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樊燮案中，左宗棠并未掌掴樊燮、咸丰并未下过将左宗棠就地正法谕旨等问题，拙文《从清宫档案看左宗棠樊燮案真相》（刊于《紫禁城》2012年第7期）已有详尽论述。但尽管如此，左宗棠还是被卷入是非之中，“忧谗畏讥”，辞去了湖南巡抚幕府。究竟是谁拯救左宗棠于是非之中？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胡林翼相救说，郭嵩焘相救说，潘祖荫相救说，肃顺相救说，骆秉章相救说，曾国藩相救说等等。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咸丰九年三月份，樊燮到湖广总督署控告骆秉章等并牵扯到左宗棠。在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湖广总督官文虽然没有提及左宗棠的名字，但正是由于官文这道奏折，咸丰九年七月十五日，咸丰传旨时将此案定性：“案关镇将大员侵亏营饷并各员挟嫌陷害、滥邀保举，情节较重，是否该革员藉词狡展抑或事出有因，亟应彻底根究。”之后，咸丰还让官文和钱宝青共同密查骆秉章的湖南巡抚幕府中是否存在幕宾把持军政的情形。一时间，左宗棠处于是非漩涡之中，于咸丰九年年底辞去湖南巡抚幕府，准备北上京城。于是，一场营救左宗棠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和左宗棠樊燮案一样，关于营救左宗棠，也有不少逸事、说法，同样有考证、辨析的必要。
一、以往关于左宗棠获救之说法
（一）胡林翼解救说
这其中又分为以胡林翼为主和胡林翼请别人相救等观点。
胡林翼重金请潘祖荫救左说。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记载：
左文襄之佐骆文忠（秉章）幕也，文忠信之专，文襄自任綦重，为忌者中伤，廷旨逮问。胡文忠（林翼）缓其狱。时郭筠仙（嵩焘）中丞与潘文勤（祖荫）同值南垒，交最昵。文忠阴以重金求解于筠仙。适值岁暮，文勤颇患债逼，筠仙间其乏，以金为寿，告以意。文勤感文忠高谊，又素奇文襄才，因力荐之。
事实上，“廷旨逮问”并无其事。此外，根据《潘祖荫年谱》，潘祖荫道光十年十月初六日生于京都米市胡同。也就是说，潘的生日并非处于“岁暮”，“以金为寿”之说于理不合。
胡林翼助力，并通过郭嵩焘、潘祖荫救左宗棠的说法，在其他笔记中亦有记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甚至说出了胡林翼所出重金的数额：“左宗棠为怨家所告，陷狱甚危。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
四月，永州总兵樊燮以骄倨为巡抚所劾罢，因构于总督，指目左宗棠。布政使文格亦忌宗棠，阴助燮。总督疏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再疏争之。奉严旨，命考官钱宝青即讯，事连黄文琛、王保生等。文琛固以亢直为宗棠所抑，至是保明宗棠，胡林翼复力解之，得不逮坐，文琛等微罪夺官。
对于左宗棠“陷狱甚危”的说法，郭嵩焘、郭崑焘在《湘军志评议》就已经予以驳斥：“先京卿公（指郭崑焘）曰，召宗棠对簿并无其事。钱宝青逮王保生、黄文琛、葆亭等赴鄂，并无一字涉及宗棠。此皆有文移可凭。宗棠固不待文琛之保明，文琛亦无从保明也。”当时，郭崑焘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此说应该比较可信。至于黄文琛，根据《湖广总督官文、都察院副都御钱宝青奏为审明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呈控文武陷害一案按律定拟事》一折（军机处录副档，档号：03-4551-016），给他订的罪名是：“前署永州府知府黄文琛讯员陷害樊燮情事，其保举贺炳翊、唐吉禄虽非冒滥，既经骆秉章核减，则其过犹可见，且不移营会将，又不奏知，均属不合。”上奏后，咸丰给予的处分是：“交部严加议处。”军机处上谕档还记载，因办理湖南厘金事务有功，经湖南巡抚毛寄云奏保，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道衔补用知府黄文琛着俟补缺后以道员补用”。樊燮案前，黄文琛为署永州府知府，但已卸任赴省城，如今为补用知府。这说明，黄文琛最后并未丢官，而且受处分和左宗棠并无关系。
（二）骆秉章、高心夔相救说
周维新在《高心夔传》中既采信了左宗棠掌掴樊燮的细节，又主张布政使文格害左宗棠之说。周维新还持骆秉章、高心夔救左宗棠的说法：
总督疏闻，召宗棠对簿，欲加不测之罪。秉章疏争之，不得。因驰书心夔，乞言于肃顺，疏解之。事果谐，宗棠深感焉。
吴光耀《华峰文钞》中也记载：“总督奏案其事，骆以庇左诏谴。”意即樊燮告状之后，总督官文奏报朝廷，骆秉章因庇护左宗棠而被咸丰皇帝下旨严问。
（三）潘祖荫相救说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咸丰之末，湘阴左文襄公以举人参湘抚骆文忠公（秉章）幕府。有憾文襄者，力齮龁于重臣，文忠几为动。公（潘祖荫）力辨其诬，三疏荐之，谓左宗棠在湖南，关系事势甚大，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此人。疏既传，文忠得持之，文襄以安。
