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号潜斋。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早年曾就读于湖南长沙城南书院，同治十三年考中进士，光绪五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随后不久，到四川、广东、山东等地任乡试主考官员或学政。1889年，任南书房行走，1894年，加五品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积极上奏，历陈国事，反对避战求和。1897年，张百熙赴广东担任内阁学士，在此期间，他“倡设时敏学堂，严杜闱生之弊，士论翕服”。受戊戌新政变法的影响，他提出科举考试改革的主张，希望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实现自立自强的愿景。戊戌政变后，因奏报康有为而被革职留任。1900年，张百熙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后来又继任都察院左督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1907年，张百熙因病去世。他一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丰富的从官经历，为他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创造了客观条件。

　　张百熙进行近代教育改革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封建社会的晚期，外敌入侵，列强的连续几次大规模侵华使得清政府疲于应对，割地、赔款更是让清政府危机愈演愈烈。在国内，人民起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内忧外患，使得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清朝统治者为了继续稳固专制统治，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甚至“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到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地步”。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张百熙在朝廷任官，他对当时清政府的衰败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力图通过教育改革来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张百熙特定的历史使命，所以其教育改革必然体现出近代社会的时代特征。

　　二、张百熙近代教育改革实践

　　1.重建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发布上谕，实施新政，意图通过改革来挽救清王朝。新政内容中涉及教育改革，清政府通令全国各地大力兴办学堂，并规定学制，开启了近代清末教育改革之门。1902年，清政府谕令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在此期间，张百熙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重建京师大学堂。为此，张百熙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尽快实现京师大学堂之重建。

　　一方面，注重京师大学堂师资队伍改革。在张百熙之前，由大学士孙家鼐担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教育思想较为保守，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任命过程中，大量任用封建官员和教师，而不愿意任用从国外留学回来、思想较为先进的老师，使得京师大学堂出现“员司多用翰林”的局面，这远远不符合当时清政府新学改革之要求。张百熙上任之后，首先就直接淘汰了一批思想较为保守和落后的官员，以为新思想进入京师大学堂提供条件。不仅如此，张百熙还聘请近代思想家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之职，以翻译与传播新的教育思想。在选任教师方面，张百熙提出“自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在具体选用老师时，既要“才具优长”，又要“通达时务”。这充分说明张百熙在老师的任用方面，非常注重老师的特长和思想的开放性。正是张百熙较为进步的用人理念，使得当时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王瑶舟、杨仁山等都积极响应京师大学堂的聘用请求，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与此同时，张百熙还聘请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岩谷孙藏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以传播日本先进的教育思想。正是张百熙这一系列的教师队伍改革举措，剔除了封建官员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确保京师大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都呈现出近代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完善基础设施，保障京师大学堂各项教学活动顺利开展。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京师学堂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很多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教学之需求。张百熙掌管京师大学堂之后，虽然对毁坏的校舍进行了修葺，但京师大学堂面积还是太小，舒新城在研究近代教育时，言及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说道“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如此狭小的校园面积，远远不能满足教习官员和学生的使用需求。于是，张百熙便奏请将官书局附近的译书局纳入京师大学堂，以扩大校园面积。1902年，他再次奏请将宗室学、八旗官学等“均并入大学堂办理”。经过这两次努力，京师大学堂面积得到扩大，基本能满足各类教学活动的开展。

　　2.推进晚清学制改革在张百熙的近代教育改革成就之中，他主持和参与起草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影响最大。1901年，张百熙上奏提出教育改革六大建议，在建议第二条，他提出要“妥议章程，应参考西制，详定办法”。在第三条，他提出“编定功课，应斟酌古今中外，详议以闻”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统一学制。1902年，张百熙进一步明确提出统一学制，要对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中学、小学制定统一的学制规范，以促进新式教育的实施。同年8月，张百熙正式上奏《钦定学堂章程》，共涉及《小学学堂章程》、《中学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以及《京师大学堂章程》几个方面。不久，《钦定学堂章程》被清政府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由于颁行之年是壬寅，所以《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为《壬寅学制》。作为我国近代社会第一个较为完善的学制系统，《壬寅学制》对各级学堂的性质、目标定位、入学条件、课程设置等与教学相关的内容都作出了明确之规定，包含了很多教育近代化的要素，近代“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

　　《壬寅学制》虽然颁布，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它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意义更多是思想启蒙。在《壬寅学制》颁布后不久，清政府又提出要重新制订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和《癸卯学制》，对学堂章程作出重新规定。虽然《癸卯学制》是由张之洞主持制定，但张百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内容上讲，《癸卯学制》基本继承了《壬寅学制》的内容，如对学校的分类、性质的规定，并作出了更为细致和完善的规定。不仅如此，张之洞所以能够主持《癸卯学制》的制定，与张百熙的极力推荐密切相关。在担任管学大臣后不久，由于张百熙力排封建官员在京师大学堂任职，敢于任用学识广博的留学人才，这在根本上触动了封建保守派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排挤，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博弈筹码，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各派借此“磅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勃者纷起”。因此，在清政府增设荣庆为管学大臣之后，张百熙在事实上已无参与教育改革的实权。但为了推进教育改革，他力荐有新式办学经验的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的制定工作，在奏折中，他说道：“查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办理学堂亦最认真，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自与寻常不同。”在张百熙看来，张之洞是当时通晓学务的第一人，因此他极力主张由张之洞负责《癸卯学制》的制定工作。正是如此，清政府才最终委任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一起制定该学制。

　　3.改革与废除科举考试。1898年6月，张百熙上奏德宗皇帝，请求改变科举章程十二条。1901年，张百熙在《敬陈大计疏》中，请求变通科举，增改管制。他提出，应采用张之洞的分场考试法，以变革传统之科举考试。张百熙还将学堂教育和科举教育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分析，认为学堂的优点在于育才，而科举的优势在于求才，但科举制度的缺陷在于追求选拔和培养人才之速度，所以很多人才都难以名副其实。而学堂却从小学教育开始，直至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具有真才实学。同年9月，张百熙在《变通翰林院规则》中，继续对清政府的科举选拔制度提出批评，指出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识时务，难以担当治理国家之大任，必须改变如此之人才选拔制度。

　　1904年，张百熙与张之洞、荣庆联名上书《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指出“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以此来表明传统的科举制度对新学堂建设与发展的阻碍。在京师大学堂重建的过程中，每逢乡试，学堂就无学生上学，张百熙据此指出，科举不废，新学实难推广。他走访政务处，向各大臣详细陈述科举制度之利弊，指出科举制度与近代社会教育发展潮流已严重不符，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他的废除科举之主张获得了大部分大臣的支持，这为后来科举章程的废除减少了阻碍性因素。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科举制，《泰晤士报》莫里循对此曾评论道：“中国能够不惊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而事实上，科举制度的废除过程不是那么顺利，张百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政府是一个较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张百熙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却没有受当时为官风气之影响，励精图治，欲以教育变革挽救处于危亡中的清政府。张百熙在近代教育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实施新学堂教育的进程，虽然张百熙并没有将自己的教育理论以完整、仔细的文字记录下来，但他在一系列改革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