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学界对其个人的众多思想和主张多有探讨。然而，学界对杨度关于国内民族问题、满汉关系、民族国家论述的探讨极为薄弱。杨度关于以上问题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其思想的某些层面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及其相似，正如杜赞奇所言“孙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国领袖试图用自己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叙述的多元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中华民族（满、蒙、藏、汉、回）组成。”无论其思想是不是影响了孙中山从“驱满”到“五族共和”思想的转变，但所引起的争论说明它在当时受到关注并且影响了学术界。《金铁主义说》连载在《中国新报》，反映了杨度当时较系统的民族国家思想。

　　一、大民族国家之认同

　　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之外特别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急速变革的时代，在内外危机重重之下对当下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大体可分为改革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革命派和改革派是当时社会关于如何构建民主国家的两大主要派别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改革派从“大民族主义”出发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大民族国家的主张，而革命派提出“反满民族主义”推翻清王朝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这种分歧的产生源有诸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杨度认为“而吾中国为广土众民，种族庞杂之国家，”中国境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宗教复杂的现状使得国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面对单一还是大民族国家时争论不一。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无法解决国内的问题，使得国人在思考国内问题时常常陷入困惑。各种派别的争论活跃了思想领域却在很多问题上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民族国家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当时以及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出现诸多问题。

　　杨度在批判革命派排满而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民族认同标准，建立大民族的君主立宪制民族国家，另外杨度从国家利益与新的文化认同的标准，认为在二者之下可以消融各民族之间的分歧，聚合各族之间的力量去解决当时的边疆危机，新的文化认同的符号是皇帝延续了历史的惯性不至于在社会的变革后产生认同的断层，另外，立宪可以满足各个阶层的利益达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君主和立宪既可以聚人心解决外患不至于国家四分五裂，又可以解决内忧从而与西方看齐，英国和日本是当时用这一理念走向现代国家的典范。其中国家利益是聚合人心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空前团结，国家利益也可以消融整合国内各民族的分歧，至少在文化认同发生断层时，国家利益也是文化整合的有力补充。

　　要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首先要追述历史上民族，关于追述历史而去寻找民族国家的做法，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联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i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关于说到历史影响的性质，过去在现代中所起的作用的性质，问题依然存在”。而应对当时的民族问题。杨度将国内民族从整体性和历史出发认为“中国人种之在蛮夷社会也，不知是何时代也。即其由蛮夷社会进入于宗法社会，……已渐脱离宗法社会，而入国家社会。”从发展程度和种族差异即“故吾取吾国诸种族之大而可分者，如蒙古、如回部、如西藏、如满洲、如汉族，一次序列而分之。以相比较焉。”虽然杨度纵向单一的划分而定位各个民族的阶段存在问题，但是他指出了各族之间的差异而非单一之汉族。杨度进一步从国家利益出发论述，各族应抛弃只有种族主义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诟病.因为当时国内各个民族“种族观念、宗教观念极深，而国家观念极薄。”极容易被西方利用其种族观念而产生独立运动使得国家四分五裂。

　　二、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论述蒙、藏、回的时候杨度的担忧就极为明显，国内民族在没有整合成现代民族国家时，国家思想没有根基，只有种族思想，在这个层面上杨度更多的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用国家利益去整合国内个民族，以此先要保持国家之完整。如上文所述在没有国家思想只有种族思想极易被人利用，如蒙古，“今者以中国无事之故，亦相安无事，若有事，则脱离政府之关系甚易事耳。”对回而言“今俄国之垂涎回部无异于垂涎蒙古，伊犁一代屹屹可危。回兵若强，则必脱离中国，若其不强，则又无以御外与蒙古为同一问题”。对于西藏而言“既不是与英国为经济战争，而俄国则利用国中宗教有与西藏相同者以煽动西藏，使离英即俄。”可见杨度对于当时的时局的把握是相当清晰，后来外蒙古的独立，满族的自保，和其民族的独立趋向再次印证了杨度的担忧和预测。用国家利益去整合各族之间的分歧而保一完全之国家。对于只有种族观念而国家观念极其薄弱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消融这种差异使其将国家利益放到首位，在后文中杨度实现其政治蓝图君主立宪中详细阐述，同时杨度在论述蒙古问题时提出的一见解极赋启发性。杨度认为在面对特别容易被人利用的种族观念而使国家分裂的危险时候，首先要搁置争议，因势利导，可谓颇具匠心。在探讨蒙古问题时认为：“今虽不如昔，然但稍施以军事之教育，则步炮工兵工辎重各兵或非所长至于骑兵之资格，则在中国各民族之上，较之各国可（哥）萨克决无不及之虑。”在面对外患时“此时欲固边防，及他日或与强俄有哥，则以汉族等驰骋于大漠以外，气候地理有差异，必有败而无胜，非有蒙古骑兵至于蒙古骑兵之资格，则在中国各民族之上较之俄国（可）哥萨克绝无不及之虑。”在面对外患时“此时余固边防，及他日或与强俄有哥，则以汉族等驰骋于大漠以外，气候地理皆有差异，必有败而无胜，非有蒙古骑兵殆族不足以图功。”杨度面对民族差异表现出更为现实的湖湘文人的经世理念，因差异而因势利导化不利因素为有利之用，将民族差异置于国家危难之中，使得民族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全民族摆脱外患之下才能发展。如何去因势利导就是各取所长，这样不仅能消融差异而且也可以使各种力量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各民族面临灭亡之下空前的团结，蒙古骑兵在黑山白水之间，在内蒙草原之上保家卫国展开了浴血抗战的动人场面。就是这一立论的最好诠释。