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中说：
文勤师潘祖荫领帖。昨爽秋亦来谈，师疏荐左文襄，亡友高百足（心夔）为之枢纽。余所未知也。
按照这一说法，因为外界流言蜚语，骆秉章一度对左宗棠失去了信任，后得到潘祖荫的解救，左宗棠才安全。这样的说法，明显和史实不符。至于三疏之说，不知秉何史料。目前，综合《潘祖荫年谱》和清宫档案，只发现潘祖荫在咸丰十年初最多有两疏相救左宗棠，而不是三疏。
（四）肃顺相救说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方左宗棠之佐湖南幕府也，为蜚语所中，疾之者争欲置诸死地，祸几不测。微肃之论救，逼无幸矣。方狱事急时，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师，诣高（指肃顺幕僚高心夔）谋之。高即入言于肃，肃曰：“论救，我当力任之。然必外廷汉官有上疏言之者，上必垂询，某乃可尽言。不然，某素不与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无端言此，适以启上疑耳。”高出谋于众，众皆畏祸累，蔑敢应者。吴县潘文勤时官翰林，慨然单衔入奏，请以百口保左宗棠无他。上果持其疏询诸枢臣。肃顺首奏：“潘祖荫国家世臣，所保比可信。请姑宽之，以观后效。”因乘机极言满将帅腐败不可恃，非重用汉臣不可。上大感动，即可潘奏。文襄获无事，旋即大用。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的记载中，肃顺的表现则更为生动：
文襄为官文恭所劾，奉密旨：“所在缉获，就地正法。”肃顺知之，私语其幕府高心夔。高以告之其友王壬秋。王与左同乡，素相善，乃转告潘文勤，并恳相救。文勤即特疏奏保之。文宗以询肃顺，肃顺为之解脱，因以获免。
（五）上述各方合力相救说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肃顺推服楚贤”一条中，也持肃顺为首的众人齐力救左宗棠说：
左文襄公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饬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衙门王闿运纫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师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挽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上《敬举贤才力求补救》一疏，上荐文襄大才可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
对于这一记载，薛福成还专门说明来源：“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记载：
文襄公在骆公幕府，以舅于任事，为怨家所控，祸几不测。同邑郭筠仙侍郎为营救于肃顺。肃顺曰：“此事已有廷寄，令查实即就地正法，必欲挽回，非有大臣特保不可。”侍郎复求之吴县潘文勤，文勤曰：“谁能拟疏者？”侍郎即出诸袖中。既上，肃顺更为言之，事得解。费二千金，皆侍郎贷于人，而胡文忠偿之。文忠旋与文正各具疏密荐，文襄遂得大用，卒建肃清闱浙、开拓西陲之功。
以上众说纷纭，然而，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二、左宗棠获救真相
（一）案发后，潘祖荫最早在咸丰面前保举左宗棠
就左宗棠樊燮案而言，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为转折点。因为这一天，咸丰皇帝发布谕旨，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左宗棠从是非之人变成了皇帝要重用的人才。因此，解救左宗棠的种种举措，也应该发生在这一天之前。
《潘祖荫年谱》记载：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具疏奏保左文襄公，时文襄以举人参骆文忠公军务，有齮龁之者，兄力辨其诬，请饬酌量任用，以尽其长。
潘祖荫在奏折《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中直接点名批评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并极力推荐左宗棠：“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是则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在奏折末段声明和左宗棠并不认识，但通读这份奏折，非熟知左宗棠者，难以写就。由此推断，当有一位熟知左宗棠者向潘介绍左的事迹。此人是谁？我们下文再说。
（二）曾国藩的答复决定了左宗棠的任用
咸丰十年四月初一日，咸丰在看到潘祖荫奏折后，就左宗棠任用问题征询曾国藩的意见。十三日，曾国藩上折答复：
