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洋务派领袖人物和杰出的爱国将领。近年来，国内对左宗棠的研究颇为丰富，成果也十分显著。如岳麓书社在2009年集结出版了共15册的《左宗棠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在2012年集结出版了《左宗棠研究文选》等等。但对于左宗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有关收复新疆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关洋务运动等经济思想和有关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忠君思想等方面，而少见集中阐释其伦理思想的论著。例如，由杨慎之主编的、1986年4月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左宗棠研究文集》一书，所列论文大多涉及到左宗棠一生的事功和评价，论述其经济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和洋务论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尽管其中部分论述其经世思想和经济思想的论文涉及到了其义利观触及到了其伦理思想，但学者们并未能明确地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而是把他的义利观，放在其经济学或实学方面来加以审视。所以，《左宗棠研究文集》虽然收集了四十余篇专论，但确实没有一篇文章冠以《左宗棠伦理思想研究》的标题。此后，在更进一步的有关左宗棠的研究成果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左宗棠评传》，但迄今为止，还一直不曾见题为《左宗棠伦理思想研究》的专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左宗棠一生之中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办洋务；出兵新疆征伐阿古柏。他是个忠君爱国的行动家，而并非以理论建树为目的的思想家，更不是什么系统地阐释伦理思想的伦理学家。于是，左宗棠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便是：左宗棠到底有无伦理思想？我们能否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其思想做出考察？这个问题，是左宗棠伦理思想研究的前提问题，因为如果否定了左宗棠具有伦理思想，则研究其伦理思想也就失去了对象，因而变得毫无意义了。

　　当然，在众多的左宗棠研究论著中，我们毕竟也可以找到少数论文直接涉及到左宗棠伦理思想及其实践的作品。例如，李福英发表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就很有代表性。文章的标题是：《论左宗棠的义利观——兼谈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的伦理实践》。该文试图通过对左宗棠的义利观的考察，揭示其尚义兴利、义利统一的伦理特征，并且把他建立福州船政局和兰州织呢局的经济活动，当作“伦理实践”来考察。在其他一些研究论著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学者们对左宗棠义利观的总体概括：义利统一。于是，有关左宗棠的义利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便产生了：左宗棠是如何实现义利统一的？我们知道，人们所说的义利统一，其实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当人们用义利统一来概括左宗棠的义利观的时候，就需要对其中的含义的多样性做出细致的分析。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左宗棠一生的评价问题，始终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有人认为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屠夫，也有人主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做出全面的、综合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左宗棠一生是非功过的不同评价，其实体现出了人们的不同的评价标准。站在伦理学研究的视角，便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对左宗棠的不同评价，是否也反映了学者们实际上是站在不同的道德立场上，持有不同的道德评价的尺度？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允许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相对性？

　　本文试图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做出探讨。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左宗棠伦理思想研究的前提问题，它关系到左宗棠伦理思想研究有无必要展开；第二个问题，是左宗棠伦理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义利观、尤其是义利关系理论，是左宗棠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三个问题，则涉及到对左宗棠进行历史评价的道德标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左宗棠做出更加具体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左宗棠到底有无伦理思想？

