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中国近现代一个充满矛盾的著名政治人物。杨度长于楹联创作，是近现代首屈一指的楹联作家。他的一生与天津关系极为密切，曾长期寓居津门，并在此参与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活动。因此，考察天津近现代的楹联发展历程，就不能不谈及这位楹联大师。
一
和同时代的其他楹联大家相比，杨度楹联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其强烈的个性色彩。独创性是衡量楹联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尺，而独创性的核心特征就是鲜明的个性特色。和同时代的其他楹联大家相比，杨度的楹联创作渗入了浓烈的个性因素，往往能准确地表征其现实际遇，恰切地传达其内心世界。透过杨度的楹联作品，我们能够触摸到一个现实可感的杨度，听得到他内心的声音。因此，杨度的楹联可谓其自己的一份生动形象的行事状，也成为了探察他内在情感与价值观的一个窗口。
从杨度一生复杂多变的行事风格看，他大抵是一个富于激情、立场鲜明、充满自信乃至自负的性情中人。这样的个性特征也反映于他的楹联创作中。且看他著名的《挽袁世凯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强烈的用世之心使杨度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成为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主导性政治理念，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指出：“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纵令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但是杨度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认为中国的国情只能适合推行君主立宪，他在《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指出：“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他所领导的筹安会在成立宣言中更是把民国建立后社会进步缓慢的原因归咎于共和制：“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俗民情之适否，不及三思。”甚至在袁世凯复辟闹剧谢幕后，杨度依然抱残守缺，他在答《京津泰晤士》记者问时曾言：“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迷恋于君宪救国，是《挽袁世凯联》的思想基础。此副对联创作的直接动因是：“据说袁世凯死前曾高叫：杨度误我！有的版本说，袁死前，曾一字一顿地说道：“他……害……了……我。”他，究竟指谁，袁没说出来就咽气了。普遍认为，这个他，就是杨度。杨本人也这样认为。袁出丧时，杨度用了长丈余的贡缎写了这副挽联挂于灵棚，名为吊唁，实为申辩。”这则对联极其高妙，上联和下联分别用“共和”与“君宪”这两种在那个时代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构成内在矛盾冲突。上联中，面对那个时代汹涌澎湃的“共和”潮流，作者却掷地有声地提出，共和之制贻误于民国，民国选择共和制是错误的，确信其是非百世后才会有公断，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不因为所拥戴的主子亡故而改变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这是一个过时的政治人物对自己政治信念的执着之情。下联则从袁世凯对自己的贬斥写起，作者巧妙地将袁世凯对自己的否定转化为袁氏对君主立宪的追悔，并以对话的口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像袁世凯所认为的君主立宪制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还是袁世凯不能担负君主立宪制的使命呢？联语很明显地表达了作者对袁世凯的失望之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杨度看来，‘明公’袁世凯作为‘新权威’尚不够资格，坏了自己的大事。……体现出了近世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悲哀，从中真能让人体味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我们再来看《挽师王闿运联》：“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1916年，杨度作为拥袁复辟最力者而遭到通缉，被迫逃亡到天津租界，而此时他的恩师王闿运去世，丧师之痛和个人政治图谋折戟所带来的挫折感交织在他的心头，从而撰成了这副挽联。上联写恩师卓异不凡的才华，称许其为旷古一人，才侔古代圣人，王闿运耽嗜老庄，以“逍遥通世法”自诩，由上联能看出杨氏对恩师才华与人格境界的高度推许，对恩师去世的无限痛惜。下联起句“平生帝王学”则起承上启下的内在粘连作用，“帝王之学”既是王氏终生所信奉力行之学，也是杨度引以自豪的所承师之衣钵；“帝王之学”的实质，是“物色、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在辅佐过程中设非常之谋略，建非常之功勋”。践行帝王之学，是王氏对杨度的赏识与厚望所在，亦是杨度人生奋斗的动力所在，但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历史大势面前，被严重挫败了，使杨度成了政治的弃儿，依附政治强人袁世凯推行自己帝王之术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自己也只能狼狈奔窜以存身，他的痛苦与失望可想而知，所以下联结句写尽管自己终身奉行师道，却落得个颠沛流离的结局，愧对先师厚望。
