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熊希龄其人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隶籍湖南凤凰厅（今湖南凤凰县），故人称熊凤凰。熊希龄在1891年至1894年先后中举人、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进入词馆。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故朝野上下出现了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热潮，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变法思想迅速传播。怀经国济世之志的熊希龄遂离馆归乡，积极投身到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去，设学堂，办报纸，组织学会，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一员干将。变法失败，熊希龄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后由于赵尔巽、端方的提携，得以开复。在清末新政时期，他倡立宪，兴教育，创实业，理财政，办盐运，成效颇多。在辛亥革命后转向共和，并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等职。他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政治上的一系列波动后，逐渐对政治产生厌恶，于1916年6月毅然退出政坛，献身社会慈善教育事业，从事救灾办赈、收养灾童等各项工作，并于1920年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1932年熊希龄为纪念亡妻，更为实现自己济世救民的理想，毅然将全部家产捐出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1933年二十九路军进行长城抗战的过程中，熊希龄携长女与香山慈幼院学生一行，组织救护队，积极参与抗战，救治伤员。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与红卍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以及设立临时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纵观熊希龄的一生，“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于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与平民教育家。”

　　二、水灾概况

　　1917年中国北方顺直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被灾地区之广，受灾人数之众，为数十年所未遇（有关官方档案如是说）。顺直地区亦称京直地区，是指北洋政府时期的京兆和直隶省，即清时的顺天府和直隶省。民国初期沿用清制，但顺天府辖区略有缩小。1914年10月，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遂与直隶省合称京直地区。该区域环绕北京城，为近畿重地。

　　1917年夏末秋初，京直地区雨水连绵，山洪暴涨。直隶境内的五条主要的河流：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同时漫溢，河堤相继溃决，洪水泛滥，造成京兆、直隶大面积受灾，“水患所至，几及全境。”《益世报》10月23日发表的《论顺直水灾之由来及将来水利之计划》一文，对这次灾情做了如下全面估计：“甚哉直隶水灾之酷烈，殆数百年来的未有者乎。由运河而西，永定河而南，凡淫阳、滹沱、大清河之左右数十百里内之村庐田野悉为泽国水乡，而黄河复决于长垣，于是自开、卫、洺、襄、赵、深、定以迄瀛、沧、津、涿、胥占灭顶，全省三千万人，厄于水者二千万；四十六万方里，陷于水者三十余万。”

　　一时大水泛溢，近畿及天津一带尽成泽国，其水平地数尺至数丈不等，田禾被淹、巨庐冲塌巨万，淹毙人口无算，遍地哀鸿枵腹，已成大灾难。京直地区受灾地方总计达103县，包含19045村，其中重灾40县，轻灾63县。受灾民众为6351344名（《京直各县被灾难民村口表》，源自《京畿水灾善后纪实》第2卷第28页，天津档案馆）。其中京兆所属重者7县，轻者11县，无灾者不过2县；直隶所属重者34县，轻者52县，无灾者不过21县。其有灾而可以不赈者11县耳，统计应赈之民约在4342000（《呈大总统汇报筹办赈务情形文》，源自《京畿水灾善后纪实》第3卷第3页，天津档案馆）。

　　水灾对京直地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农业方面，“京兆18县耕地受灾面积为48512顷88亩2分3厘7毫6丝。”（《京兆尹咨送大兴等十八县六年分被灾地亩总数并清单文》，源自《京畿水灾善后纪实》第2卷第34页，天津档案馆）“直隶耕地受灾面积为206309顷77亩2分。”（《直隶省长咨送直隶各县六年分被灾地亩总数并清单文》，源自《京畿水灾善后纪实》第2卷第35页，天津档案馆）但是农业的损失不只是农田被淹，还在于直接被淹的土地颗粒无收，而且未被淹的高地处作物收成亦差，加之谷物霉烂，粮种损失殆尽，造成农业的全面损失。工业方面，工业发达的北方重镇天津被灾严重，城市基础设施受损，工商业停滞，铁路被毁多处。

　　三、水灾救济

　　水灾发生时，在天津避居的熊希龄目睹灾民的惨状，“当即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捐款万余元，交由京师警察厅购备粮食，运津赈济。”并向政府建议，极力主张筹集资金以救济被灾之民。1917年9月29日大总统冯国璋发布大总统令，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10月4日，熊希龄就职任事，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简称督办处）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正式设立，并在天津河北造币厂设立分处。熊希龄首先选派任事人员，制定各项办事章程和规则，并会同京直地区的各级各属官员，在众多社会团体慈善团体和士绅商人的帮助下尽心尽力地筹措、规划、执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救灾措施，以拯救众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灾民。