　　人们之所以认为左宗棠并无伦理思想或道德学说，第一个理由很可能是左宗棠是个行动家，实干家，而并不是什么思想家。这就是说，“左宗棠在历史上主要不是以思想家而是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面目出现的”。或者说，左宗棠就像李鸿章一样，“都是城府极深而最热衷权力把持不放的人，也都是对于较高层次的抽象思想无多大兴趣的人。”按照这种观点，一位具有伦理思想的人，至少应该是一位思想家，而不能仅仅是实干家。第二个理由则是：尽管左宗棠的行动和实践都是他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是，他的思想，大多是一些经世致用的思想，如农学思想、经济思想、洋务思想、政治思想等等，而并没有伦理思想。这两种看法，在我看来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一个注重行动和实干的人，一个并不热衷于抽象思想和理论建构、因而称不上思想家的人，并不等于是缺乏思想的人。譬如在教育方面，左宗棠很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左宗棠十分重视“兴教劝学”，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1869年至1880年的11年间，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在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就提出一定要让回族的儿童读书识字，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通识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为教育（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教育）劳心劳力，但左宗棠重视教育不仅仅是建几所学堂这么简单，隐藏在兴建学堂背后的是左宗棠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弘扬，以及想通过教育以实现回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沟通的目的。在兴办福州船政局之初，左宗棠就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学堂（求是堂艺局），在学造船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人才，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在家庭教育方面，左宗棠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甚为明晰。左宗棠虽在朝廷为官，又长年征战在外，不能与子女经常见面，但他对子女的教育是十分重视也是十分严格的。左宗棠特别告诫子女读书不应该只为求取功名，读书要与实践相结合，这与左宗棠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分不开的。左宗棠特别强调“耕读家风”，他教诲子女要苦心力学，不要沾上纨绔子弟的恶习，要吃得苦，不畏艰难，勤于学业。左宗棠的这些教育思想在当今家庭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人的行动，总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总是受着一定的观念的支配。左宗棠注重行动和实干，但是，他的全部行动和实践，都是受着他的思想尤其是封建的忠君思想的支配。因此，只要我们确认左宗棠一生的实践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或道德涵义，那么，起支配作用的，一定是其伦理思想，即使他的伦理思想不怎么纯粹，总是与其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思想揉杂在一起。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伦理思想或道德观念原本就是一种关于人们究竟应该如何做的思想，因此，它必须在一个人的伦理实践中具体地贯彻和体现出来。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而在于一个人做了什么。所以，从左宗棠一生对封建王朝的赤胆忠诚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忠君的儒家思想，明白他在坚守和践行“君为臣纲”的封建伦理；从他为国收复新疆的壮举中，看出其宝贵的爱国主义伦理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与其忠君思想连为一体、密不可分。

　　其次，左宗棠的伦理思想确实不那么纯粹，总是与其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思想揉杂在一起，但是，这也并不构成我们能否认其具有伦理思想的真正理由。

　　例如，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着“兴利论”的内容，认为社会上的各种人，尽管活动是多样的，但目的不外乎都在名利。这是对几千年来儒家“罕言利”的思想的一种纠偏。他说：“夫恒情所谓求利者各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力易之者也。”意思是：只要以财以力都是合情合理的求利手段。这表明，左宗棠对正常的求利手段划定了范围并给予积极支持，只要个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不损人利己，不危害国家，左宗棠认为这样的个人利益是应该予以保护和肯定的。这就不是单纯的经济思想了，而是受到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影响的经济伦理思想了。当然，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左宗棠始终认为，一切求利的行为，都必须以义为先。这显然是传统儒家和宋明理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关于他的义利观，下文会进一步阐释。

　　再如，在他的军事思想中，也包含着军事伦理的思想。尽管他出于对清王朝的忠诚和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大肆镇压和屠杀起义的农民。但是，在他制定的一些军事准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试图用一定的伦理规范，来限制自己指挥的军人，阻止他们的扰民和害民行为。左宗棠提出了军法之治的思想，主张严明军纪，整饬军务，并将“德刑并用”的法律思想引入军事领域，这些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伦理涵义。左宗棠在用兵新疆的时候，曾特别就如何处理军民关系，提出了许多军事伦理规范。在筹措军粮时，他指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他问：“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他在兴办军屯的同时，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在运粮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不与民争利的方式。他对出关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和集训，裁减了冗兵，从而精简了兵力，提高了战斗力，又减轻了军粮、军饷的负担。

　　再如，在安邦济民，整饬吏治时，他主政的政策制度，体现了行政伦理思想；在扶桑重农，兴修水利，植树养蚕的民本举措中体现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治理环境，水土保持政策规定中体现了他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在发展边疆教育，缩小内地边疆差距实践中体现了他的教育伦理思想；他还在制度伦理，管理伦理上也有不俗的建树。左宗棠的这些举措，其本质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伦理道德实践。