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饬赴各路军营襄办军务，或破格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筹兵饷之责，均候圣裁。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俾时局。
曾国藩在夸奖“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之余，并没有直接回答咸丰如何任用左宗棠的问题。这是曾国藩的个性所决定——曾为人谨慎，明白一切权力尽归皇上之道。但为何“惟求明降谕旨”？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左此刻尚是官司在身的人，“明降谕旨”则表示官司了结了。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月二十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这封奏折做出批示：“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由此可以说，正是曾国藩的保奏，才促成咸丰皇帝的这份谕旨。
（三）胡林翼的奏折在咸丰任命左宗棠之后
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胡林翼在《呈推荐前江西广饶九南道沈葆桢等员业迹职名开单》（《军机处录副档》，档号：03-4152-010）中举荐了左宗棠。但是这封奏折并非专为左宗棠所发，而是一下子推荐了沈葆桢、李元度等16人。而如前所述，咸丰于四月二十日就已经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因此，可以说，就解救左宗棠于樊燮案而言，胡林翼并无具体举措。究其原因，当与胡林翼避嫌有关。毕竟，他与左宗棠是姻亲关系：胡林翼娶了前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儿，而陶澍的儿子却与左宗棠的女儿订亲，左宗棠为胡林翼的姻丈。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林翼在相救左宗棠一事上毫无作为。
首先，在此过程中，胡林翼凭借自己与官文较好的共事关系，多次向官文进行疏通。他在与官文的信中写道：
此案樊与黄（永州府知府黄文琛）等似无好名声，正案（指樊燮劾案）不敢预闻。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皮（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且骆公与林翼不通信已两年，至去腊乃有私函相往还也。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而且胡林翼还在另外一个审案关键人物钱宝青面前大力夸奖左宗棠。咸丰九年，胡林翼致函钱宝青，力荐左宗棠、曾国藩：“骆之办事，全在左卿，然公忠之志，亦近年所独也。涤若任事，则才力更大，惟与俗不谐耳。”
（四）郭嵩焘劝说潘祖荫救左宗棠
对于郭嵩焘来说，咸丰九年年底至咸丰十年三月，是一段灰暗的时光。因为僧格林沁的奏参，原本作为咸丰宠臣的他，正官场失意。
咸丰九年，郭嵩焘奉咸丰帝之命前往山东查访当地厘税弊端。因办理有功，于八月二十五日受到表彰，赏戴花翎。但由于缺乏从政经验，年轻气盛的他一意要将弊端革除，得罪了当地官员士绅，查访工作受到当地官绅的阻拦，最后反而引发群体性事件，遭到重臣僧格林沁的参劾。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奉旨：“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着降二级留任，不准抵销。”
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已经回到京城的郭嵩焘，再次意气用事，以生病为由向咸丰告假、回老家养病，以此表达对处分的不满。咸丰皇帝当天就做出了批示：“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既系病难速痊，留京无益，着即行回籍就医，钦此。”
作为一名已失宠的官员，郭嵩焘想帮助左宗棠，也不可能亲自出马了，而只能求助于潘祖荫了。郭嵩焘晚年所作的《玉池老人自叙》中记载：
鄂督以总兵樊燮呈诉湘抚具奏，牵及左文襄。钱萍江副宪（宝青）典试湖北，即交查办，严责左文襄归案审讯。嵩焘时入值南书房，以为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复东南大局，不复可问。同值潘伯寅尚书（祖荫）悉用其语入奏……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
也就是说，郭嵩焘自认，正是他的影响，才有潘祖荫的《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才有左宗棠命运的转机。
（五）左宗棠认为自己系潘祖荫、郭嵩焘所救
当事人左宗棠认为是谁救了他呢？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与孝威》这封信中，左宗棠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履历，其中也谈及这场官司：
