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湖湘文化是长期以来在湖南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上溯屈原、贾谊，两宋时期，胡安国、胡宏父子把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经朱熹、张轼的大力传播，历经数百年后而至于王夫之，湖湘文化完全形成。

　　湖湘文化典型而集中体现了湖湘精神、湖湘作风和气派，在两千多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湖湘文化逐渐形成了以下精神内核：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关心现实、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传道求仁、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图变求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明风格；重教兴学、磨血育人的民风传统。它曾经在三湘大地上哺育了无数历史风流人物，尤其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他们积极实践湖湘文化的精神，同时又以不懈的努力发扬光大了湖湘文化。其中，湘阴人左宗棠以其跌宕起伏的经历、无人能匹的功绩、毁誉不一的行为在近代湖湘人物中引人注目。正如著名学者钱基博评价他所说“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今年适逢左公诞辰200周年，本文将结合其生平事迹，对左宗棠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湖湘文化孕育了左宗棠

　　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左观澜举家迁居长沙贡院东左氏祠，左宗棠自幼就随父读书，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熙龄。贺熙龄大礼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深受贺氏的影响。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一次，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改道醴陵回安化省亲，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住所时，请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怀着对这位名臣的敬慕之情，挥笔写道：“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这副对联后，“激赏之”，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左宗棠得以与名震天下的陶澍会面，陶澍对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两人从此结为挚友，陶澍正是近代湖湘经世派的奠基人。1843年左宗棠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田70亩，建屋命名“柳庄”，自号“湘上农人”，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中。他在后来与儿子孝宽的家信中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吏部，既无意仕进。”40岁以前，左宗棠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里耕读，直到40岁后，

　　二、左宗棠的言行体现着湖湘文化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左宗棠才走出湖南。由此可见，左宗棠自幼开始就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的种种特点在左宗棠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一）忧国忧民的湖湘文化表现

　　左宗棠很早就对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表现出关注之情，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仅21岁的左宗棠在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后写下《燕台杂感》八首，其“皆忧危之词，若预知天下将乱”。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还曾作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展示了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感。但是，正如《左宗棠评传》作者孙占元所说：“由于左宗棠的出仕是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忧患意识必然带有为清朝的统治而担忧的色彩，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局限性。”左宗棠以“湘水庸才，草茅下士”之身先后担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神机营事务、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并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伯爵。按照惯例，左宗棠几乎每次被加官、封赏都要向朝廷呈递“谢恩折”，以表达他的感激和忠君之情。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但他又超出常人，把忠君思想融入爱国的反抗外敌侵略的新内容，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反侵略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可以说是为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左宗棠克服朝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的重重阻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大军驱除了进犯新疆的阿古柏匪帮，为收复北疆和南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他又亲自率大军抬棺出关，以武力为后盾从俄国侵略者手中索还伊犁，为伊犁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做出了历史贡献。中法战争前后，年过古稀的左宗棠在忠君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又一次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的重任，并战斗到生命的最后。这都是他为中华民族排忧解难，危急关头勇挑重担的体现，也闪耀出湖湘文化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

　　（二）重视教育和提倡耕读家风

　　左宗棠重视教育，每到一地，就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在福州创设“正谊堂书局”修订重印《正谊堂全书》68种，共524卷，为正谊书院题写联语、制定章程；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为《至公堂》题写匾额；对魏源《海国图志》备加推崇，为其再版作序，主张学习西方图富强；写下《学艺说帖》，主张改变重义、重理而轻艺的弊端，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不屑一顾西方长技的现象深为不满，提出认真学习西方技艺。在任陕甘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刊发给学生教材不计其数。收复新疆后不到一年，兴建义塾37处。为便利陕甘考生应试，多次上奏，获准在陕甘乡试、会试予以“分闱”，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他当时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左宗棠深知学生读书不易，常常向书院“添助膏火”，捐赠“廉银”，他还常在休战期间亲临书院，与诸生探讨学问，曾亲自为南菁书院题写了“绎志多忘嗟老大；读书有味且从容”的对联勉励学生。左宗棠对读书与致用的关系极为重视，指出：“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他还告诫儿子孝威“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因此，他强调“多看经世有用之书。”

　　左宗棠一生还努力提倡保持耕读家风，他在为亲族子弟题写的对联中写道：“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加法，有善策还是耕田。”

