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晚清时期的重臣，自从政以来南征北战，在参加洋务运动和抵御外侵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在平日的养生和治军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育思想和观念。左宗棠提倡的养身之道是“以静养心，以动健体”，形成动静结合的有效身心锻炼方式。他对体育锻炼的认识更丰富、全面，主张并贯彻在平日的养生及军事训练中将“动”和“静”融合在一起，可谓是一种内涵丰富的体育思想。左宗棠在践行体育思想的过程中，不论其子女、部下或是士兵，他都提倡实用主义，只要适用于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实用健身方法都可加以运用，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体育思想的完整性。

　　一、左宗棠体育思想的成因探析

　　1.文化影响。左宗棠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深受故乡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求思进取的精神为其体育思想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的人生理想，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具备文武双全，“文”可以治理国家，“武”可以兴国安邦。在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下，他不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强调健身强体、精忠报国，将善武尚勇的价值观和文武双全的理想人格融为一体。另外，湖南人自古就有“民风骤悍”、“其俗好勇”的风俗，这些都与左宗棠体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密切。

　　2.时代影响。左宗棠生于1812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天理教的农民起义、新疆的张格尔叛乱、英国的侵略，直到鸦片战争，大清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年轻时他就觉察到西方列强对大清的威胁，意识到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于是，他亟切寻求御侮之策，指出了可以省兵节饷，以固守持久的策略：“练渔屯，设碉堡，简水足，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鸦片战争开始后，针对外敌对大清的侵略，他倡导反击侵略，抵制妥协投降，站在主战派一方，力图扭转中国近代备受列强凌辱的局面。左宗棠萌发了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先健体的体育思想。

　　3.师友影响。左宗棠朋友众多，他尊敬师长，与人友好，师友对他的体育思想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他在长沙的城南书院读书，师从贺熙龄，在那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在养生方面也有长足进步。贺熙龄在对养生方面注重“养静”，传授了很多关于修身养性的方法和手段。他与林则徐交往甚好，对林则徐敬佩有加，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深受其害，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意识到百姓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这都为他日后在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强军卫国的主体体育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左宗棠体育思想与实践

　　1.“加意葆练，静养修身”的体育养生观。湖南湘学派人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发奋读书、立志成才。左宗棠也不例外，他小就热爱养生健身，他以学以致用著称，在戎马生涯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养生健体的良好习惯，他的养生之道主要体现有：静养、滋补无益，加意葆练、引导广大民众及官兵进行健身锻炼。

　　左宗棠自幼受湖南“善武尚勇”民风的影响，从习武以来，便认识到养生的重要性，既是一位体育健身的爱好者，也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教导子女养生健体、修身养性，“读书养生，乃自立之计”、“勤思保家保身之道”的教育观念使之受益匪浅。

　　左宗棠从政以后，四处行政，但他不仅对个人的养生坚持不懈，也不忘家信中对儿女家人的身心健康的关怀。其中，对妻子常问及“体气”，并让子女多注意“身体健行”，他曾对长子左孝威说到健身形体只能靠坚持锻炼，一味的滋润补养并无大用，其他别无他法。

　　在民间，他也时常关注广大民众及官兵的身体健康，教导人们养生健体。在《左宗棠逸事汇编》中记载有“武弁月课”，记述了当时习武之人众多，很多为私人保镖，也有乞讨卖艺之人，左宗棠认为是国家之患，之后便设立比武之堂，让其以示高低，武功优着被选入军队。这一良举既有助于官兵战斗力的提升，也使广大官兵形成了习武健身的良好习惯。