　　左宗棠既是晚清“中兴名臣”，又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参与洋务运动20多年，建树颇丰。他在近代化建设的某些方面，如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织业）、水利、文化教育和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可圈可点。他晚年的经济思想的主张和实践，富有鲜明的民本主义、爱国主义的内涵，已突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旧模式，增强了时代发展方向的新内容、新特征，充分展现了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形势下，积极进取、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

　　左宗棠的伦理思想，还在其崇尚教育、弘扬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他是教师出身，因此很早就意识到教育不发达，国家就难免被动挨打。于是他积极“兴教劝学”，在兴办各类学校的过程中，他出资刻印《小学》、《吾学录》、《圣谕广训》等著作。他刻印的书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六经》。从他注重刻印的这些书籍可以看出，左宗棠说到底是一位封建儒生。所以，他总是想将道德、学术与国家的兴衰连在一起，所谓“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由王而明，休祥瑞应由之而出，非细故也”。

　　左宗棠一生廉明清正，乐善好施，对子女的家教严格等等。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品格。而这种品格，恰好是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

　　总之，尽管左宗棠并没有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也没有提出系统的伦理学理论，但是，他整个一生的人生实践，无不具有特定的伦理意义，是其伦理思想在行为层面的具体贯彻和体现，因此可以确定，左宗棠的思想中确实含有丰富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细致地加以研究。

　　二、左宗棠是如何实现“义利统一”的？

　　毫无疑问，在左宗棠的伦理思想中，其义利观构成了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因而也受到了学者们最普遍的关注。

　　一谈到左宗棠的义利观，学者常常用“义利统一”这四个字来加以概括。例如，李福英的《论左宗棠的义利观——兼谈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的伦理实践》一文，就“旨在通过对左宗棠的义利观的考察，揭示其尚义兴利、义利统一的伦理特征”。然而，仔细考察起来，就会发现所谓义利统一，其实可以做很不相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可以做以下三种理解：一是既讲义，又讲利，两者同时都加以肯定，同时并重；二是使义和利这两个方面的其中一方占据主导或统摄地位，让另外一方面统一在此一方面之中，即要么以义统利，要么以利统义；三是把义和利彻底地等同起来，认为义就是利，反之，利也就是义。那么，在左宗棠的义利观当中，他究竟是如何实现义利统一的？

　　首先，如果我们把义利统一，简单的理解为义利并举或义利并重，那么，在左宗棠的伦理思想中，我们确实很容易看到他确实具有义利并举或义利并重意义上的义利统一观。一方面，左宗棠“尚义”；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兴利”。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出现在他的思想中，以致于人们很容易认为，左宗棠确实是一位既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思想熏陶的“儒生”，同时又是一位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而不得不积极采纳其功利和实用思想的“开明人士”。

　　左宗棠从小就苦读儒家典籍，勤钻宋明理学，并在一段时间里严格训练自己的“忍功”，磨练自己的心性。面对当时天下普遍的求利风气，他一再强调合乎“天理”的“义”的重要性。他认为理学之“义”实为天理之公，儒家不齿之“利”乃为人欲之私，在循“天理”教化驱使下，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都应该“衷诸义”，行为举止皆以利中之义，私中之公为转移才符合道学正统。基于理学之道，在义利之中，取义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尺。对左宗棠而言，“天理”是人生下来便具备的本性之善，是“当然之则”的伦理道德准则。而在他生长的时代，世风日衰，脱离了儒家伦理的“正轨”。人们因受个人欲念的诱惑，导致“芸芸众生，皆为利来”的社会局面。可见，左宗棠推行尚义论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承传了程朱理学的一线血脉。

