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战争频仍，朝廷军费缺失，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在这样的局面下，与外商合作向来愉快的胡雪岩，就成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资人才。

　　胡雪岩能与左宗棠建立其稳定的官商结合关系，缘于晚清末年战争频仍，朝廷军费缺失的大局面。

　　众所周知，当太平天国之乱兴起，晚清深深陷入内战时代，清政府的正规军无力抵御，只得承认且利用如湘军这类准私人武装，以此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显然，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完全不能给予这些私人武装划拨经费，因此这类武装的首要问题，在于军费不足。不过，办法还是有的，朝廷开始下放军饷权，令各地督抚自寻财源。同时，开征厘金，让地方军队向民间市场提取现金流。

　　著名的厘金制度，的确是为了谋取军费而来。随着大量的领土丢失，作为传统的军费来源，田赋（即地丁税）受到极大影响，厘金则取而代之，渐渐成为军费支出的主要源泉。1862年湖广总督官文在奏折中称：“当时各省军费浩繁，赖于本省丁赋课税者不过十之三四，借助厘金盐牙者实居十之六七。”由此可见厘金制对军费的有力支撑。

　　厘金制的设立，开始就是为了应对太平天国，但当太平天国偃旗息鼓，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却稳固下来，并得以延续。在晚清政府整个财政收入中，厘金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据估计，光绪五年（1879）后，全国厘金收入可能达2000万两以上。而从1885年起，厘金占晚清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0％，为晚清财政的四大支柱之一（另三项为田赋、盐课、关税）。

　　左宗棠奉朝廷之名，举兵西征，费用紧缺，一度令他大伤脑筋。他的军费，除了正赋如各省协饷（协饷实际上就是各省本该上缴而未上缴，从而转移支付到他省的财政收入，其实等于由中央财政拨付）之外，面临着很大的缺口。好在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这让左宗棠有了一条筹谋军费的新途径。第一，关税收入的出现，外国人总税务司的设置，使得海关税收成为完美的贷款抵押物。这个始于1867年西征借款的方式，深远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官方举债。对于左宗棠的西征帮助当然更大，我们从1881年英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税曾多次成为左宗棠筹款的抵押物。第二，对外贸易的深入，使得金融业发展神速，一批有经验、有财力的外商及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使得军队通过贷款寻求资金成为可能。

　　朝廷疲于应付，因此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筹款计划。因为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西征借款变成一种准国债，一时间响应者众多。它应对短期的军费缺口，是对协饷制度的一种补充。协饷具有随意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未来现金流，但是准国债性质的西征借款，却有“筹措巨款，一气贯注”的套现作用。而且，借款的最终偿还，依然需要依靠各个省关的协饷，这种制度安排显然减轻了左宗棠的压力，因此他认为，“借款愈多，则息耗愈轻，年分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

　　按照这种思路，左宗棠大举借债，从1867年到1881年间，左一共6次举借外债，本金达到1595万两，对于西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麻烦还是存在的。左宗棠西征借款最大的负面因素是高昂的利息。数次借款，年息最低9.75％，最高达到18％，高于通常的利息一至两倍以上。这引起了各方不满，特别是协饷各省的大员，因为这高昂的利息，最终需要他们埋单。

　　为何左宗棠舍近求远，要去募集麻烦的外债呢？事实上，向国内民间的筹款也一直在进行，比如借款和纳捐，但这不足以弥补左氏的军费缺口。1878年，左宗棠第五次西征借款，胡雪岩介入，尝试仿照外债的形式，以5000两为一股，在华商中募集350万两。但最终的结果，却只募到定额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只能依赖汇丰银行解决。

　　本土商人消极的原因，可以从马士（英驻上海领事）在1881年的报告中窥见：“看来也许是奇怪的，一个显然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竟然被迫向外国人借100万镑之类的小额贷款，而且若非高到几乎任何其他大国都不肯出的利率，甚至连这个微不足道的款额也借不到。但人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对统治阶级很不信任。因此虽然钱庄主、商人和绅士并不缺少财富，但他们宁愿让钱闲置不用，或投资于土地、房屋……也不愿把钱借给政府，因为每当政府涉及的只是本国国民时，任何时候它都可以泰然地拒付其债务。”

　　总之，官方尽管努力向本土商人借款，1866～1883年总计借款达1165万两，但因为政府信用下降，仍然无法完全弥补军费短缺，所以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局面下，与外商合作向来愉快的胡雪岩，就成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资人才。这是1867年，左宗棠第一次西征募款，就委任胡雪岩前去上海，与外国金融机构商谈。这笔借款具有范本效应，它以海关税作为担保，相关的总督、巡抚及海关税务司都为其背书。之后外国银行对清政府的借款，基本都依据这个形式进行。

　　胡雪岩的确有他的本事。与当时中国政府的低信用不同，胡雪岩这种在市场上自由腾挪的企业家，反而能够赢得外国商人的信任。刘声禾在《异辞录》中记载，“西征之役偶乏，则假洋债，尤非光墉弗克举”。官员们似乎都看好胡雪岩，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致函左宗棠，表示：“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办理，以期妥速。”

　　当然，胡雪岩乃一介生意人，在借款高昂的利息中，他作为中介，肯定能够分得一杯羹。比如1877年的借款，原本与外商商定的利息为10％，胡雪岩却高报至15％，以至于引发了总理衙门的调查，并最终得到追究。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以商人身份赚取中介费或利差本也算正常，但身处内忧外患的晚清，在军费事务上如此行事，难免引来“奸商贸利，病民蠹国”的骂名。

　　某种意义上，胡雪岩是在筹款与军火之间游走，一时间，他甚至是一名影响大时局的企业家，他是真正能够直接帮助左宗棠的大人物。

　　一是帮助左宗棠筹军饷。“浙江绅士布政使衔在籍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经臣奏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逾八年，转运输将，毫无缺误。臣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区，又值频年兵燹，人物凋残殆尽，本省辖境，无可设措，各省关欠解协饷，陈陈相因，不以时至……胡光墉接臣预筹出息借济缄牍，无不殚诚竭虑，黾勉求之，始向洋商筹借巨款，格于两江督臣非体之议中止，继屡向华商筹措，均如散解到，幸慰军心。”

　　二是购买军火轮等西洋器械。“上海为洋商会集之所，泰西各国，枪炮火器，泛海来售，竞以新式相耀。巨于闽浙总督任内，饬胡光墉挑择精良，不分新旧，惟以便利适用为要。嗣调督陕甘，委办上海转运局务兼照料福建轮船事宜。胡光墉于外洋各器械到沪，随时详细禀知，备陈良楛利钝情形，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运解军前，攻坚致远，尤为利器，各军营竞欲得之，而价值并未多费。”

　　由此，左宗棠在朝中极力抬高胡雪岩，认为“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