　　2.利国利民的体育观。左宗棠成长于大清中后期，朝廷昏庸腐败，社会民不聊生，加上外敌侵略和农民军起义等，国家、民族的命运堪忧，他对国家日趋严重的政治局势极为关心。他曾经在新疆伊犁同俄国人作战，并收回了伊犁，为后来的中俄地界谈判打下了牢固基础。但后来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还是让大清失地丧权，让国人震怒。左宗棠愤然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以善用的“静养生息”为锻炼形式为自己积蓄锐气，以图再战而为国效力。大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豁达心度与出世境界，也显示出了体育思想中的强烈的报国观。他曾在道光十二年中举，但放弃了高官厚禄的理想在老家屯田耕种，潜心静养，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以宽济天下。1851年，他开办了“团练”，操练兵勇，整军扬武以待报效国家。在战争后，为了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引导广大民众以开展体育锻炼为举措以安民心，并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3.“文武兼备”的体育人才观。左宗棠认为国家和民族的落后正是愚昧无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魏源提出的“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是拯救国家的重要思想，并接受和在实践中运用，以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挖掘。

　　左宗棠十分重视人才的挖掘培养，对文武兼备的人才都任用之，视其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根本基础。他在科举考试落榜后，开始研修兵学，在与其兄的家信中写道：“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因思古人无不文武兼资，凡所称名将者，大抵习诗礼而知古今。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可见他通晓古往今来的名将都是能文能武者，绝非等闲之辈。同时，对人才的选拔必须是富有学识的贤良外，兼具备武事之能。他在西北主政期间对官员和民众兴办了许多书院，对不仅设立文学，还开办了武学，并且对善于外国之技能者委以重用，真正做到重品行、重志向、重学识、重健身。

　　4.“整军习武，养气治军”的军事体育观。左宗棠作为一个军事家，他的“整军必先习武”的体育思想为他的军事生涯增添了灿烂光辉，主要体现在农间习武，勤以练兵，志军必先养气，强健体魄等方面。

　　农间习武，勤以练兵。左宗棠十分重视农业和战备，他认为：农耕歇息之时也是练武之时，让所有的民众同练习武，不会因为战争突然到来而惊慌失措，那样不仅输掉了战争，也会使民众失去斗志。同时，不练兵器兵法久而久之生疏，纵使有强健的体格也不得法。这种积极防患于未然的战争准备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

　　治军必先养气。养气实际就是加强身和形的锻炼，使自己在技能上获得提高的同时，也形成高昂的士气。左宗棠认为：战事中双方的输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兵的气势之盛衰，而官兵的强盛气势则要在平时的习武操练和思想教育中完成。1865—1875年十年间，罕匪徒阿古柏入侵并占领新疆全境，1876年夏，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指挥收复新疆之战，其所属部下官兵经过爬山涉水，在严寒酷暑的艰难作战条件下，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用一年多的时间将阿古柏匪军一举歼灭。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并赢得最终胜利，这与清军广大官兵顽强的斗志，高昂的士气是分不开的。

　　注重实战，勤以练兵。左宗棠曾感悟到“有兵不练如同无兵，练之不勤如同没练”的重要性，经常亲临视察练兵场。其中在一次视察操防中，他严厉训斥了清军在“练兵”中的腐败现象，言道：“平日训练，花拳绣腿，但求好看。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势，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体现了他注重实战、勤以练兵军事体育观。

　　心胆兼练。左宗棠不仅强调官兵的体能训练和技能训练，还特别重视士兵的精神士气，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培养和提高心理素质。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督办军政要务时说：一、对军队要“练其技艺”，即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其二，对官兵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即从封建政治教育的角度使将士“知道理，有志气”。他说：“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这里的含义是“练兵之要，先要练心，再练其胆”。应当指出，左宗棠以治心学来治兵，即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武装官兵的思想，这在对付荷枪实弹的外国侵略军时也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指出：“阅刘锦棠所行，俄官文稿声口似涉粗率，然据理辩论，亦不得不尔。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屡接各将领信，均言军威之壮，西域种人实为震慑，甚且谓其能飞。向之以枪炮队称雄者，皆嗒然若丧。盖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有时而穷此矣。此次天威震荡，足令西域闻风胆落，惟威宜养而气不可屡洩。”这说明在近代战争中，武器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更为重要的。在晚清以装备洋枪洋炮为特点的军队近代化过程中，左宗棠能够屡战不殆，且特别能打硬仗，体现了左宗棠所强调的“练心”、“练胆”的军事体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