　　但是，左宗棠毕竟生活在中国近代社会，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在自我扩张的过程中，不仅试图从中国掠夺宝贵的经济资源和财富，而且试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注入华夏大地。面对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战争的威胁，一大批有识之士，如魏源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自立自强，而自立自强又需要抛弃儒家“罕言利”的传统思想，对民众的求利冲动的合理性给予认同。左宗棠在这方面具有敏锐的意识，同时，他自小就受到了当时一大批注重实学的思想家如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等人的影响，以致于自小就胸怀远大、“心忧天下”的左宗棠很早就注意学习和研究各种实用之学，如农学、地理学等等，使他对于人们的求利冲动很容易作出正面的、肯定的评价。

　　其次，如果我们把义利统一不是简单地理解为义利并举或并重，而是理解为要么以利统义，要么以义统利，那么，在左宗棠这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在义和利究竟何者应该充当主导的方面这个问题上，左宗棠似乎还是站在了儒家伦理思想的传统框架之中了。他尽管一生都主张兴利，并且身体力行，把创建船政局、兴办织呢厂等等都当作为国家兴利的重大举措，但是，一旦他发现人们的求利行为会危及传统的伦理秩序乃至封建体制，他又往往极力保持天理立场，主张舍利取义。左宗棠的兴利主张始终是站在传统的伦理秩序乃至封建体制的基础之上的，始终是为封建国家和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左宗棠兴利思想的局限性所在。李福英曾就此批评道：“故尔，当企业的实际效益与统治集团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往往又用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来指导企业的伦理实践。即便在他那些不违背传统道义的放任理财等开明经营的思想中，也裹夹着浓厚的封建性。”通观左宗棠一生当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和经济伦理实践，我们会发觉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和经济伦理实践活动，都是围绕“尚义兴利”而开展的，“尚义兴利”可以说是左宗棠经济伦理思想和实践的指导方针和总的概括。在这里的“尚义”是政治标准，也是目的。这里的“义”是国之“大义”，是民族“大义”，是左宗棠认为必须坚守的。而在这个民族大义之中，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固是最为首要的，身为人臣，左宗棠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一旦某些不违背传统道义的诸如放任理财等开明经营的思想与统治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时，他立马舍之。当“利”和“义”发生冲突时，左宗棠一定是以“义”为先。

　　在西方伦理学的传统中，义和利到底何者优先，何者统摄、支配或主导另一方面，一直是道义论（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和功利论（边沁等人）争论的焦点。道义论认为，伦理学并不是直接研究人们如何实现幸福和获得功利的学问，而是研究人们如何才配得上享受幸福的学问，这就是说，伦理学并不会顺应人的本性，尽量去满足人们的求利冲动，并充当人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工具，而是要为人们的求利行为设置道德前提和限制条件，阻止那些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的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功利论则认为，正由于追求幸福或获得利益是人的本性，所以，伦理学就是要顺应人的本性，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左宗棠把义看得高于利，从表面上看跟西方的道德论似乎具有一致之处，但是，康德等人所说的义，主要是指符合由纯粹实践理性给意志所颁布的道德原则，即绝对命令，而左宗棠所理解的义，则是指符合传统儒学所说的天理，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左宗棠这位极力主张兴利的人物之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把义置于首位，这表明他毕竟生活在中国的儒学传统之中，同时把维护封建制度当作第一要务，因此，尽管他和其他洋务派一样，试图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毕竟无法冲破传统的局限，不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各国在文化与制度上本质上的不同。

　　再者，如果我们把义利统一理解为义即利、利即义，那么，在左宗棠的义利观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具有把义等同于公利的思想。

　　只要我们对左宗棠的义利观加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所反对和针砭的利，主要是出于人欲的一己私利，而非国家和民族公利。相反，自觉维护和实现国家和民族之公利，却恰好具有义的特征。由此以来，他就终于把自己所要维护的义，跟国家和民族之公利等同起来了，这是义和利在更高意义上的一种统一。