　　这说明，我国各个民族在的差异特别是人种和宗教差异极大，但在国家利益之下达到一致，因此在面对内患时各个民族可以在国家利益之下聚合各种力量而空前团结，这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去思考中华民族凝聚的某些表现。各个民族只有让渡部分利益才能聚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休戚与共的局面，这在某些层面说明各个民族的互补性。也是今人所谓的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离不开”在民族间让渡利益消融差异与分歧时，国家利益如何让渡以有利于各个民族的发展在今天处理我国民族之间的关系时也有借鉴和思考的价值。各个民族让渡利益消除分歧时国家也要让渡利益满足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只有这种让渡相互和谐才既能兼顾国家的利益又能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杨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中国的民族。当然利益的整合是一个动荡的因素，没有持续的生命力尤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及容易发生分裂或者造成地方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滋长。意识形态的整合也及其脆弱。从长远看还是要靠文化去整合方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从横向看文化整合也是成功的。杨度当时不仅从国家利益出发寻找到消融聚合各个民族因差异而造成的弊端的途径，同时也从文化层面找到了一条新的文化途径，为我们今天在重塑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途径。当然杨度这里所思考的文化除了历史上各个民族形成的一些共性外，还有一点就是皇帝在当时看来也是不仅从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升层面都是各个民族的公认符号。进而提出自己民族建国的模式，即君主立宪。

　　三、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

　　杨度在文化消融聚合各个民族时提出新的参考标准，当然这个标准是从历史而来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使在今天或者将来都颇值得人们去思考。杨度认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无亲疏之别。其后虽经数千年混杂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而言，不以血统言可诀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杨度从一个新的视角给人以思考的空间，文化亦能找到各个民族的契合点，这样抛弃了地域和血统而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文化当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但是它却已在存在。今天看来，如何去构筑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层面杨度为我们打开过一扇门。另外在今天研究民族史应该去寻找各个民族在发展中的共性和汉族文化的关系。

　　四、国家整体性与民族国家

　　从上而知，杨度从国家利益和文化的层面找到了各个民族消除分歧，从消融而聚合颇为新颖。打通了利益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去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杨度更多的是从历史和现实层面出发去寻找答案。首先要明确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涵“夫国家之元素有三：一、土地，二、人民，三、统治权。三者缺一则国家亡。”杨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大致是正确的，正如杜赞奇所言“通行的有关民族国家的定义倾向于强调由人民、领土、主权构成的有关民族国家的体系的正式形式。这个有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所产生的模式与把民族国家描写为一种统一的古代的实体逐步发展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集体主义的那种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国家就是用此种历史结构到历史前提的各种话语武装起来。”杨度回朔历史向现代过度时期这种心态表现的尤为突出。从历史出发认为中国是个整体，不能排满，满族也是在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华的一员。排满只会使得国家分裂从而破坏历史上形成的国家统一的整体，也就是上面杜赞奇所言的统一的古代实体逐步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而非像革命派前期的排满运动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古代实体。逐步发展而非革命派的破坏与重建，颇值得讨论。