作为哀悼死者、专用于丧葬祭祀的挽联，一般而言，其社会交际功能大于挽联作者的情感表现功能，即便是表达情感，也往往是非常节制的，无非是礼赞死者美德和生前功业，抒发生者的惋惜、痛悼之情。而杨度的挽联写作则往往更倾向于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于联语中注入了强烈的情感，使挽联具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色彩。在同时代乃至整个中国楹联史上，杨度的挽联写作都是独树一帜的。不惟挽联，杨度的其它楹联更是如此，如他的《四十四岁自寿》：“天开地辟，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对洪宪帝制祸首实行特赦，杨度结束逃亡生活返回北京，在44岁生日时，他百感交集，作此自寿联。上联从寿诞入手，将自己与开天辟地的盘古相提并论，表达了自己傲视一切、狂放不羁的情绪与人格；下联则以反语的口吻说，自己的颠沛流离皆因民国而起。整副对联，“流露出他自命不凡，怀才不能济世，牢骚满腹的情绪。”再如他的《题岳阳楼》：“风物正凄然，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该联是作者1895年由京返乡途经岳阳楼而作，上联营造出一个阔大、凄清、激荡的境界，而下联则展现出了傲然独立、思怀古人、心忧天下的作者形象，抒发了其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抱负和忧国情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楹联归根到底是表现人物及其思想感情。”杨度的楹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激昂内心世界的对象化与符号化，展示着深厚丰富的生命内涵，从而具有了无尽的文学艺术魅力。
二
作为一种凝缩的文学艺术门类，优秀的楹联作品不仅需要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还需要精炼完美的语言艺术形式与之相表里。杨度的楹联创作在语言艺术上已臻至境。我们可约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用典贴切精妙，不着痕迹。用典是对联创作中一种基本的艺术手法，其艺术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尺是典如己出，不露痕迹，准确恰切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丰富对联的意境和蕴意。杨度的楹联用典就达到这一境界。如上文提到的《题岳阳楼》下联就分别化用于前人名作。“念悠悠天地”脱胎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先忧后乐更何人”化用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一个典故的运用，承接上联景色的描写，使楹联形成了阔大的境界和雄浑的气势，做到了人、景的和谐整一。后一个典故的运用，思接古人，融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忧国忧民情怀入联，丰富了楹联的意蕴。再如《挽梁启超联》：“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杨度和梁启超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二人有过亲密的政治合作，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个问题上二人彻底分道扬镳，最后是梁所拥戴的共和制取得全面胜利，而杨度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杨度与梁启超的另一个较量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杨度最终从一个帝制余孽成为共产党员，而梁启超则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持激烈批判态度。梁启超曾发表这样的议论：“中国的社会革命，不过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滋蔓，而复从而煽之，使得国家永坠九渊。”在这场角逐中，杨度认为自己是胜利者，而梁启超是失败者。但作者具有一种豁达的历史胸怀，他认为，彼此政治上的成败没有多大意义。杨度最为推许的是梁启超的才华与文章，故此在下联巧用杜甫《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之典，其内涵正如有论者所指出：“杨度为梁启超的文章零落成尘，不被世人重视而大鸣不平，这也算是对得起老友的有识之见了。”用杜甫怜李白之才的典故，既表达了作者对梁氏的推重，又表达了对其亡逝的深重的惋惜之情。