　　在左宗棠看来，统治者都应该是不谋私利、专心公利的人。用这样的人来治理天下，则“天下无盗无冤民”。他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教民兴利。他还说他自己自有知识以来就不谋私利，但是，对于公家之利，如治水、行盐、劝垦、栽树、造庐舍等等，都尽力而图之。他以兴公家之利为有功。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左宗棠在义利观上实现了义利统一，而是要进一步具体分析他究竟是如何实现义利统一的。如果我们把义利并举或并重就当作两者的统一，那么，他当然是实现了两者的统一的。但是，严格地说，义利并举或并重只表明他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而并不意味着他把这两者真正统一在一起了。而当他面对义利冲突而主张以义为先时，他显然是想把利统一在义里，用义来统摄和主利。但是，当我们最终发现，他所说的义，其实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与出于人欲的私利相对的功利时，我们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义利之辨，在左这里最终成为私利和公利之辨。他要维护的首先是公利，他尽管对私利也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总的来看是比较排斥的，这表明左宗棠始终把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当作最大的利益，也是他所说的道义的根本。有人说，左宗棠所说的“义”主要是指“富国强兵”的政治使命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爱国热情和道德原则；而“利”主要是指社会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包括发展农牧业，开矿山，办企业等兴利主张。按照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可以认为，他所说的义和利确实是内在统一的，因为富国强兵的政治使命感和由此产生的爱国热情和道德原则，跟兴国家公利是相互渗透的，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过渡。由此可见，所谓左宗棠的义利统一观，通过作出细致的分析，人们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来加以理解。

　　三、评价左宗棠的道德标准到底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评价左宗棠的道德标准问题。人们在对左宗棠作出不同评价的时候，显然运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而这些不同的标准，如果具有一定的道德意义，也可以说是不同的道德标准。

　　显然，对左宗棠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人们所运用的道德标准的差异乃至对立。如果人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站在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观点来看待左宗棠的行为，自然会对之作出肯定的评价。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时期。工业革命的成功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大工业带来的经济、思想成果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西方资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掌控了国家机器。资本不断膨胀的本性，驱使资本帝国不断地向外侵略扩张。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并开始疯狂瓜分中国。民族存亡，国家统一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左宗棠作为代表国家管理的最高机构朝廷的命官，自觉肩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重任。勘定内乱，抵御外来侵略，收复失地成了他的当然职责。所以我们认为，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是评价左宗棠一生事功的道德标准。但是，换一个角度，如站在狭隘的某一个阶级立场，则又会对之做出否定的评价。例如，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残暴行为，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按照封建的忠君伦理规范来看待，我们认为左宗棠是严格忠于自己作为封建大臣的职责。但是，站在被统治阶级即农民的立场上，则一定会对其行为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和负面的评价。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至少是不客观和不全面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出现的所有道德规范都有其相对性和阶级性，都反映了特定阶级的利益，凡是统治阶级，都会有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任何人都不可能凭空超越其阶级立场和地位的局限。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对左宗棠的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生实践做出更加客观、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了。例如，对于其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他是在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因此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他忠实于自己职责的行为，又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不仅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看是错误，而且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也是必须超越的。

　　当然，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和阶级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可能暂时达成一致，因此，他们之间有可能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例如，在中华民族共同受到外敌的入侵和欺辱，需要全体国民一致对外的时候，爱国或者不爱国，就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评价国民道德素质的标杆。

　　新中国成立至今，对左宗棠的研究大抵经历了人物否定、人为肯定、人物“事功”研究这样几个阶段，对左宗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应该说恢复对左宗棠真实历史意义上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1955年以前，我国史学界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评价，由于受前苏联学者的影响，一直是贬抑的，但是，通过学术讨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左宗棠带兵打败阿古柏并一举收复新疆，是一次爱国壮举，他的言行与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之所以一致认同他收复新疆的爱国壮举是因为他爱国，即使他出于忠君的动机而爱国，这爱国的举动毕竟不能因为忠君的动机而丧失其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