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乱离，始应当世之聘，出深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卫桑梓，未敢奢谈大局也。文宗显皇帝以中外交章论荐，始有意乎其为人，凡两湖之人及官于两湖者，入见无不垂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袭世之奇遇。骆、曾、胡之保，则已在圣明洞鉴之后矣。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某人。于是蒙谕垂询（而官文乃为之丧气），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咸丰六年，给谏宗君稷辰之荐举人才以我居首；咸丰十年，少詹潘君祖荫之直纠官文，皆与吾无一面之缘、无一字之交。宗盖得闻之严丈仙舫，潘盖得闻之郭仁先也。郭仁先与我交稍深，咸丰元年，与吾邑人公议，以我应孝廉方正制科。其与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语。宗疏所称，则严仙舫丈亲得之长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与吾共患难之日多，故得知其详。两君直道如此，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见义之勇，亦非寻常可及矣。
在这封信中，左宗棠肯定：在官文、樊燮案中，救他的主要是潘祖荫、郭仁先（即郭嵩焘），是郭仁先将自己的事迹告诉了潘祖荫，于是潘祖荫有了《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
左宗棠感激潘祖荫应该是真心的。清代笔记中，不乏类似记载：“当左公之由陕入觐也，以数十亲兵舁大鼎赠公。”潘祖荫喜欢收藏古董，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收复新疆进京面见皇帝时，让数十亲兵抬一口大鼎、不远千里进京城给潘祖荫。甚至传言，左宗棠每年还给潘祖荫两三千两银子作为孝敬！
孝敬银子是否真实有待商榷，但送大鼎确有其事。在同治十二、十三年间，潘、左等就大鼎之事有过多次书信通报。
同治十二年《答袁筱坞宫詹》中，左宗棠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疑为不类……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其价则弟任之可也。”袁筱坞当时在西安为左宗棠的大军筹办粮食等，伯寅是潘祖荫的字。这表明左宗棠本就想把盂鼎送给潘祖荫。
而此时，正是潘祖荫仕途失意之时。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因户部行印遗失，被部议革职留任，十一月奉上谕降两级留任。此时圣眷正隆的左宗棠送“盂鼎”给潘祖荫，自无巴结之求，或许有帮潘排解忧闷之意。但由于潘祖荫认为鼎是假的，左宗棠只好将其留在关中书院。
但到了这年年底，潘祖荫就改变了主意，想要这个鼎了。这从左宗棠十二月二十日给潘祖荫的信中可知：“如尊意欲之，当因便携致斋中，以厌嗜古之意。”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对袁筱坞说：“伯寅侍郎书来，亟盼盂鼎之至。”为此，左宗棠委托袁筱坞设法将鼎送入京城，交给潘祖荫。
之后，左宗棠还两度写信给潘祖荫，通报这件事情的进展。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在《复潘伯寅》中说：“盂鼎本拟即为辇致，因今春雨泽颇悭，届夏则山水暴发，时虞沉没，故定拟秋凉运送。已详致筱坞阁学，代为料量，必无疏脱也。”九月十八日的《与潘伯寅》则告知盂鼎即将启运的消息：“盂鼎筱坞阁学拟以小车运致，适秋霖大作，野潦纵横，虑或损坏，故尔迟迟。旬内稍霁，当可启运。”
左宗棠一生性格耿介，向不服人，却对潘祖荫如此客气，足见他对潘祖荫在咸丰十年的那次相救是多么感激。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左宗棠给他儿子孝威这封信，就樊燮案中究竟是谁相救了左宗棠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早上折相救的，是潘祖荫，而潘祖荫则是从郭嵩焘那里获得关于左宗棠的信息。
由于江南大营的溃败，曾国藩在咸丰皇帝面前的地位上升。曾国藩的奏保，直接促成了咸丰皇帝对左宗棠的任命。
胡林翼呢？他奏保左宗棠的奏折在咸丰皇帝任命左宗棠为曾国藩襄办军务之后，可以说没有起到直接作用。但他在樊燮案之前曾保举过左宗棠，在樊燮案时曾在官文面前为左宗棠说好话，充分发挥他与官文交好的优势。
至于流布甚广的肃顺救左宗棠一说，虽然在情理上有可能，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史实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