2.以健朗畅达为主的多彩多姿的风格。无论在任何一种艺术领域里，艺术家成熟的标志都是形成基于自己气质性格的独具特色的作品风格。杨度的楹联创作亦是如此。品读杨度的楹联，就会体验到其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劲拔的英雄之气，在整副对联中构成有机统摄上下联的灵魂，从而形成一种健朗畅达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最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挽联中。风云变幻的晚清、民国时期，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且产生了英雄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杨度交游的对象多为烜赫一时的英雄人物，因此杨氏的许多挽联是为这些时代英雄而写的，从而具有雄浑刚健的风格特色，如《挽孙文联》：“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上联以纵论英雄开启，境界宏大，隐含孙为英雄之意，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坚忍不拔、为民主革命目标奋斗一生的业绩与领袖品格，在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奠定了自己不朽的历史地位；下联则是从综览历史长河的角度，写出了孙氏作为一代英雄的悲剧性，表达了对孙中山功业未竟而斯人已逝的无限悲惜。孙氏以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建成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目标，而他去世时的中国仍然是疮痍满目，孙的去世无疑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巨大不幸。在整副挽联中，杨度主要从孙之功业和去世之影响两个角度写起，于短小的篇制中形成宏大的格局，从而呈现出雄浑刚健的风貌。上联以“全”收结，下联以“成”开启，整副楹联以悲慨英雄贯穿，自然文辞畅通，一气呵成。其实不惟为英雄人物撰写的挽联呈现出刚健畅达的风格，杨度的其他挽联作品也是如此，如《挽黄修元联》：“怜我自栖皇，有时纵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羡君能解脱，唯是人亡国瘁，每忧时事一伤心。”友人去世，恰逢杨度落魄失意之际，故此上联抒发作者人生之感，尽管是一种悲愁愤懑的情绪，但作者以“纵酒”、“抽刀”的意象写出，自有一种豪迈刚劲的气势。“生不如死”的慨叹，将“生”与“死”的生命哲学思考与个人的功业成败联系起来，格局也较一般的挽联更为开阔；而下联“羡君能解脱”与上联结句紧密相乘，文气畅达。不仅是挽联，杨度其他的楹联亦呈现出健朗畅达的风格，如《题南京扫叶楼联》：“每因凭眺伤时局，独倚江山念古人。”将凭眺之景与“时局之伤”的情感抒发联系起来，将“独倚江山”这种空间感兴的的生命意孤独感与“念古人”的历史感交织在一起，即便是悲愁伤感的抒怀，亦写得宏大悲壮。杨度的楹联在健朗畅达的主导风格下，亦因作家心境、描写对象的特征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赠僧漚仁联》“屋小堪容膝，楼闲好著书”，《赠世光联》“怀新道转迥，虑澹物自轻”呈现的都是闲适淡雅的风格，这当系作者的老庄和佛学素养使然。《悲风尘知己如春》“风雨送春，落花有恨；蹉跎怜我，报国无门”则呈现的是低沉哀婉的风格。
3.开阔浑成的意境和丰富多彩的意象。正如论者指出：“没有诗意的楹联不是艺术的佳构。诗的美在于意境……楹联也是如此。楹联之所以被人喜爱，长盛不衰，主要是能产生圆融自足的意境美。笔者认为，有无意境是衡量楹联高下的重要尺度。”杨度楹联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就是境界的阔大。如《贺袁世凯称帝联》：“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自然，这副楹联肉麻地阿谀袁氏，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境界之开阔，作者将袁世凯与中华民族历史上英武帝皇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历史向度，认为袁氏将“继美”于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帝王，这是一种空间向度，从而形成一种阔大浑成的境界。再如《挽蔡松坡联》：“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杨度一个鲜明的行事特征是公谊与私交判然分明，胸无芥蒂，这尤其体现在他与梁启超、蔡锷师生关系的处理上，他们既是政敌，又有着彼此推许的惺惺相惜之情。因此蔡锷去世后，作者题赠了这副挽联。联中写蔡的去世影响之大，“万里江山皆雨泣”；对待自己与蔡围绕洪宪复辟所展开斗争的成败则带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洒脱感，这些均使整副对联呈现出一种开阔的意境。他的景物联更是如此，如《赠劲成联》“挂席拾海月，披云卧石门”，挂席、海月、云、石门这些意象就构成了一种宁静清幽而又阔大的艺术境界。
意境是由意象组成的。一副高妙的对联，往往以浸润着作者情感与生命体验的意象构成骨骼，从而使整副楹联焕发出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杨度的楹联有着丰富的饱含浓厚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意趣的意象，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内涵与强烈审美感染力。如“移花锄晓月，删竹放春风”一联就营造了一种闲适、清幽、淡雅的意境，其关键就在于月、花、竹、春风意象的运用。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观照中，月往往和静谧相联系，花与恬美相联系，竹和高雅相联系，春风和舒适柔和相联系，这些意象经过作者的组构点染就形成了恬美闲雅的意境。再如《挽范源濂联》“蓬瀛旧事难回首，沧海横流且息肩”巧妙地运用“蓬瀛”“沧海横流”两个意象，前者既指自己和逝者在日本留学时的友情，又兼有过去相处时光之美好的意蕴；后者则言时局动乱，蕴含逝者生不逢时的慨叹。
总的说来，杨度的楹联创作，既是近现代联坛的一大收获，也是其人生历程的生动缩影，具有着无尽的艺术魅力，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珍重与深入研究。故此，笔者在此作抛砖引玉之论，敬请读者诸君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