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用人选才上既有较为开明的思想，又特别注重实效，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鉴于“洋务”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关，左宗棠便把雇募洋匠洋师作为人才引进的主要途径。左宗棠还对招募的52名洋师根据才能和贡献大小，规定其薪水，使“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而对不真心法授技艺者，则罚扣薪水。这样，使洋匠洋师“恪遵约束，尽心教导，不致滋生事端”。

　　他在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间先后设立了两个学堂，雇请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学生的来源挑选的是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的子弟入学堂学习，“无论官绅士庶”。洋师还向学生传授近代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以此培养了不少的近代有用人才。他亲自拟定学堂章程，规定了赏罚制度和人才使用条例，学成船主者，“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宰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为了使洋务企业逐渐摆脱对洋匠的依赖，左宗棠还“遣生徒赴西游学”，即把学生派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技术骨干，使“洋人之长尽为我用”。

　　左宗棠在推荐选任船政大臣上也是费尽心机，务求实效。左宗棠对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和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花费了不少心血，但由于清政府的调遣，他离开福州，不过他对福州船政局仍十分关心。他认为接替他主持船政局的应该是“能久于其事”“一气贯之”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任船政大臣，才可能对船政“研求深”，“事理愈熟”，才能“成功可期”。于是，他通过“再三思维”，认为“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可以“特命总理船政”。为此，左宗棠对沈葆桢“三次造庐敦请”。在左宗棠一再推荐下，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福州船政局的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干得十分出色，使福州船政局的业务顺利开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实力雄厚的近代化造船厂。

　　此外，左宗棠在治军方面也特别重视人才的选用。他认为“用德不如用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而用人得其心的主要原则，则是“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在左宗棠的引导下，他所管理的部队都能知人善用，“以天下为己任”成为风尚。

　　左宗棠在用人选才上重实际，求实效，这些带有浓厚近代色彩的进步思想和开明之举是值得后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