　　（三）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体现

　　左宗棠把重视农业和水利建设作为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重要手段来看待，早年在家栽桑种茶改良农作物品种，在西北期间，他在陕西甘肃新疆一路植树，优化边疆生态环境，是开发大西北的先躯者和大功臣。光是陕西长武境内到甘肃会宁的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树就有约264000株，河西仅永登县境内就有约78000株，河西各县沿路除沙碛外都种了不少杨树、柳树，还有榆树、槐树，这便是后人常说的“左公柳”。尤为可贵的是，左宗棠并不是司职河工水利的大臣，却在几十来间兴修了众多重大水利工程：在陕西，修治了西安郑国旧渠，使“关陇创此永利”；在泾水上源开沟渠、设闸；在宁夏，他多次拨款给地方兴修水利，使宁夏“干渠二十多道，支渠一百四十多道，灌田八十多万亩”；在甘肃张掖，开渠7道又修复马子渠56里，灌田6800亩；在肃州临水河修筑七大坝；在抚彝厅开挖渠道，支银1775两，疏通灌溉渠发展农业；着令部将王德榜引抹邦河水溉田；修复西宁府城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创修碾伯、栖弯堡沟渠二十余里；在河州新甲集新挖水渠四十余里并祁家集水渠一道；狄道州修旧渠两道；令下属陶模在秦州引渭河之水，开凿陈家渠、张杨家渠、河边渠等四道，灌田数千亩；在新疆哈密修了城子渠，并镇西厅之大泉东渠，迪化之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长渠，奇台各渠等等；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并疏通了东西大渠。“皆以兵工所修，其雇民力者给以工资”。在哈密重修石城子渠，使哈密一带实现屯田近二万亩，每年“获军粮数千石”。除北疆外，左宗棠在南疆也劝导“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到1880年左宗棠调离西北时新疆已修筑竣工的较大水渠有：乌鲁木齐的永丰渠（共三渠），总长120里；太平渠（共三渠）总长160里；地窝堡、九家湾的三道渠共长21余里；库车修渠二道长10里；库尔楚修河道40里；开凿大连、小连、萼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160里；在喀喇沙尔修渠11道，共长30里。到1881年喀喇沙尔河修治完工。左宗棠入京后立即治理水患不断的永定河和桑乾河，带病督工。任两江总督后，立即视察水利，治理淮河。克服了极大的工程困难，终于完成了“历代只有口头议论，实际施工则畏难却步”的朱家山和赤水湖两大水利枢纽。左宗棠从潼关开始西到嘉峪关大力筑路，横贯陕甘两省，全长3000余里。路随地形转移，路面宽阔，一般为3丈～10丈，最宽处30丈。在甘肃东北、甘肃西南以及到青海大通、湟源等地也修路，这些举动都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不尚空谈的经世致用精神。

　　左宗棠还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开拓者之一，左宗棠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和兰州织呢局，他的“求强”‘“求富”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主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岂能傲以无也。”他还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方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左宗棠平生尊崇儒学，服膺程朱理学，但也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由左宗棠亲自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与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学堂建立之初，遭遇重重阻力，左宗棠对内阁学士宋晋停造轮船的谬论予以驳斥，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论证了船政局不可撤的理由，肯定了船政学堂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左宗棠还倡导把外国教师请进来教导中国学生，同时主张将中国学生派往国外留学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经左宗棠、等的积极倡议，福州船政学堂于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3月）挑选出30名毕业生分赴英国、法国学习轮船的制造和驾驶，开创了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先河。除福州船政学堂外，左宗棠还于光绪八年（1882年）为南洋接设电线、设立“同文电学馆”积极筹画，他一面“饬派教习，招募生徒，学习电学，打报事宜；一面派委员赴沪，向大北公司采购各项机器料物。”这是左宗棠兴办的又一新式学堂。左宗棠还创办过兰州织呢局等民用工业。左宗棠在洋务运动和兴办教育中的卓越表现既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体现了湖湘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明风格。

　　结语

　　总之，左宗棠一生的为人与做事都与湖湘文化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他一生的成败得失都与湖湘文化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可以说湖湘文化哺育了左宗棠，左宗棠用他一生的行动和历史功绩诠释了湖湘文化的内涵，为湖湘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