　　（一）救灾赈济

　　1.资金的筹措

　　京直水灾灾情重大，后果严重，而资金的短缺使救济活动难以为继。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熊希龄及其领导下的督办处积极募捐，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善款。赈灾款项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政府方面、社会团体慈善团体方面和官僚绅商方面。其中政府方面又分为三部分，其一为政府拨款，其二为对外借款，其三为发行公债。在借款过程中，熊希龄与美国、日本的银行团进行会商，以筹集赈灾款项。在京直地区发生大水灾之后，许多社会团体慈善团体如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筹办水灾义赈会、旅沪顺直同乡会、天津水灾义赈会、美国红十字会、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北京基督教水灾赈济会、顺直助赈局、顺直义赈会、中华圣公会等不仅自己捐助资金协助督办处办理赈务，而且还在报纸上刊登募捐广告，通过各种媒介、手段为募集赈济款广为呼吁。各地官员士绅商人在灾后也积极向灾区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救助灾民。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熊希龄不断向各方呼吁，“胞与为怀，本其已饥己溺之心，为披发冠缨之救。”“慨予捐输，并广为劝募，庶几众擎易举，集腋成裘，则沟洫遗黎，咸拜生死肉骨之赐也。”其募集对象相当广泛，包括各省督军省长、各省银行、各省财政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商会组织、华侨联合会、各社会团体慈善团体、士绅商人等等。

　　2.赈济状况

　　灾后救济的主要工作就是赈济灾民，使受灾民众得以生存。1917年京直水灾的赈济也不例外，赈济灾民主要有急赈、冬赈、春赈、补赈、赈衣、赈煤、工赈等。“急赈由直隶省长及京兆尹会同督办处担负；冬赈委托顺直助赈局担负；春赈委托顺直义赈会担负。以上三赈均有督办处请拨政府官款散放。”“1917年12月底，冬赈结束。本次冬赈耗资颇巨，督办处辗转筹措，妥为收支，终使本次冬赈顺利完成。1918年5月底，春赈结束，共筹得赈款700000元，共放赈款615700元，余款84300元上缴督办处。”补赈是在赈济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对部分重灾县进行的，主要是将平粜剩余的粮食散放到重灾县灾民手中，以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所需。赈衣赈煤是为了使灾民能够度过寒冬，不受寒冷饥饿之苦。为此熊希龄通电各地军、政、警界长官：“贵处及附属各机关如有破旧军警棉夹衣裤等件，务须慨允捐助，就近交各义赈会转寄北京石驸马大街及天津造币总厂内敝处，多多益善，以便转运灾区，散给贫民，感戴仁慈，同深无既。”同时熊希龄致电开滦、井陉等矿务局，请其捐助煤末以做举火之资，共募得开滦、井陉两局资助末煤3400吨。在此次赈灾过程中，熊希龄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修复堤埝修筑公路，利用灾区众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行工程修复与建设，既有利于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能改善灾民的就业增加其收入，减少灾民对于赈济的依赖性。

　　除了以上的赈济措施之外，督办处会同其他部门还进行平粜与蠲缓工作，以控制粮食的价格波动，调配各地的粮食供应。对于被灾地亩蠲缓粮租，缓解灾民的贫困状况。为了帮助灾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督办处还设立因利局发放借款，使灾民自谋生路，辅助其恢复农业生产。并根据灾区的具体情况，复兴当地产业。

　　（二）水利设施修复

　　熊希龄在救济灾民的同时，也致力于京直地区的治水工作，开展河工事宜的办理。首先进行的是修复在洪灾中被毁坏的堤埝，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同时在灾区进行排水工作，将市内积水、泥沙清除干净，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为了根治水患，熊希龄倡导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自任会长，选中外高等技师充任会员。该会对京直地区的河道进行了地形地质、流量雨量的观测，制订了河道改善的计划和治理方案。熊希龄所著《顺直河道改善意见案》对其做了详细论证，对该地区的河道建设、水利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灾民收容教养

　　水灾发生后，众多的灾民流离失所，部分灾民因缺少衣食，无力抚养幼童，而将之鬻卖，更有父母带着儿女自尽的现象。熊希龄目睹此情况之后在10月17日电令各县知事，“近闻各处多有出卖幼孩之事，在灾民迫于生计，情非得已，实属可悯。本处正在筹划收养老幼之法，在此项办法未归定以前，仰各县知事先行出示严禁。”（《电各县知事示禁出卖幼孩文》，源自《京畿水灾善后纪实》第16卷第10页，天津档案馆）之后不久，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专门收养因京直水灾而无家可归的幼童，聘请英敛之为局长负责具体工作。并制定收养简章15条作为规范。在整个救济过程中，各地共设立留养所170处，收养灾民39893名。在赈济结束慈幼局解散时，有200余名灾童无人认领，这成为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源起。

　　在教育方面，督办处利用留养所的场地开办露天学校、贫儿讲习所、师范讲习所等，传授基本文化知识和灌溉、耕种、土木工程等实用性较强的知识。对于提高贫民的文化素质和维持生计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语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是一场较为成功的大范围大规模的救灾行动，它为以后的救灾赈济活动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范例。在这场救灾中，熊希龄积极主动引入社会力量，利用各慈善团体，开展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实现了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助的官民合赈局面。熊希龄在民间团体与各政府部门之间充当的是协调员的角色，凭借其个人的声望与能力在其中进行良好的沟通，使各方面处于较好的协作状态中，为京直水灾的救济起到了重要作用。熊希龄领导下的督办处政策、措施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也保证了救灾的成功。

　　1917年京直水灾的救济可以被称为是熊希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将他从对政治的消极苦闷中解救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即投身社会慈善教育事业。闻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也是由此发端。从这次救灾开始，熊希龄也开始确立了为社会慈善事业奋斗终生的意愿，并开始不渝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