　　维持国家的整体是杨度民族国家的基石，而这一整体性的维护要解决满汉问题。因为在汉本位文化民族主义的趋势下，加之中国当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革命派提倡的排满，从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杨度认为这样不仅不能实现建国而且可能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杨度认为“故使汉人全体与满人抗，则救国诚不足而扑满必有余，故满洲见灭于汉也。独是汉人扑满之后，欲本民族主义，独建立国家以自存于世界，斯亦必不能。”因为杨度清晰的认识到国内的历史惯性和现实，“以今日之中国论之，其地乃合二十一行省，与蒙古、回部、西藏也，其人民乃合汉、满、蒙、回、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也，各地之外交，统于一政府是国际之事实也。……地无别焉，但知为中国之地而已，毫无厚薄亲疏之意存其间，但知为中国人民而已，毫无厚薄亲疏之意存其间。可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是杨度理论的基石，而且杨度对当时的局面和外患的把握是其提出理论的前提。

　　排满不仅不能实现民族建国的梦想，反而会造成满族的自保，蒙回藏的分裂。“若汉人忽持民族主义，则以民族主义之眼视之，必仅以以二十一行省自为中国之地，而蒙，回、藏、地皆非；仅以汉人全部为中国之人民，而蒙、回、藏人皆非，排满之后若不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则不能达其以一民族成一国家之目的，而全其民族主义。使其如此，则蒙、回、藏亦持民族主义也，不仅我排彼，彼且排我。于是全体瓦解，外人乘之，俄罗斯之国旗，必飞扬于长城之下。……则汉、满、蒙、回、藏必同时亡”。对时局和国内外的把握相当准确，革命派狭隘的民族主义建国方略对整体民族国家的破坏可见一斑。革命派想要团结力量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力量，而且也会造成满族的自保和蒙回藏的独立，如杜赞奇所言“革命派的立场也保留诉诸有关群体的对立的文化主义模式来作为自己的补充的能力……并不是仅仅把满族他者化的过程。将汉族重建为民族主体必然威胁到其他非汉族的群体。”整体性的民族国家是历史演化的结果，而当时诸民族都在皇帝的标示下达到统一，“试问今蒙、回、藏人对于今日中国为何等观念乎？必也唯有一清朝大皇帝。”皇帝认同的符号是中国历史上边缘民族和国家保持认同的重要标志，而排满和推翻帝制可能会造成中国各个民族的认同危机。认同的断层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民国时期边疆种种问题。正如杨度所言“非服从君主，而不服从民主也”杜赞奇认为“大的少数民族群体都把自己看做清帝国的一员，是与汉民族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们并不把清帝国等同于中国。1911年清朝的灭亡为他们创造了争取独立的机会，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又为之提供了（独立的）迫切性。革命党人既然把民族与种族等同起来，就很难反对日益发展的蒙古独立运动及独立的蒙古国的建立（Nakami 1984），也无法对付西藏和新疆的危险局面……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皇帝与清帝国对于各个民族的认同何等重要，皇帝是各个少数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纽带。皇帝的退位给民族的认同带来了新的危机。因此从这个层面看后来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给人带来的思考是沉重的。大民族主义在还没有形成新的共同的认同就出现认同的断层，在某种层面上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此在基于保持国家的整体性上来说，首先要保持共同的认同纽带——皇帝，同时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向现代转变就必须立宪，将君主和国家置于法律制度之下。因此杨度提出“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其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故吾尝谓今日中国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谓其政体可变。在保持国形国体完整性的前提下变动政体以适应社会向现代发展在现代政治和历史变化中达于一致。何谓政体可变？杨度认为：“即谓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斯对于内对于外，而皆为自立求存之良法也。”可以说杨度在稳定的历史过程之中达到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是及其完备的，既能保持国家的完整性又能实现国家的转型，而且也保留了各个民族认同的纽带。正如高翠莲所言“君主”可保留中华各族对中国文化和皇帝认同的纽带，“立宪”则可以为中华民族向现代转型提供民主的政治认同符号。”

　　综上所述，杨度在论述民族国家的建构时，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找到了民族认同的三种方式，国家利益、中华民族文化、君主和民主。可以说这些因素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实现历史的平稳过渡。君主立宪政体是实现这一过渡的选择。虽然这一构想由于缺乏实现的内外因素，但是可以为我们在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和思考近代历史上民族地区的一些独立运动，国内当时种种复辟提供了一个视角。复辟帝制可以说也是历史惯性的结果，亦是底层群体认同危机的表现。当然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激进的杨度为何在袁世凯复辟时而与其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