此外，译学会还根据学生第一期后成绩的优异进行分班教学，“智而学优者选为头班，愚而学劣者与新来学生合为一班”。对上课的时间和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不仅适应了新课程的需求，也提高了上课的效率。
5.完善设施，改善教学环境。为满足新课程的需求，王先谦不仅对书院的建筑进行改建，并添设了各类书籍与设备。皮锡瑞于日记中载曰：“岳麓书院改章后，别造房屋二间，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王先谦在《月课改章手谕》也称“一切购书制器及岁需经费已由抚部院俯允筹给”。此外，湘绅熊希龄、蒋德钧、刘麟祥等人捐献120种400余本新学书籍给岳麓书院，其中多数为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工程、医学、军事等方面的书以及时事报刊，不仅为学生研读新学、了解时务提供了条件，而且使得改章后的岳麓书院在藏书方面呈现趋新的变化。
三、岳麓书院改革的影响
在王先谦的主持下，岳麓书院迈向了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新征程，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不仅为湖南高等学堂成立与发展打下了基础，其影响甚至延伸至湖南大学，为现代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作用。
1.秉承经世致用传统。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和重要活动基地，湖湘学派自宋代形成以来，始终有着重践履的经世务实传统和融合众家之长的学术特色，从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集湖湘学大成的张栻，到清代的陶澍、魏源，直至被称为“中兴将相”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人士以“重践履”而闻名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脉络贯穿始终。王先谦在改革岳麓书院过程中，一方面引入西学，设置算、译等课程，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经、史为主体，强调“培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延续和秉承了书院经世致用的传统。现代的湖南大学也一直坚持这一宗旨，仍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教育学生一切从实际出发，无论是求学问道，或是为人处世都要以此为标准。
2.与时俱进，中西结合。随着欧风美雨的洗礼，在西学不断涌入的情况下，王先谦顺应时势，主动引入新学，改革岳麓书院，不仅在书院中推广《时务报》，并制定《月课改章手谕》、《新定译学会课程》，对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等都进行改革，使岳麓书院走在全省书院改革的前列。正如皮锡瑞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9月的日记中称赞道的，“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此风既动，当有闻之而兴起者”。王先谦在坚持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新式学堂的先进因素，将中学与西学很好的结合起来，促进了岳麓书院的发展，也影响了日后的湖南大学。1932年胡庶华任湖南大学校长时，一面以书院讲堂内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欧阳正焕所立的“整齐严肃”八字碑文作为校训，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一面注重加强师资队伍，广聘名流教授，热心引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门人才。并提出“承朱（熹）张（栻）之绪，取欧美之长“的口号，主张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以此作为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为历代主持者继承发扬，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